从“同桌的你”到“同台的你”，这样神奇又浪漫的一幕，发生在指挥家余隆和小提琴家李伟纲身上。

虽然，李伟纲很早就以客座首席的身份坐进上海交响乐团，然而，以独奏家的身份和余隆同台，还是第一次。

11月12日晚在上海交响音乐厅，巴伯的一首《小提琴协奏曲》实现了二人的夙愿，这也是李伟纲首次以独奏家的身份公演这首名曲。当晚，陈其钢的二胡协奏曲《逝去的时光》也由二胡演奏家陆轶文奏响，和巴伯的《小提琴协奏曲》完成了一场跨越东西方的弓弦对话。

“平时大家各忙各的，也没碰到合适的合作机会。”余隆很感慨，两人的演出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兜兜转转一大圈，最后，他们又回到家乡上海，完成了这场跨越半个世纪的音乐之约。

“他说，咱们不急，慢慢来，我一听就感觉很舒服。”李伟纲这样形容排练时的感受。余隆自觉脾气不好，尤其排练时会很较真，但和李伟纲排练，他特别高兴，非常享受，“感情分肯定有，但感情还是建立在职业的基础上。”

余隆和李伟纲排练巴伯《小提琴协奏曲》

余隆和李伟纲同台演出巴伯《小提琴协奏曲》

三岁开始的深情厚谊

“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小时候，李伟纲的哥哥（李宏刚）一直带我们玩。他们练琴练得好，所以他们当了演奏家，我琴练得不好，只能当指挥了。”余隆笑说。

李伟纲出生在音乐世家，外公陈宗晖是小提琴家，母亲陈慧尔同样是小提琴家，1957年至1992年一直在上海交响乐团工作，退休了也常买票来听上交的音乐会。

余隆骨子里也有音乐的基因，外公丁善德是作曲家、钢琴家，还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副院长，他从小就在外公的膝下长大。

余隆和李伟纲同岁，3岁开始同住衡山路的家属楼，一个一楼，一个二楼，打小一起玩泥巴。后来，两人还同在永嘉新村小学和市二中学读书，一年级更是同班同桌。

1978年，14岁的李伟纲考取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余隆特地陪好兄弟去了长风公园庆祝。那时，去长风公园堪称“奢侈”，差不多一年一次，只有春游之类的大事才会去。

李伟纲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总是乖乖练琴，调皮的程度很有限。余隆就不一样了，校外的他爬墙上树，抓蛐蛐，抓知了，校内的他也是活跃分子，常组织大家出黑板报、表演话剧，“从小就没个安分，不务正业呗，伟纲练琴是很认真的，坚持不被我诱惑。”

大学时，两人同在上海音乐学院，一个修小提琴，一个学指挥。

1983年，李伟纲和哥哥李宏刚，以及上海音乐学院的另外两位小伙伴组建了上海四重奏，两年后在英国朴茨茅斯国际四重奏比赛斩获第二名，不仅上了《人民音乐》的封面，还获得文化部颁发的勋章，名噪一时。

李伟纲成名要比余隆早得多，但余隆并不觉得有压力，“大家差不多的时候，人家比你好，你会有压力，但当人家比你好很多时，你反而一点压力也没有，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

1987年，余隆远赴德国柏林高等艺术大学求学，而这时的李伟纲也进入美国茱莉亚学院深造，两人从此天各一方，整整有八年时间没见面。

李伟纲还记得，重逢的那天是1994年，他住在大提琴家王健在纽约的家里，晚上11点多接到小提琴家徐惟聆的电话，让他猜猜谁来了，“原来余隆在！我都准备睡觉了，马上爬起来，打了个车去他的酒店。”

幼年的余隆（左）和李伟纲（中）、李宏刚（右）

余隆（左）和李伟纲在长风公园

五十多年的惺惺相惜

1998年，远在美国的李伟纲听说余隆发起创办了北京国际音乐节，很惊讶，“年纪跟我一样，他怎么有这么大的能量？这不是几句豪言壮语就能办成的事。我是肯定没有这个才能的。”23年过去了，北京国际音乐节已经成为中国最负盛名的音乐节。

2009年，余隆成为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同年，他便专程赴纽约找到上海四重奏，聘请他们担任上海交响乐团的客座首席。在余隆看来，交响乐团就是一个规模更大的室内乐团，他希望上海四重奏能够进一步带动上海交响乐团的职业化。

余隆和李伟纲接受记者采访以客座首席的身份，坐进陪伴自己长大的上海交响乐团，李伟纲感觉很亲切，“好像我妈就坐我旁边。”

“他是一个想做事情的人。”这些年，李伟纲眼见着老友的壮志一个个实现，很多时候做得比想象中的还要好，“没有他，中国的古典音乐行业不会是现在这番模样，中国的音乐家、喜欢音乐的观众都应该感谢他。”

“他老说想退休，我看也就是说说。我太太老说，没见过像你这么忙的人，我说有哇，余隆啊，忙得都不正常了。”李伟纲调侃老友，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第二天起来依然精神抖擞，精力旺盛也是一种天赋，“他很聪明，非常注重细节，典型的巨蟹座，是一个出色的管理者。而且，他还要上台指挥，曲目量非常大，人家要学50遍，他可能10遍就记住了，脑子很好使。”

李伟纲和余隆今年都57岁了。如今，余隆的注意力逐渐转向中国年轻一代音乐人的培养。李伟纲一样，虽然仍旧奋战在演出一线，状态也很不错，但教育占了他一半的工作重心，甚至越来越重，为中国培养下一代音乐人的想法愈发浓烈。

当被问及他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时，余隆脱口而出的是让中国音乐走向世界，“你得有好作品、好技术，还得有有感染力的演奏，你的文化才能有说服力地传递给别人。在这方面，我们这一代人，包括作曲家陈其钢在内，都做了大量工作，做得很到位。”

另外一点便是薪火相传，看到青年一代不断成长，“我们肯定不是终点，只是递交接力棒的，只不过跑的时候加了点速度，把秒数提前了，真正拿冠军的应该在后面。”余隆很开心，在“90后”二胡演奏家陆轶文等人身上，他看到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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