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央视春晚舞台后,董卿变得更加“多元”与“立体”。
《朗读者》之后,董卿俨然成为所谓成功人士的“范本”。如今再讲起她,舆论多以“央视一姐”、“国民女神”等标签定义她的优秀。
对此,董卿说:“千万不要神化我,我也有很多个崩溃、痛哭、发脾气的时刻。”
她说,自己一直都是含着泪奔跑的人。
董卿时常讲起父母,工作之外,这是她为数不多愿意和外界公开讨论的话题。
在董卿的描述里,“父亲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严厉的人”,严厉到她一度怀疑自己并非亲生。
1973年,董卿出生在上海。
父亲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母亲则是同校物理系的高材生。成长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董卿从小便被耳提面命地教导:读书要刻苦,做事要认真。
孩童时代的董卿极少有机会和同伴外出,因为每到周末或假期时,母亲都会列出一张书单。
她不仅要在规定时间内读完名列其中的书,还要将读物中出现的成语抄写下来:
“我那时候甚至不知道成语是什么。爸爸说四个字的都叫成语,于是有一次我就把‘回维也纳’抄在了本子上,结果还挨了骂。”
在董卿上小学时,由于父亲工作调动,她随着家人离开上海到安徽生活。
新住处紧挨着学校,董爸爸便会在天不亮时将熟睡的女儿叫醒,“然后扔到操场上跑圈”。
如果不能在师生出操前跑完1000米,那她就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锻炼任务,“整个学校的人好像都看着你,感觉自己特傻”。
成长于父亲的严苛教育之下,董卿自认与快乐无缘。
很多时候一家三口正吃着饭,父亲就会从一个话题引申到董卿身上,然后滔滔不绝地教育起女儿,“这里错了,那里还可以更好,没有一句是表扬,所以我总是一边哭,一边吃饭”。
在尚未成为合格的成年人之前,董卿与父亲的互动像极了一场单方输出的“战役”,爸爸说她听,且不能有任何的反驳。
父亲崇尚努力可以改变一切,于是便也如此要求董卿。
他不允许女儿打扮,甚至不喜欢她留长发、照镜子。因为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分散注意力的事情,“非常耽误读书学习”。
有一次,董卿的妈妈买了一块新布料,打算为女儿做一件新衣裳。正当母女二人兴高采烈地讨论如何裁剪时,父亲忽然用略显严肃的语气问:
“把旧衣服改一改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买新布料?”
“马铃薯再怎么打扮都是土豆”,在父亲的眼里,董卿就是那些无需包装的“小土豆”,与其花心思打扮自己,倒不如多读书充实心灵,若实在觉得枯燥,那可以去社会实践里找乐趣。
从初中毕业之后,董卿对于寒暑假的印象,便只剩下两个字——打工。
当时董爸爸在报社工作,借着工作认识了各行各业的人。每到女儿放长假前,他都会拨通朋友们的电话,开场白永远都是:
“你那里需要员工吗?我女儿放假了,可以去帮忙,不要钱。”
从15岁开始,董卿每个假期都穿梭在父亲安排的社会实践里。几年中,她在广播站里做过播音员,还到饭馆当过服务生、洗碗碟。
彼时,她的工资是1天1元钱,靠着这些酬劳,她买了生命中的第一辆自行车。
劳动光荣,因为可以换来收获。但劳动也辛苦,尤其对于还活在象牙塔里的董卿来讲,那简直是痛苦。
在一个夏天,董卿被父亲安排进宾馆做清洁人员。当时她的工作是打扫10个房间,并将屋里的20张床的床单、被罩全部更换。
那一天,董卿望着凌乱的房间手足无措。她根本不知道整理工作该从哪里开始,甚至没有力气抬起厚重的席梦思床垫。
宾馆主管视察工作时,发现她一上午只完成了2间房的工作任务,略显无奈地问:
“小姑娘,别人10间房都干完了,你这样下去,还要不要吃饭了?”
董卿觉得丢人,低着头不说话,手却不敢停下来。到了午饭时间,她听见门外脚步阵阵,便知道大家已开始午休,一股委屈瞬间涌上心头。
这时她抬起头,恰好看见前来视察工作的父亲站在门口。父女四目相对,董卿开始放声大哭,“太累了,我真的太累了”。
看见崩溃的女儿,严格的父亲没有心软,他只是摸了摸孩子的头,然后说:
“再坚持一下吧。”
在那个极度悲伤的午后,父亲并不温柔的劝解,甚至算不上安慰。
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务实与严谨,贯穿了董卿父亲的整个职业生涯,并在其心中扎根,成长为一颗参天大树。
待到董卿出生时,这棵大树庇护着她长大,同时也在她的童年投下一大片阴影。
年少时董卿不懂父亲的苛刻,甚至还会绝望到坐在阳台上写下“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她将儿时的自己比喻成“轮子上的仓鼠”——一直在奔跑,却始终逃不出他人设置的桎梏。
上大学对于董卿来讲是一场期待已久的逃离。
1991年,18岁的董卿考入浙江艺术学校。此前,父母一直希望女儿做学术,她却偏偏热爱艺术。
去艺校报到那天,董卿的父亲算不上开心,他很多时候是沉默的,与女儿分别前才主动说了几句话。
彼时,董卿还沉浸在脱离“恶魔管制”的兴奋中,不停催促着父亲赶紧回家。或许是听出了女儿的不耐烦,父亲看了看她,轻声说了句“那你小心点”,便转身离开了。
夕阳西下时,董卿看着父亲的背影渐渐远去,却没有读懂他的落寞和不舍。
彼时,她将父亲的转身看做是一场“解放”,寓意着接下来的生活不再有唠叨和训斥。
那时候,董卿以为成长不过是从家走向大学。直到很多年后,当她再一次看到父母的背影,她才终于明白,“长大”也是一场目送父母老去的别离。
董卿第一次清晰感知到“想念”,是在远离家乡到北京打拼时。
那时候她刚刚在央视站稳脚跟,经常奔波在各个城市的晚会现场。
在南方某小镇录制《欢乐中国行》时,董卿发现工作地离父母当时居住的地方不过一小时车程。
想着父母从未在现场看过自己演出,“而且开车过来很方便”,她便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将二老喊到了活动现场。
直播前的准备工作紧张且混乱,董卿作为主持人忙得一刻不停,看到风尘仆仆赶来的父母,她只匆匆说了“你们坐”,便转身投入到后续的工作中。
那天董卿站在台上,一边注视着台下几万名观众,一边也在搜寻父母的身影。
十一月的晚风满是凉意,节目的录制场地在室外,整整3个小时,父母一直坐在台下,静静地陪着女儿完成了工作。
工作结束时已是深夜十一点,董卿在酒店大堂再次见到了父母,并劝说他们留宿一夜。可母亲却摆摆手说:“不住了,你太辛苦了,好好休息吧。”
临走前,母亲将一直紧紧攥在手里的红色塑料袋递给了女儿。回到房间,董卿打开袋子,里面是一个铝制饭盒,里面装着早已凉透的阿胶:
“那一刻我特别后悔,也特别特别想念她们。”
在那个夜深人静的夜晚,累了一天的董卿躺在床上,却没有丝毫睡意。
她想起父母因担心给女儿添麻烦,在自己外出工作的10年,竟一次都没有到过北京。
也记起有一次父亲隐瞒病情独自去医院,问及原因对方只说“害怕打扰你,所以没有告诉你。”
“我发现父母开始看我的脸色了,他们跟我说话也小心翼翼了,那一刻我就知道,他们真的老了。”
那天之后,董卿越来越恋家。
2007年,董卿决定暂缓部分工作,进入上海戏剧学院完成艺术硕士学业。
当时,她已成功主持了春节联欢晚会,事业处于飞速发展阶段。学业与事业的双重压力时常让她感到心力交瘁,可即便如此,她仍觉得十分幸福。
因为这是她参加工作之后,为数不多可以在家乡与父母共同生活的日子。
这时候的董卿可以时常回家看看。
尽管手中有钥匙,可在开启一楼单元门时,她仍喜欢摁响呼叫铃,这可以提醒母亲女儿回家了,也是一种团圆的仪式感:
“每次单元门打开后,母亲就会站在楼梯口望着我上楼。”
董卿说,那大概是她最满足的时刻,最思念的人就在眼前,她抬头便可以看到。
董卿喜欢独处,因为她觉得那样会更容易听见心底的声音。
所以她不喜欢应酬,也很少参加聚会。
但她唯独对18岁那年寒假的一场“酒局”念念不忘,以至于日后每次提起,她都热泪盈眶。
那是董卿离家念书后的第一个寒假,父亲主动要“吃顿好的”。一家三口在饭店找了个安静的角落,话还没说几句,父亲便举起盛满白酒的酒杯对女儿说:
“从前是我太严厉了,有不对的地方,你别往心里去。”
没有了往日的苛责和训导,董卿第一次在父亲的眼中看见了愧疚与小心翼翼,她举着酒杯,许多话如鲠在喉。
从前她不喜欢父亲的严厉,时常以各种方式与其对抗。可如今,当一向强硬的父亲变得温柔,她竟感受到了莫名的心酸和悲伤。
“世间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倾其所有地爱你,除了父母。”
那一夜,董卿与父亲聊了许久,他们哭着、笑着,饮尽了一瓶白酒。
她与过去很多事情和解了,那些父母强塞给她的书单、好像永远跑不完的跑道、疲累不堪的假期工作,以及琐碎日子里的喋喋不休……
她忽然理解了父亲,也理解了所有的父母:
“现在回想,父亲让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对……我认同我父亲的教育方式,虽然我当时受了很多委屈,但我现在回想起来,没什么不好,他让我成为一个内心很强大的孩子。”
后来,那个只有一家三口的酒局,成了董卿日后不断奔跑的原动力。
她全然接受了从前不认同的,与父亲一模一样的性格特质。她为刻在基因里的严谨与勤勉骄傲,仿佛一位“天生的追梦人”。
从艺校毕业后,董卿进入上海电视台当了几年外景主持人,而后因表现不俗,获得了诸多采访明星的机会。
在上海工作时,董卿采访张国荣
小有名气后,她又接受了央视递来的橄榄枝,一路北上加入西部频道(已停播,现已成为CCTV-12)。
2005年,32岁的董卿首次亮相春晚,正式踏入央视一号演播厅,从此一步步从画面边缘,走向舞台中央。
2005年央视春晚,董卿首次登台的第一个镜头
董卿越来越忙。
儿时她形容自己是奔跑在轮子里的仓鼠,而今她变成了奔波在各大主持现场的“永动机”。
工作量随着知名度不断累积,最忙碌时她每年要主持超过130场晚会,每天工作时长超过14个小时,一年至少有500个小时在飞机、汽车上度过……每天不是在主持节目,就是在准备主持节目。
2009年春晚,董卿在介绍马东出场时,误将其姓名说成了“马先生的儿子马季”。彼时她丝毫没有察觉,直到直播结束后听到同事的安慰,她才猛然发觉。
对于这次口误,周遭人表示谅解,因为任何人都会犯错,可对于永远不会放自己一马的董卿来讲,这便是“天大的错误”。
那一夜,董卿缺席了直播结束后的庆功宴。在大年初一的凌晨,她一个人迎着寒风回了家,沉默着吃完了一份速冻饺子,然后在睡醒睁开眼睛的瞬间泪流满面:
“我觉得那么成功的一场晚会,全都被我一个人毁了。”
【此处插入视频】
董卿口误
将“马东”介绍为“马先生的儿子,马季”
一刻不停地前进让她饱尝收获的满足与喜悦,她享受掌控舞台的感觉,所以在意外来临时才会不知所措。
后来董卿更加努力了,她认为自己是为“工作而生”,“每天收工之后就会特别空虚、失落,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沿着父亲从前走过的路,董卿完美复刻着他的勤勉。
她热爱这种不停生长的激情,以为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奋斗”,可岁月却在此时提醒她:
成长是“前进”,但偶尔也要回过头,看看来时的路。
在董卿刚好40岁那年,她终于感受到了倦怠。
她隐约觉得自己对待工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上台不再有激情,我开始套着模板主持了”。
停下休整的念头在她的脑海中反复闪过,直至听到母亲的话,才终于坚定。
在一次闲聊中,母亲对董卿说:
“爸爸、妈妈早晚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董卿说,在那一刻她忽然很难过,她发现母亲鬓间的白发和脸上的皱纹已变得极为明显。
原来,在自己奋力奔跑的岁月里,那些最爱她的人,已经这样苍老了。“她让我觉得,我必须也为她做点什么,至少让她放心吧”。
这次谈话后不久,董卿选择暂停工作出国留学。
她为原本飞速前进的日子踩下了急刹车,而后因为惯性被撞得鼻青脸肿。
在退出公众视野的日子里,她第一次失去了对生活的掌控。
离开了熟悉的生活和工作,董卿开始为柴米油盐发愁。鸡毛蒜皮填充着生活,让她发现很多事情自己根本应付不来。
“那时候,我经常晚上睡不着,一个人坐在地上流泪。我感到恐慌,因为我知道自己放掉了什么,却根本看不见会得到什么。”
2017年央视春晚,董卿于舞台上的最后一个镜头
她陷入了自我怀疑,并且患得患失,她弄丢了一切激情与动力,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沮丧和失落。
出国前她问自己,敢不敢和从前做个了断,答案是肯定的。
那这之后呢?
董卿想,“了断”不该是停滞,而应该是寻找新的起点,而后继续奔跑。
2016年,董卿拿着两张纸找到了中央电视台,而纸上写着的,正是《朗读者》的策划案。
没有任何争议,该项目在此后的讨论会中全票通过,董卿也在那一天从主持人变成了制作人。
“一个念头在脑中,两页策划在手上,三个散兵起步,四处磕头化缘。”
董卿如此形容《朗读者》筹建之初的状况。
在为其奔波的一年,上到寻找赞助、嘉宾邀请、主题拟定、文案撰写,下到舞台搭建、地板选择、灯光布景……
为了将纸上的策划变成现实,董卿参与了制作节目的每一个环节,喋喋不休地向每一个问询的人,讲述心中对于新节目的构想。
“筹备(节目)的时候哭得更多,经常眼看着事情要成了,结果又不成,一次又一次,觉得怎么就这么难呢!一个人坐在地上哭,哭完继续干。”
董卿在幕后筹备《朗读者》时期
无数个时刻,董卿都已在绝望的边缘徘徊,可无论如何,在太阳重新升起时,她仍会微笑着准时出现在会议室里,安排接下来的工作。
这是她的习惯,也是从小到大父亲告诉她的道理:
向前跑,哪怕短暂失望、迷失;别停下,因为远处一定是灯火通明。
2017年1月8日,《朗读者》开始第一场录制。
此前董卿不断用“若真心渴望做成一件事,那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激励自己,而在那一天,她终于看见了宇宙的形状。
董卿在《朗读者》的第一个出场镜头
在那个她亲自构建出的“朗读星球”里,她读动人的字句,也听动人的故事。
她开始不断为别人的故事热泪盈眶。
采访吴孟超院士时,董卿在朗读护士长写给吴院士的信时几度哽咽:
“如果哪一天我真的在手术室里倒下了,你知道我是爱干净的,记得把我擦干净,不要让别人看见我一脸汗的样子。”
董卿读护士长写给吴孟超的信泪流满面
那一天,96岁的吴孟超院士坐在轮椅上,双手因长期握手术刀已变形,他看着董卿哭红的双眼说:
“人啊,总有生命终点的,不可能你活1000岁,到时候不行了,就走了,这是自然现象。但是我总觉得,每天要在工作当中度过,不浪费时间。”
在节目的最后,老人家与学生、患者一起朗读了《念你们的名字》:
“孩子们,让别人去享受‘人上人’的荣耀,我只祈求你们善尽‘人中人’的天职。某些医生永远只能收到医疗费。我愿你们收到更多——别人的感念。”
节目播出后3年,2021年5月22日,吴孟超院士于上海逝世,享年99岁。
与许渊冲先生一同朗读时,董卿将他的夫人照君也请到了节目现场,老两口一同笑着、读着、回忆着。
节目录制结束后一年后,照君去世,许渊冲也在2021年6月17日走出时间。
许渊冲、照君夫妇录制《朗读者》剧照
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许渊冲将与爱人录制《朗读者》的花絮照片,摆在书架最中间的位置:
老来多健忘,唯不忘相思。晚一点,他们在天上相见。
董卿回忆许渊冲录制细节落泪
记得在节目录制“眼泪”主题时,斯琴高娃哽咽着朗读《写给母亲》,而后说:
“我们大家都有爹,有娘,而有人包括我自己,爹娘都走了。我希望在座的很多,如果你们的爹娘还健在的话,从现在做起不晚。好好地爱他们,好好地伺候他们,好好地哄哄他们,别太多的犟嘴,不然的话后悔来不及。”
也许是触碰到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在听完斯琴高娃的话后,董卿站在舞台上哭了很久,她说:
“妈妈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让我们不顾一切、不考虑任何角色形象地,把最真实的自己还原的人,可是我们没有考虑她的感受。”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的这段朗读,能够给大家带去一点感触和启发,我觉得这也是节目的一点点的作用吧。”
董卿听见斯琴高娃的话泪流满面
在《朗读者》首期节目播出后,董卿收到了一条来自父亲的长短信。
在那条消息中,面对女儿主持春晚也只说了一句“马马虎虎”的父亲,第一次对女儿讲出了赞许的话,他说:“我终于知道你想做的是什么了,我为你感到骄傲。”
这些年,董卿依旧在奔跑,姿态却越来越松弛。她仍然习惯为一个目标全力以赴,却不再执拗地只求成功。
她说,自己用了10年的时间,才和心中的理想和解。
从前她喜欢主持,因为她觉得那只是一份工作,可以满足她“穿得很漂亮,光鲜亮丽地站在舞台上”的愿望;
后来她热爱这份工作,因为她已然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能让这么多人聚集在同一方舞台里讲述人生中的酸甜苦辣,而后感知生命的悲欢离合,“我何德何能”。
结束《朗读者》第二季所有拍摄任务时已是凌晨。
在所有工作人员悉数离开后,董卿没有回家。她静静地坐在地上,看着舞台被工人师傅一点点拆除。
等到远方天空渐渐明朗时,她起身走出演播厅,新的一天开始了。
作者 - 陆六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