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铭《红牵牛》

从古城绍兴走出来的张桂铭

《惊艳——张桂铭艺术回顾展》（2024年8月30日—10月7日）在海派艺术馆的举办，是一种纪念，更是一种致敬。展览现场所呈现的不仅有一种令人惊艳、震撼的艺术性，也有相当丰厚的理论性、学术性与文献性。

我与张桂铭相识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是在程十发先生的家中。他高高的个子，谦和的笑容，睿智的谈吐及一口绍兴腔的上海话，使我和他一见如故。记得在1986年的首届“海平线画展”上，我在众多的展品中见到他的《寒林独步》等四幅画作，尽管还保留着新浙派人物画的底蕴，但在人物造型、笔墨线条、色彩运用上已产生了视觉的冲击力、审美的兴奋感与创新的独特性。

从古城绍兴走出来的张桂铭，自小就喜爱涂鸦，山阴道上那斑斓的秋色，鉴湖水中那青碧的荷叶，老宅小院里那红艳的柿子，还有会稽山峰谷间绚丽的朝霞等，使他产生无限的遐想。而从自家小酒务桥走一会儿，就到了那个“两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的青藤书屋。虽然这个叫徐文长的人早已远去，但他那狂放的笔墨、恣肆的构图，激发了这个小小少年的憧憬。对于画画，他似乎有着难舍难解的情，有着前世今生的缘。读初三那年，他的漫画《莫名其妙》在上海的《少年文艺》上发表了。后来，他成了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的学生；在景色旖旎、风光明媚的西子湖畔他如鱼得水，师从一代名家潘天寿、顾生岳、周昌谷、方增先、吴茀之、诸乐三、陆维钊等，受到了严格而系统的训练及深入而独到的传授，成就了他学院派正宗而扎实的功底。

张桂铭人物画

张桂铭为人友善，处世低调，其内心的艺术理想与专业精神，却是相当高迈而执着。1984年在第六届全国美展中，他的《画家齐白石》获得铜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这是一幅笔墨精湛细腻、造型精到严谨、形象生动传神的人物画，系新浙派人物画在新时期的代表作，凸显了这个画派的艺术风采及笔墨魅力。但这张画还具有一种转折意义，是向一个画派的敬礼与告别。在1986年首届“海平线画展”前，张桂铭即投身风云际会的“85美术新潮”，他和杨正新、陈家泠一起成为画坛的“海上三剑客”，从而标志着新海派画家群的真正崛起。

海派绘画“三剑客”

张桂铭作为画坛“海上三剑客”之一，他在创新之初也曾遭到过一些非议，如有人说他画的是“儿童画”“花布头”“糖纸头”等等。当时上海中国画院的院长程十发很支持他，真诚地鼓励他：“我就是一生追求不一样，你这是在走自己的路，探索下去会有成果的。”那时张桂铭的家还在复兴中路一幢老公房的六楼，他在客厅的顶头隔出一个狭长条的小画室，在我和他谈起别人对他的一些议论时，他挺淡定地讲：“要创新，就会遭受非议。既然作为‘海上三剑客’，作为剑客嘛，就得接受挑战！”为此，他专门请韩天衡为他刻了一方“求索”印。

古老的《周易》早就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张桂铭奋力寻找属于自己的绘画语言、造型构图、色彩要素、表现符号及审美语境，最终拥有了自己的风格话语权和图式专利号。

张桂铭画瓶花

构图。色彩。线条。符号。张桂铭的变法谱系不是一种局部的、微调式的改变，而是一种整体的、全方位的突破。既是对传统的表现模式的颠覆，亦是对沿袭的笔墨程序的叛逆。其呼唤或践行的是一种崭新的绘画理念，其孕育或推崇的是一种突变的视觉形态。唯其如此，这位海上画坛的“剑客”才给艺坛带来了“石破天惊”的震撼，才在画坛产生了“惊世骇俗”的效应。

张桂铭是有学者气质的，他认为：绘画，首先是构图。即对所要表现对象的内容与形式进行组合和对应，构成与互动——对反映的物象进行章法处理、空间安排和视觉构成。张桂铭的大胆和智慧就是以构图为突破口，他解构了传统的层次结构式和惯性的位置经营法，将表现的对象、反映的物象、展示的意象和视觉的图象，同置共容于一个平面空间，聚集归纳在一个层面推出，完全舍弃了三维体式，彻底压缩了前后景深感。你看他的花鸟画、人物画、山水画乃至其后创作的戏剧画，均是聚集在纷繁而有序、变幻而生动的平面视点上，由此而把中景、远景、深处、浅处的景象，全部在一个图式上华丽展示和精彩展开，从根本上强化并提升你的审美兴奋与体验感悟。

英国学者特伦斯·霍克斯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中曾说：“这种思维方式对结构的感知和描绘极为关注。”张桂铭正是通过把花鸟画中瑰丽的花、青翠的叶、虬劲的枝、斑斓的瓶，人物画中妩媚的脸、丰满的身、婀娜的手、秀美的腿，山水画中奇崛的峰、恬静的谷、险峻的崖、清亮的溪、洁白的云等，一下子集结推到你的面前，如电影中的特定镜头，从而给人以一当十的多极审美快乐和由此及彼的多元欣赏快感。这是因为：“结构不是静态的。支配结构的规律活动着。从而使结构不仅形成结构，而且起构成作用。”（让·皮亚杰《结构主义》）。由此可见，张桂铭的这种解构所推出的图式平面，产生了结构的整合性之美，构成性之美、转换性之美和灵动性之美。

从马蒂斯到米罗

张桂铭的中国画是科班出身，有着深厚的传统功力与全面的笔墨造诣，但在此基础上，他却能融汇东西，取法多元。1984年出访德国，他自己说：“我在德国看了许多博物馆和美术馆，看到很多西方大师的原作，包括印象派作品，还有毕加索、马蒂斯及以后的现代派作品。”这其中他对马蒂斯和米罗的作品印象很深。他认为马蒂斯作为野兽派的代表，他的用色强悍、浓郁、集中、响亮，而超现实主义领军米罗的线条则灵动、奇崛、变幻、飘逸。张桂铭由此也形成了自己的色彩谱系、线条阵容。

张桂铭画山水

色彩，是张桂铭绘画一面亮丽的旗帜，一种华彩的乐章。他的绘画作品有着鲜明强烈的内容和独特缤纷的形式美。为了寻找到和自己的构图相对应的色彩，张桂铭别出新意地使之色块化与色板化，用色凝重、浓烈、丰厚、艳丽、明亮，讲究对比、反差、跳跃、碰撞、协调。在当代画苑，像他这样敢于用色、巧于用色、善于用色，并真正达到五彩旖旎的画面效果，展示五色斑斓的审美冲击的画家鲜有其人。他无论是画花卉、蔬果、鸟禽，还是山水人物、戏剧等，均用色块和色板的组合，将民间古典的“填彩法”与宫廷院体的“重彩法”发挥到了极致，使色彩效果饱满丰茂而华润雍容。色板化，是将几种色彩组合在一个板块，多元组合，多彩相映，使色彩效应富丽璀璨。同时，他将西方画派的色彩理念与技法融会贯通，如将印象派色彩的变幻朦胧、野兽派色彩的瑰丽郁勃、立体派色彩的凝重浑朴组合在一起，呈现一种极有现代意识感的色彩，从而真正开创出现代意义上的海派城市绘画图式。

张桂铭与米罗颇有缘分，也许他们有种心灵上的感应和观念上的暗合。米罗曾把自己的绘画幽默地称为“线条的漫步”，信笔涂抹，我行我素。而张桂铭对线条的态度却是相当虔诚的，他自幼喜好书法，及长乃至成名后，依然临池学书。他曾深有感悟地讲：“书法是一种童子功。”从谢赫的“骨法说”到石涛的“一画说”，综观张桂铭画中的线条，不仅起着空间延伸、勾勒造型和设阵布势的作用，其枯涩浓淡、曲直回旋，还达到了纯任自然而达意畅情的境界。也因此，张桂铭自信地把自己的绘画称之为“线条的舞蹈”。

那最后的五只和平鸽

《惊艳——张桂铭艺术回顾展》的最后，有一张“张桂铭先生造像”（与张培础合作，下图），这是一幅充满着悲情叙事的画。张培础系张桂铭的好友，应张桂铭之邀为他画了一幅肖像，画面上张桂铭端坐在红木圈椅中，笔触细腻、形神兼备。特别是张桂铭的眼神颇具内涵，似在凝视，又似在沉思。张桂铭椅边的茶几上，堆着厚厚的一大摞书，他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张培础于2014年9月20日画好此幅肖像后，交给张桂铭补景，但令人遗憾的是张桂铭却于9月22日凌晨归道山了。张培础后在张桂铭的画桌上发现有五只张桂铭画的和平鸽，并已剪出小样。原来，张桂铭创作一直相当严谨，他有时会把要画的图像剪出来，然后试放在画上看效果。为此，张培础只能按照老友的意愿，含泪将和平鸽移画在此幅肖像画的上方。

张桂铭绘画的构图造型、色彩肌理、线条挥洒作为一个构成系列，其最终的表现特征是抽象的符号化，这也是张桂铭最具标志意义的最有个性价值的绘画语言。符号的表现形式是变形、夸张、模拟，其表现内容是概括、象征、借代、隐喻等，这实际上是形式与内容的互补与互动、变汇与通融。中国书法中的狂草书，中国绘画中的写意画，是颇有符号化倾向的。而民间艺术中的脸谱、皮影、灶画等的符号化表现得更简约、更率真，也更可爱。

张桂铭在寻找或是构建自己的绘画符号化时，是变古通今、纳中汇西的，既在“拟与不拟”之间，又在“像又不像”之中。由此形成了自己符号语言的融通化与载体化、符号表现的象征性与想象性。中国古代有位学者颜延之，提出了绘画的三概念：图识、图形、图理。而张桂铭的符号化，也即这“识、形、理”的中介与载体。如他的瓶花系列、花枝系列、人体系列、山水系列等，在构图、色彩、线条乃至语境上，均以符号化贯穿、诠释。作品《青莲》《荷塘小鸟》《鱼瓶》《山恋》《戏剧人物：村姑》《天地悠悠》等，其瑰丽多姿、迁想妙得的图式展示，产生了强健的审美张力和丰沛的浪漫想象。

是的，这变形而抽象的最后的五只和平鸽，极有象征意义与符号意义，寄托着张桂铭毕生的追求与向往，飞向诗与远方。

作者：王琪森

文：王琪森编辑：吴东昆责任编辑：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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