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在减贫事业中扮演了什么样的作用？乡村直播真的有助于扶贫吗？在凤凰卫视和凤凰网主办、青花汾酒首席赞助的《2020与世界对话·国际减贫论坛》上，快手扶贫办公室副主任易萱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她认为互联网为减贫事业插上了翅膀，手机已经成为农民的新农具。但乡村网红或主播究竟能够走多远，其实不在于主播本人，而在于背后基础的夯实。丁真的走红，在于有大量的一线扶贫干部，有当地融媒体、电商网络的构建，夯实了理塘丁真火爆全网的基础。如今，基层人员比以往更关注互联网的使用，有一千多位扶贫干部活跃在直播平台，直播等形式让扶贫工作变得和以往不一样了。

以下为论坛实录：

胡玲：今年我们也看到，包括实际上张桂梅校长，再包括我们说的四川的网红丁真他其实都是通过互联网，大家一下子看到他们了，无论是从他们所从事的事业部分，还是他们作为当地旅游各方面的代言部分，互联网在疫情的流量风口期间，把很多东西推到了前线。那么我想问问易萱还有胡海河，怎么样看待互联网在减贫事业当中扮演的作用，或者未来还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易萱先来。

易萱：作为互联网来讲，对于减贫的工作，我们经常会说为减贫事业插上翅膀，确实是这样的。打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方，过去我们在玩单机游戏，它的游戏的观感是一个层次。当我们突然间有了线上的互联网游戏，它的交互性更好，它的整个游戏体验，然后大家获得的这种愉悦感，相互之间的这种相互激励和促进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上升了几何倍体验，这个其实跟减贫工作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说现在互联网和手机，大家都比较认可，它逐渐的变成了一种生产工具。在农业这个口，我们会说手机成为了一种新农具，在中国我们有新基建，那农民他的新农具就是用手机，很多农机提升，可能是无人机，可能是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但是我们会发现在短视频直播这个领域有非常多乡村的内容生产者，乡村双创青年手机就是他们的生产工具，而且他会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几何性的效应。

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呢？就是我们发现在快手上有很多乡村主播。我们过去探访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主播是四川藏区，离丁真那个地方非常近，他所在村只有3万多人，但我们发现他在快手上有300多万的粉丝。

胡玲：多长时间累计300多万？也是疫情期间？

易萱：大概三到四年时间，你会觉得很魔幻，这个人他18岁之前没有出过镇上，他所接触的人可能就三四万人，然后通过互联网窗口中国有300万人每天等着看他的一些直播，他分享的内容，购买他的山货，他通过这个渠道，实现了自己人生的跨越，也帮他所在的村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攻关。

这个其实也提到了刚才大家最近比较火的丁真这个现象，无论是最后一公里还是互联网的作用，其实像甲哥他可能是初代，作为互联网乡村网红或者乡村主播的一个代表，但是后面究竟乡村这些主播他能做得有多好，他的路有多远？其实不在于主播本人而是他后面基础的一个夯实。

我们会发现除了丁真外表比较帅气，他纯真的笑容和珍珠那个小马之外大家会逐渐关注到理塘那个地区，它有大量的一线的扶贫干部，它当地的融媒体，它当地的电商网络的构建，其实都是夯实了整个理塘丁真他能火爆全网的一个基础。

当然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反面的案例，通过网络这种放大器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地方，有一些景区可能一下子爆火了。当然它基础设施没有跟上，它旅游承载力或者客服的这种服务态度可能没有承载到如此大的公众关注。对于他来说，这个其实就是盛名之下，难副其实，很快这个热潮会归于平淡，到手的机会可能就转瞬即逝了，所以互联网我更多认为是新农具，会给很多人带来机会。

同时其实刚才甲哥和张琦老师提到现在地方政府包括基层人员目前更关注互联网的使用，从最早的微博、微信，然后一些政府他会有门户网站和客户端，现在逐步地也会往短视频、直播领域去靠拢，我们发现在直播平台会有上万的上到一线中央部委、下到县级的政府，开设帐号，对于这样的政府，他使用这种东西，我们会觉得手机和互联网就变成了基层治理的一种新工具。

刚才听行甲老师介绍他当年介绍政务宣传这个很有感触，其实在短视频和直播这种平台在快手上，但是我们这个平台就活跃了超过一千个扶贫的第一书记。然后我们会发现直播这种形式，真的会让整个扶贫工作跟过去不一样了。

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他专门做政务宣传的人，每天看直播做便民的咨询服务，会有超过他属地十几倍甚至五十几倍的人去收看咨询，然后整个政务宣传上传下达和整个便民服务的这种交互形式已经产生了比较大的转变。所以我们觉得互联网它对于基层的治理也是一种政务的新工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