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成都打工的时候，身在老家的妈妈，每晚都会在8点准时连通视频，像个想吃糖而又不好意思说的孩子一样说：“我已经习惯了每晚看到你，和你说一会儿话，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还能不能再这样和你们呆在一起？”

她十年前身上查出癌细胞，所以偶尔会小小地问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往往就这样聊着，无论多忙，就是把手机放在一旁让她看着做事，对她进行一个人的直播，总感觉是一种安慰。我们也算享受到了人类科技进步带来的实实在在的便利，妈妈因此也不再显得那么孤单。

我最爱对她说：“您好好活着吧，只要您在，我们就有家可回。”这时的我，没敢跟她说你年过五旬的儿子，已是另一个家的顶梁柱，还有人也需要将它当成归处。这也是我必须离开并让她经常远望我的原因。

而每次回家，则显得更弥足珍贵。虽然从物理距离上，我和母亲生活的地方，直线距离不超过百里，行程时间不超过一个半小时，但要超越这段距离，总还是需要些逢年过节之类的由头。

我的老家什邡，大疫来临之时一直是零确诊，甚至连疑似都没有。这使得每次回家，我都可以乘着夜色，偷偷潜回父母家中，陪他们坐上一会儿，与他们一边做着家务，一面看看电视，或拿个按摩锤，一会给他们敲，一会被他们敲。

临走时，看老妈从仓库一样的房间里变戏法一般拿出几包汤圆或一瓶酱油，要不就是玉米面或青菜，塞到我手中，一副惟恐我饥到或冷到的样子。而父亲则在一旁，看《动物世界》，像我小时候那样。偶尔看到我们拍到的纪录片，则更是兴奋地叫我快看。

一种彼此都体会到被需要的幸福，在寒冷而令人恐慌的新冠时期的春夜，在母子心里和眼里，都暖乎乎的。

从1987年离家外出打工，辗转在外已漂了三十多年。早年，为贪几个加班费，每年春节都替人代班，基本没回家过过年。后来日子稍微轻松点，每年回家，上限也至多是七八天。

直至去年，因为疫情防控的特殊情况，在家中多呆了十多天，与父母和亲人，也多了些接触，发现了许多以往并不知晓的东西，也让他们对我，多了几分了解。

闲聊中，知道父亲某天某夜里咳嗽晕厥，母亲不知道该打120还是我的电话；知道母亲在家里的主要休闲方式是纳袜垫，她说这样可以防老年痴呆；我也因此知道我们全家收到的一叠叠图案鲜艳的鞋垫，是母亲的老年时光和点滴寂寞。

医生说父亲的骨质疏松得像爆米花，还有他逞强推摩托把自己推进医院的事，都是在老两口的小斗嘴中暴露出来的。另有许多我一直困惑甚至沮丧的事，比如父亲为什么从不给我打电话——他觉得我太忙，不想给我再添乱。有时，他甚至以相同的理由，制止母亲。

很难得的，父亲还与我聊起了年轻时的事，那时他在成都上班，每周骑一百多里回家，悄悄带上老家的叶菸或什么土特产，或与弟兄们一起下河捞点鱼换钱。我也给他讲了自己最艰难的时候同时打三份工的情况。

彼时，我感到我俩不是父子，而是两个历尽生活艰难的老男人，老兄弟。

老实说，对于父母的家，当年我是渴望逃离的。我领人生第一笔工资时，就用其中的一半，在外面租了一间小房子，并发自内心地体验到梦想已久的自由。殊不知，那份自由是以父母的牵挂为代价，尔后发现所谓的自由只是无依无靠。

有首老歌：我的家庭，我诞生的地方，是我童年快乐的地方，那是后来我逃离的地方，也是我眼泪挥去的方向。

春节于我，简单说，不过是陪父母看几回电视而已。特别是今年，我们拍摄的《乡厨》广获好评，经常晚上看电视，会莫名地看到采访我们的内容，我总是既高兴又装着低调地坐着，静等父亲母亲发现，并且惊呼。

这时，我感觉父亲和我自己，都变得年轻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