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君子皆以不结朋党相号召，古语云：“君子喻以父，小人喻以利。”又云：“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为谋私利拉帮结伙者都被视为小人，可宋仁宗时代的君子们却不同，他们结朋，而且目的高远，为了振兴赵宋；他们不仅结朋，还专门写文章辩明他们结的朋党与小人之党不同。写这篇文章的就是仁宗朝的大文豪欧阳修。

庆历三年吕夷简在众君子的攻击下退位了，庆历新政就此展开，但吕夷简倒了，可他的势力还在，于是一场较量就此展开。吕夷简系的官僚狠狠地抓住范仲淹和富弼不放，说他们在君臣之中结党，触动了仁宗的敏感神经。就在四五年前，仁宗还专门下诏要求群臣不要结党。而现在群臣之中就有人结党，仁宗怎能不气恼。于是，范仲淹、欧阳修等新政官员纷纷被贬。

不过仁宗不过仁宗皇帝还是一个主观上很期望有所作为的皇帝，这样一来贤人退、小人进，国政又陷入一片昏沉无力的僵局，但仁宗很快又把范仲淹和欧阳修召回，请他们继续把新政推行下去。仁宗召见了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敲了敲警钟： “朕听闻自古都是小人才结党，难道还有君子结党的么？”欧阳修不忿之下挥就了这篇《朋党论》。

所以，不知道事情原委的人可能以为这是六一居士又在看书时触发了思古幽情，于是写篇文章发发牢骚。可是了解事情原委的人就明白这篇文章的重量了。历史是复杂的，是因为参与历史的人是复杂的，台上台下，人前人后，最难捉摸的就是人心。

皇帝的想法自然和普罗大众的想法不一样，可历史上往往有人喜欢用自己的心理去揣测皇帝的想法，认为自己是君子、是忠臣，皇帝只要不暴虐，听忠言，就是圣明之君，王道之治指日可待。这就是站在平原上人看高山的想法。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皇帝也可以反，只认为生活在天地里面，天是不可以反的，那皇帝肯定就不能反！

欧阳修也是这样一个站在平原上来仰视宋仁宗这座高山的人，他只是知道要辨君子小人，辨忠奸，可他从来没想过，站在高山的仁宗是怎么看待站在平原上的他的。对于皇帝来说，他不需要大臣们能力怎样，至少这不是第一位要考虑的因素，他首要考虑的是家族的长久统治，祖宗传下来的江山不会被别人取代，所以结朋党的人就是不能重用。

而小人比君子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们往往不务正业，混迹于鸡鸣狗盗之徒中间，不思整顿朝纲、勤奋报君，一味走旁门左道揣摩上意。其实辨别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很容易，遇事先揣摩上意者是小人，先考虑于国有利有弊者则是君子；但要辨别也很困难，那些真正能够上位，手握重权可以做一些利国利民之大事的，又有哪个是不会揣摩难上意的呢？

欧阳修的《朋党论》轰动一时，却也为庆历新政埋下了失败的祸根。因为它让庆历新政的领导人宋仁宗意识到，那些有才有德的臣下也会结党，而且还敢如此理直气壮地结党。这是埋在皇帝心里的一颗隐患，随时可以因为外在机缘的导引爆炸。

爆炸的结果就是庆历新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土崩瓦解，众位君子到底还是没能“格君心之非”。其根本原因还是上文提到的“高山一平原”格式塔心理。其实，关于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与其说问题更多在于王朝体制或阶级观念，不如说问题的根源在于宋仁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中国历史后半期的谥法很奇妙，宋元明清各有一位仁宗，对比之下他们都有一个强势的父亲，他们强势的父亲或哥哥曾经把这个帝国推向顶峰，却又在后期松弛懈怠，最后将一个烂摊子般的国家丢给继任者龙驾宾天，他们的下一任皇帝又都是熟悉儒家经典而个性软弱，重新收拾这团乱局。

对于“仁宗”们来说，他们没有祖辈与父辈的魄力，所以不可能在继位初期有大的作为，但正是因为这样，废除前代的一些弊政才有了可能，因为他们了解人性的好逸恶劳，所以史书上才会强调要“与民休息”。可一旦与民休息，他们就不甘心生活在前任强势者的阴影之下，于是想有所作为，可作为的结果又都是那样事与愿违。

从他们的普通而又不甘普通的个性来说，他们得这个“仁”的谥号在皇帝里面还是比较公允的。普通的人，普通的时代，普通的想法，可下边的人就是认定了这是一洗官僚们往日积弊的最好时机，于是进忠进智，敦促天下由此而进入三代王道之治，不论是庆历的诸君子，还是神宗时的王荆公，皆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