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谢宇弑母案在“一审判决结果”释出后，除却亲属们略有异议，公论上基本是认可的。不过有必要说明的是，随着“庭审过程实录”的公开，吴谢宇在庭审过程中的“自我剖析”也被更立体的打开。

要知道先前媒体也曾以非虚构报道的方式释出过“庭审细节”，但受限于文字无法将吴谢宇在庭审现场的情绪特征全数托出，舆论层面也只能基于“标签”（“妈妈很像死前的林黛玉”）进行谈论。甚至就报道的呈现，总让人觉得吴谢宇“极度理性”，因为就其袒露作案心理的话术，完全可用逻辑清晰来形容。

只是当我们透过“庭审过程实录”才发现吴谢宇在现场几度哽咽，尤其在谈到父母关系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失控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有暂且先撇开吴谢宇在弑母后的表现（骗亲友钱，到处挥霍），才可能进入更为细腻的情感分析理路，要不然很容易被“块状逻辑”（比如：吴谢宇要是真的后悔弑母，为何还会“诈骗亲友”？）淹没，彻底否定亲缘的微妙情感。

当然我们不否认“块状逻辑”是有现实意义的，因为对于真正的“逻辑自洽”，在细微处成立的同时，在大方向上也是勉强可讲得通的。而对于吴谢宇弑母案而言，我们之所以在判决定性后，还要追闻吴谢宇的“自我剖析”，就在于我们需要搞清楚他对于弑母行为的认识，到底有多少是清晰的。

在“庭审过程实录”中，吴谢宇有两处表述值得玩味（他在庭审中也直言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从小说和电影中找到一个人）：其一、在谈到父母的感情怎么样时，吴谢宇说就像“杨过和小龙女一样”；其二、在谈到烧掉自己的电脑及个人物品（逃亡过程）时，吴谢宇用“黛玉葬花”比拟。

总而言之吴谢宇对于弑母前后的心理复盘都显得比较浪漫化。在这个问题上除却高学历对吴谢宇表达能力的塑造，更多的推动应该是基于“想象的念头”，也就是吴谢宇在讲述“作案动机”中强调的“我以为”。虽然从判决结果上看这些表达显得苍白无力，但是就追溯吴谢宇整体的精神活动却是必要的存在。

一般来讲，感觉错觉和幻觉错觉算同一类型，但它们和想象的表现特征不同，因为前者的主体是被动的，受制于感觉本身；后者的主体是相对主动的，是通过纯粹的想象或者想象结合现实创造出来的。

所以在看待吴谢宇“庭审过程实录”中的“浪漫谈吐”（他在庭审中也直言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从小说和电影中找到一个人）时，就应该更为细化一些，比如哪些属于感觉错觉，哪些属于幻觉错觉（当然也可能是混合存在的）。

就如吴谢宇在看待父亲亡故的事情上，他之所以会生出“帮母亲解脱的念头”，应该是感觉错觉和幻觉错觉综合导致的，他感觉母亲不快乐，应该是基于母亲日常的表现（言语的，行为的），而幻觉的出现是缘于“母亲的失落”跟之前的“家庭小确幸”严重反差，以至于他觉得帮母亲解脱是对的。

另外对于吴谢宇在庭审过程中的“自我剖析”，有多少是“真诚袒露”，有多少是“逻辑自洽”，也只有他自己知道（或许也不是很知道）。因为就案情事实来讲，就算吴谢宇再怎么不懂量刑尺度，他应该也是有基本判断的。

所以庭审上的“一问一答”，最主要的还是为看吴谢宇怎么进行“自我剖析”，因为这不仅关乎最终的判决定性，还关乎如何理解人性异化过程中的变量作用（内部变量和外部变量）。说到底仅是以悲叹的话术谈论这场悲剧是不够的，还需要正视悲剧合力处的不确定性。

当然我们能从他（她）人行为中给出准确理解和恰当评判简直太难，就像我们根本无从得知，将自己的想象描述得栩栩如生的孩子们，是否真的觉得所描述的事情是真实的。因为“认识力”但凡放到具体人头上，就会出现绝对的差异。

与此同时，法理证据链再怎么强调严谨性，也只是基于实证逻辑而言的。而回到心理分析的层面，潜意识在法理程序中的重要性还是被低估的。并且多是基于“教训的析出”而言的，对于具体案情的定性没什么太大影响。

因此吴谢宇在“一问一答”中的表现，即便算得上比较能表达的“犯案者”，但是依然离全面托出自己还很远。就如歌德所强调的：“印象必须在脑海中静静地存在很长时间，才会宣布自己愿意被诗意化（浪漫化）”。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吴谢宇只不过是在释放部分记忆，而那些作案过程中的瞬间触动，有可能被无意识地回避掉。

不过从另一方面说，每个人都对这种潜意识智力活动有所了解。通常我们总是苦恼于建立意识流的顺序，并且多是失败的。基于这样的普遍性，那么吴谢宇不管是作案前、作案中、作案后，都还是可能陷入潜意识混乱，即便看起来“很自洽”。尤其对于诗意化（浪漫化）的建立来讲，它本身就不是靠逻辑进行的，更多的基础在于“出其不意”，在于情感和现实的疏离。据此去看待吴谢宇的“自我剖析”，也只能说他在努力去忏悔，至于他到底是否认识到自己错在哪里，他或许也不那么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