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问题：谁是1920年代中国最时髦的女人？
欢迎大家把自己心中的答案留在评论区。
不过今天呢我们不是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而是来看看美国《VOGUE》杂志给出的答案有没有道理？
在一次评选1920-1940年代的中国 " 最佳着装 " 女性时，美国《VOGUE》杂志把这个称号颁给了享誉国际的“远东珍珠”，黄蕙兰。
*2015 年意大利《VOGUE》又以 "Once upon a time" 为题，将黄蕙兰、宋美龄两位传奇女人再次搬上 " 国际舞台 "。
说实话，这个名字对今天的大部分人而言多少是有些陌生的。一些人知道，或者因为她是卡地亚的资深顾客（点击此处可查看），或者因为她是“中华民国第一外交官”顾维钧的夫人。
但其实黄蕙兰早在当年，就已经是实力和影响力属于Top级别的富家名媛了——
印尼华侨首富之女，样貌时尚摩登，国际知名度比肩宋美龄，还懂得六国语言……每一个title都能甩旁的人几条街。
当然啦，《VOGUE》选她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她优秀的审美品味向世界完美展现了，1920-1940年代受过良好教育、富有的中国女性是什么样子。
*温馨提示：本文偏长，预计阅读时间20分钟。
藏在珠宝里的好品味
黄蕙兰最出名的就是她的那些珠宝了，所以绕不开的，我们还是先说珠宝。
她珠宝盒里的珠宝大致可分三类：钻石、珍珠、翡翠。当然，对它们的喜爱程度也是逐次递增的。
01
钻石：最不足贵，因为手头上总有新的
黄蕙兰在晚年的自传里，讲述了当年他们家在印尼的豪奢生活。
*她的祖父黄志信参加过洪秀全的起义军，后逃难到印尼，白手起家拥有了印尼中国城里最豪华的房子。其父黄仲涵（右图）则继承祖业经营糖业，并将其发扬光大，成为印尼的华侨首富，有“糖王”之称。
三岁那年她收到了母亲魏明娘送的一条80克拉的钻石吊坠：“它和我的拳头一样大，当我拿钻石时，那块大宝石敲打我的胸口，使我很痛，于是母亲便让保姆收起来，等我长大些再戴。
但当我长大时，我就不常戴了，因为手头总是有新的，琢磨得更好，更吸引人。”
啧啧，黄小姐这淡淡语气中的傲娇多少令人咂舌。不过毕竟印尼一地产的钻石多到可以论公斤卖，只要你够富有，在这里能买到多大克拉数的都不稀奇。
父亲黄仲涵也一向对自己这个嫡出的女儿十分宠溺。总是十分乐意将她带在自己身边，并且毫不吝啬在外人面前显露他的钟爱之情，无论女儿想要什么都可以得到。
*黄仲涵与女儿黄蕙兰及外孙。封建时代，有钱人家的习惯就是“多妻多子”，黄蕙兰的父亲也不例外，妻妾18人，子女42人，凑起来天干地支都能轮一圈。其中唯独最宠黄蕙兰。
一次回乡探亲时，黄蕙兰临时需要参加新加坡总督府举办的晚宴，父亲就二话没说立刻从房里拿了一大把珠宝首饰给她撑场面：一对巨大钻石耳环，一条钻石项链，每块钻石都至少有25克拉，还有一只宽型手镯。
还有新婚当年，她与外交家丈夫顾维钧一同参加英国白金汉宫的宫廷舞会，戴的那顶沉甸甸、闪闪发光的钻石冠冕，也是父亲黄仲涵从卡地亚为她选购的。
*故宫x卡地亚“有界之外”特展，钻石冠冕，1908年制。铂金锻造，镶嵌圆形老式、单式、玫瑰式切割钻石，也可作为三角胸衣胸针佩戴，曾售予爱德华·斯托茨伯里。
只不过，对于从小锦衣玉食的黄蕙兰而言，妈妈送完爸爸送的bling bling的钻石太过于寻常，她实在也不怎么在乎。
后来为了贴补开销，她还把这顶钻石冠冕转卖回给了卡地亚。理由是，“我从不像她（母亲）那样为它们而活着”，钻石冠冕对自己无甚用途。
不仅爸爸送的冠冕不稀罕，黄蕙兰连带着对自己的结婚戒指也不怎么稀罕：“他（顾维钧）送给我一只镶喀什米尔蓝宝石的订婚戒指，结婚礼物是一件貂皮长斗篷，我的结婚戒指上镶了一圈钻石。在他已是很奢华的了，而我则漫不在意地收下来。”
但要说黄蕙兰真的什么珠宝都不在乎么？显然也不是。
晚年时，有盗贼闯进她的公寓抢走了25万珠宝（包括钻石、翡翠，还有卡地亚买的珍珠项链，至今下落不明），儿孙辈为了她的安全考虑，催她把手头的珠宝统统卖掉，黄蕙兰不同意：“我的珠宝并非代表我的财富而是反映我的个性。”
而珍珠与翡翠，就是最能反映她个性的标志性珠宝。
02
珍珠：最百搭，跟中式西式都很好搭配
她有很多的珍珠项链，长短不一，多是以叠戴的方式出现。
华贵的珍珠质地温润，比锋利的钻石更衬亚洲女性的柔和曲线。从能找到的照片来看，珍珠也是她最百搭的首饰，几乎搭遍了衣柜里或中或西的各式衣裙。
*据黄蕙兰说，母亲还曾为顾维钧准备了一副从“卡蒂埃（卡地亚）买的华贵的珍珠领扣”做新婚礼物。
03
翡翠：最有韵味，一生挚爱
但要论最别致，还得要数极具有东方美感的——翡翠。
*故宫x卡地亚“有界之外”特展，黄蕙兰的翡翠首饰。
尤其做首饰，最为珍贵的还要数出自皇宫内廷的翡翠。而黄蕙兰最早拥有的，便是父亲黄仲涵在出差北京的时候，从铁宝亭的珠宝铺里一眼相中买回来的翡翠项链。
清 御制翡翠朝珠项链（“黄仲涵项链”）30颗 珠径13.43-13.29mm长46cm。
*大洋彼岸还有另一位爱女心切送翡翠项链的爸爸——美国银行家，富兰克林·赫顿。他花费五万美金也在铁宝亭处买了一条翡翠项链，委托卡地亚配上红宝石和钻石后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了自己的女儿芭芭拉·赫顿。
项链的原身是清宫的一串108颗翡翠朝珠，精心挑选60颗后，改制成两件项链。黄蕙兰与姐姐黄琮兰，一人一件。
*1922 年，黄蕙兰与儿子顾裕昌。
远房姑妈临终赠送了她8粒金镶红宝石，后来被她镶嵌在这条挚爱的翡翠项链上做搭扣。
*Federico Beltran Masses于1934年所绘“顾维钧夫人”画像。画中的黄蕙兰佩戴双层翡翠珠链，手捧翡翠观音雕像，足见黄蕙兰对翡翠的热爱。
除了翡翠项链，黄蕙兰的那枚传奇珠宝——翡翠青椒，也很出名。
“它看起来就像一块大绿宝石，通体碧绿透明，没有一丝裂纹。我拿在手里，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学者们有一种理论，说美玉使人有异常的温润之感，我相信这一点。”
关于这枚青椒还有一个千万赌金的“斗石赌局”，主角之一黄蕙兰，当时就是凭借这枚稀世珍宝赢下了这盘一千万美金的翡翠局（点击此处可查看）。
后来黄蕙兰委托卡地亚将翡翠青椒制作成吊坠，配上重达25克拉的钻石坠扣。
*1946 年元旦，在美国驻伦敦大使馆举行的派对上，黄蕙兰就佩戴了这枚翡翠青椒出席活动。
不过这枚绝世翡翠在黄蕙兰去世之后就离奇消失了，如今只能从卡地亚的旧档案和黄蕙兰本人出版的书籍中找到痕迹。
前两者虽然有名，但她最喜欢的还是顾维钧送她的一组四只冰种飘花翡翠镯子。每次隆重的场合以及拍摄写真照片时都会佩戴。
*“飘花”一名因玉石中含有少量呈丝线状的棉絮而来。细看质地细腻透亮，远看内里则像浮着丝絮。黄蕙兰对于翡翠的品味很高，也很懂行，她曾明确表示过冰种以下的翡翠她是看不上的。Horst P. Horst 1940年代摄。
四只镯子出自同一块玉石料，两只以颜色见长，两只是接近无颜色的冰种翡翠。别人只戴一只，黄蕙兰却一只手戴两只，“双镯叠戴”。
按照飘花翡翠的升值空间，估计这组镯子的价格应该早就破亿元了，确实珍贵无比。嗯……咱只能说顾维钧选翡翠的眼光确实不错。
*《Vogue》杂志刊，霍斯特摄于1943年。（局部）
除了首饰，黄蕙兰还有很多出自卡地亚的宝贝——首饰盒、粉盒、鼻烟壶……也都是镶嵌了翡翠的。
*1924年卡地亚化妆盒；1928年卡地亚粉盒。
从钻石到珍珠、翡翠，不差钱的黄蕙兰更在乎珠宝好看不好看，适合不适合，还有够不够特别。
着装时尚与传统兼顾
关于服装审美，黄蕙兰则经历过了一个从追逐先锋时尚，到形成个人兼顾传统与时尚的独特风格的过程。
01
西式时装
起初在印尼，她家还是依照祖父的传统，尽可能按老家厦门的方式生活，始终穿中式服装。
母亲总是会给黄蕙兰挑些色彩柔和的薄软绸裤，和浆挺的白色中式大襟褂子。
*印尼玛琅图古酒店的黄蕙兰像。
后来全家人去过欧洲旅行，母亲和姐姐立马烫了头，接受了欧式长礼服。
再后来父母分居后，与母亲和姐姐、姐夫同住在英国的黄蕙兰也开始逐渐接受西式礼服。
不过跟到任何地方都戴着很多珍贵宝石，大量订货不看价钱，还成批地乱买“维顿牌”（路易·威登）的大衣箱、手提箱（果然过去有钱人们的行李箱标配，就是路易·威登。关于路易威登的硬箱，我们也写过，点击这里查看）的母亲姐姐不同，她从不乱买，很明白自己要什么，而且只要最好的。
因为喜欢交际舞大师艾琳·卡斯尔树立的跳舞打扮，她把自己一头拖到足踝的长发给剪了，还自掏腰包买了一辆戴姆勒，学会开车后自驾160多公里去参加舞会。
*左为艾琳·卡斯尔（Irene Castle），右为黄蕙兰。
发型潮流，着装也没有落下。她最喜欢那些欧洲先锋的服装师设计的最新款——那些轻便简约、解放女性身体的衣裙。
*1929年身穿无袖 V 领白色连衣裙的黄蕙兰。裙边系着腰带，佩戴着翡翠手镯和翡翠项链。图源：gettyimages.
当时她大部分的衣服都是在伦敦露西尔 (Lucile) 百货商店那里买的，由服装师露西·达夫·戈登（Lucy Duff-Gordon）设计的裙子。白天穿齐腿肚的裙子，晚上是长裙。
*Lucy Duff-Gordon是第一位获得国际赞誉的英国设计师。也是提供新式分体内衣，解放女性紧身衣的先驱者。她的每一件作品都有属于自己的名字和独特的设计理念，色调柔和，多用缎面勾花。
当然毕竟是英国玛丽女王、西班牙女王都在穿的露西尔，有钱如黄蕙兰，也会特地吐槽一句“她家的衣服贵得离奇”，自己每年400英镑（大约当时的2000美元。据dollartimes.com以消费物价指数为基数计算，1920年的1美元，购买力约等于2010年的11.4美元）的零用钱都，不够花。
后来为了摆脱姐夫的管束，黄蕙兰在寇松街租了一栋小别墅自己住。“糖王”爸爸知道后无条件把女儿的零用钱翻了四倍，每年2000英镑……
*与顾维钧的这张合照里，黄蕙兰穿了件厚重的长款大貂。右边这幅是艺术家卢萨的画，同款大貂、无名指间大颗的蓝宝石戒指，强烈怀疑画中人就是黄蕙兰。歪个楼，凯莉王妃也有件相似的长款大貂。
*还有日常的这套衣服就很有香奈儿女士的即视感。
日常着装讲究，婚姻大事就更不会随意了。
她与顾维钧订婚是在中国驻巴黎使馆代办为国庆举办的舞会上。当时黄蕙兰穿的的晚礼服是找巴黎的杜比埃定做的，很贵。当时时装师保证说只此一件，结果黄蕙兰小姐转头就在另外一位名媛身上看到了一模一样的……
考虑到两人只是临时借舞会公布消息，虽然撞衫尴尬，但衣服显然也是由法国当时备受上流社会追捧的顶尖设计师做的。
1921年7月，在布鲁塞尔，她穿着母亲挑的一件有东方特色、美轮美奂的Callot Soeurs白色挑纱及地礼服嫁给了顾维钧。
*卡洛特姐妹会（Callot Soeurs）是1910年代和1920年代领先的高级时装屋，以纤巧的手工蕾丝丶精巧的花边丶袅娜的东方丝绸、细腻无比的刺绣出名。图中这些都是Callot Soeurs1910-1920年代的裙子。
这个时期，她流传最广的造型，应该就是新婚当年与丈夫顾维钧一同参加白金汉宫的宫廷舞会的造型。
穿着一身金丝缎的Worth舞会长礼服，一把羽扇，一条雪貂皮草披肩以及一顶光芒四射的卡地亚钻石冠冕。
*泰晤士报对她的宫廷礼服进行了描述，“奶油色织锦天鹅绒，窄裙边饰有火焰色薄纱的痕迹。她紧身的金色薄纱垂褶胸衣饰有钻石饰边，腰间系着一簇绿色和水晶”，时尚杂志的头版则直接放了她穿着Worth高订晚礼服的照片。
02
现代中式装
等到移居北京后，她突然发现当时上流社会的中国女子竟然都爱穿考究的洋装、做西洋发式、上法国美容院。
大概也是因为当时的民国妇女对“过时”这件事恐惧更甚，所以大家都想方设法要“赶时髦”，模仿外国的生活方式和习俗。
但当大家都穿西式服装，看不上中国绸缎的时候，黄蕙兰想起了在日内瓦时见到的穿着传统日本和服美丽动人的石井子爵夫人。也许觉得中式更美，也许是为了穿出“中国特色”，总之她开始另辟蹊径穿衣服——“走更现代的“中式风”。
在寒冬穿厚的绸棉袍，天气转暖后则穿飘逸的绸夹衫，“用细绸做里子，开叉及膝，与我内衬的软绸裤子相配”。
*1933年，黄蕙兰在艺术家雷纳尔多·卢萨（Reynaldo Luza ）马略克岛的别墅。
重新选用老式绣花和丝绦、中国绸缎，择取中国传统式样的特色，再进行些西式改良，找上海裁缝量身定制衣服（每件150-200银元。据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1931年统计，当时一个五口之家的月均生活费需27.2元，也就是说她的一件衣服抵得上一个五口之家差不多半年的生活费。粗略估计下来跟现在买一件大牌奢侈品外套差不多）。
她还买了不少老式的古董绣花裙，用来配蓝宝钻石项链和大耳环。带去欧洲穿，引来了一众人效仿。穿戴几乎分分钟成为爆款，每次的look都能上“头条”。
*左图为黄蕙兰搭配着精美的头饰、耳环，双层的翡翠项链和玉镯，体现了中国女性的古典美。这件湖绿色旗袍出品于1932年，绣有龙飞凤舞、亭台楼阁等中国元素的图案，精致程度叹为观止。
*1976 年黄蕙兰将之捐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2015以“镜花水月”为主题的Met Gala慈善晚宴上也展出了这件精湛的手工旗袍。
*左图摄于1933年，摄影师Jean Moral的工作室。这件黑色真丝绣花旗袍现被Patricia Koo Tsien 收藏。
*这件旗袍是1940年黄蕙兰还是中国驻法国大使夫人时亲自设计的。旗袍琨边用了蓝白红三色条，呼应法国国旗，可见心思之精巧。
*改良的泡泡袖式旗袍，凸显肩线。
珍贵的刺绣旗袍除了单穿，还会搭配上Chanel和Schiaparelli的外套，再佩戴上光彩照人的珠宝。
盲猜黄蕙兰旗袍配珠宝的灵感大概也是幼时受母亲启发来的：“热带酷暑中，在家里，她（母亲）穿着薄蜡染纱笼，上面是紧身轻纱短上衣，用钻石纽扣扣在手腕处，脚上穿着软凉鞋。”
总之，最后精致的刺绣旗袍搭配翡翠或高珠，成为了黄蕙兰最标志性的穿搭。
别人复古或许有呆板的可能，但她打小喝进口牛奶长成的模特身架和高级脸，却能把所有衣服穿出宜古宜今的神韵。
*（从左到右）Edward Acheson 博士、黄蕙兰、King King 夫人和 Fu Kuan Hsuing 先生在联合国晚会上。
在现代着装中保留东方神秘风情的摩登与时髦的衣品，甚至让当时的蒋夫人宋美龄也颇为羡慕，还偷偷参观她的衣橱，学习她的社交派头。
以至于后来外交界夫人们的出镜标配，都是一身最能代表中国特色的旗袍配珠宝。
*第一排左起五、六：顾维钧、黄蕙兰。
融合中西的家装美学
01
从小长大的中西结合大宅子是最佳启蒙
家装审美相比于珠宝服饰，大概是最容易受幼时熏陶的。
黄蕙兰小时候在三宝垄的家，是一座中西结合的大府邸。中国式的油漆雕花大门，大门到主宅之间的花园由一名从苏门答腊雇来的中国园丁精心打理。
*作为第一个搬出中国城在欧洲人居住区购买地产的中国人，黄仲涵在欧洲人居住区新建了一座二百多亩的府邸。
花园里有假山石、盆景、凉亭、人工小溪、池塘。花园后面是私人动物园，养了熊、鹿、食火鸡（类似鸵鸟的禽兽）、孔雀（据说为了夜里放出来当警犬……），以及印尼丛林里抓来的大无尾猴……
三个厨房离房子老远，日常的吃食由两个厨房做，一个中式一个欧式（欧式厨房总管曾是荷兰总督的大厨）。
主楼的一侧是餐厅、一侧是宴会厅，地上统统铺了凉爽的意大利大理石地板。家里仅房屋维修工就有40多人。
*图中是黄蕙兰同父异母弟弟黄宗孝的儿子与儿媳。依稀可见当年室内的装潢模样。
除了富丽堂皇的豪宅，黄家还有一所位于沙拉笛加山瀑布，只在夏天用的房子。陈设的是朴素的竹和藤制家具，但地板又全用马赛克瓷砖铺就。
作为从小浸润在这种传统东方珍奇文化里的孩子，黄蕙兰的审美自然也是这种“既古典又现代”的。
而且天生的富贵和从小锦衣玉食培养的品味，让黄蕙兰很习惯于呆在一切美丽和高贵的环境之中，且颇擅长利用各种织物和家具软装布置出类似的感觉。
02
从此住的每一套房子都有中西混搭美学
北京-外交总长府邸
像她跟顾维钧在北京的外交总长府邸，就是类似印尼老家的风格。一连串的厅堂院落，每一处都用不同颜色的屋瓦盖着，分布在大花园里，整个住宅由围墙围绕。
*府邸原本是明末的吴三桂为宠妾陈圆圆所建，占地10英亩，房屋200间。即现今地安门东大街23号（原铁狮子胡同5号）的王公府邸承公府。宅子原本是政府在北京为他们借的，但黄爸爸见女儿格外喜欢，就出资10万元为女儿买下了这所府邸。
后来黄蕙兰就花了15万（据1924年的《社会教育司职员表》记载，鲁迅先生在北大的年薪是360银元，粗略折合下来，黄蕙兰女士一个房子就装了鲁迅先生416.5年的薪水……）。翻修改造，装了暖气系统，新式的浴室、卫生间，还打通几件小屋做了一个大客厅和一个50英尺宽、80英尺长的西式跳舞厅。
为了装饰宅邸，还各处搜罗了一堆古字画，以及一些18世纪制造的漆绘描金挂着灯笼的床和餐厅的台架橱柜（后来这些家具都在“七七事变”前被完整打包运去了法国的大使馆）。
新驻法大使馆
但作为外交家夫人，又值战时，北京还没住稳当，黄蕙兰就需要跟随丈夫顾维钧辗转世界各地的大使馆。
*乔治五世大街上的中国驻法大使馆。
作为国家对外形象、大使接待外宾场所，以及日常住所，讲究的大使夫人的黄蕙兰是决计不会放任使馆不做装修的。尽管为使馆所做的一切都要归于国家，为使馆买的新家具也不能带走，可顾夫人也不差这点钱不是。
*要知道，当时的大使月薪是600美元，住房免费，并配有两名仆人、一部汽车和一名司机。此外还有一笔招待费。寻常开销倒也罢了，但想要轻松自如地周旋于欧洲的社交界，没有黄蕙兰家的大笔财产，是决计办不到的。
当时大多数中国使馆的主要问题就是：简陋破旧、暮气沉沉。黄蕙兰的解决办法则是，中欧家具摆饰各半，混合陈设，靠色彩改变家装氛围。
例如1936年到巴黎后不久，黄蕙兰开始着手负责装修的乔治五世大街上的新驻法大使馆。她先是找到一个法国经纪人，从法国各大艺术走廊搜求到大客厅里陈设用的路易十五时期的桌、椅、沙发等。
然后为了选购屏风地毯、会客室的家具、餐桌椅等部分，又在1937年只身从法国搭乘往往只有一个客座的小型机，飞了20天回到中国采购（途中辗转颠沛，路过缅甸仰光，还不忘“捡便宜”买红宝石，“真宝石40粒只卖15卢比”）：
“我的得意收获是从一所古寺中买到的有500年历史的一座琉璃佛像，有15英尺高20英尺宽，正适合嵌入餐厅的一面墙壁。我在帷帘椅垫的织物中和黄色地毯的花纹中都配上与佛像长袍相称的美丽蓝色。”
老驻英公使馆
1943年冬天，黄蕙兰夫妇重新回来伦敦时，到处遭到炸弹和烈火损毁，连波特兰广场上的老驻英公使馆也变得破败。
天花板又高，取暖只能靠房间里的老式铁皮炉子。
*中国驻英大使馆旧址，伦敦波特兰坊49号。
于是黄蕙兰又和寡居的麦克利夫人买了几把带扶手椅，一张颜色鲜艳的沙发，又借来窗帘和色彩明亮的坐垫。一点点连买带借置办来了需要的家具。
“阴郁的环境一变，使馆原有的名贵嵌花家具和屏风就得以焕发出它夺目的光彩了。”
*中国驻英大使馆，圣詹姆斯宫内景。图中为黄蕙兰的姐姐。Serge Balkin摄，《时尚》杂志，1942年6月。
驻美大使馆
最后等到跟顾维钧轮转至驻美大使馆，黄蕙兰已经没有巨额财产可以肆意翻修使馆了。但她也尽可能重新安排了屋内陈设。
*黄蕙兰在中国驻美使馆“双橡园”留影。
比如为了衬托出原有的中式雕花家具，换上了中式地毯，再添几张漂亮沙发和几把安乐椅。还把一间玻璃厅改为宴客厅。餐桌上铺着漂亮的法国桌布，配上她陪嫁的金银餐具，效果实在令人叫绝。
而她自己的卧室兼起居室，门被漆成绿色，墙壁刷成淡紫色，天花板刷成鲜蓝色。中式卧床、衣橱、椅子、屏风都换成了榫卯结构的中式家具，环绕着悬挂了一圈宫灯。地板上铺的是中国地毯。
自己的画像则悬挂在楼道的迎面墙壁上。房内的小平台可以俯瞰到楼下顾维钧房间的大阳台。
*《LIFE》杂志向美国读者介绍到，“这张精美地雕刻着三国战争的罗汉床”属于“18世纪的中国贵族”，“1946年由顾惠灵顿夫人（黄蕙兰）安置在大使馆供她使用”。
为了做好大使夫人，黄蕙兰可谓是一掷千金，用中国家具和艺术品填满大使馆，以中西融合的不加界限的美，向欧洲政治家展示了现代中国的善意。
回到话题伊始，黄蕙兰算不算是1920-1940年代中国最时髦的女人呢？自然。
但她的跨时代的“时髦感”或许不仅仅在于穿戴得多好看，而是兼容并包的“信美”价值观。
她爱美，也相信美的力量，自然也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让美布满自己生活的角落。这三点同时的存在，成就了黄蕙兰的“时髦”之名，也让我们今天有幸得见100年前的美是何形态。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像黄蕙兰一样拥有那么厉害的经济能力，但是爱美信美，生活也不会太差。
希望大家都拥有美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