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没有哪位哲学家像尼采那样受到广泛的阅读，也几乎没有哪位哲学家像尼采那样受到普遍的误解。当美国著名分析哲学家、艺术批评家阿瑟·丹托的经典尼采研究在1965年首次出版时，许多人将尼采视为一位才华横溢却又难以捉摸的思想家。然而，丹托呈现了一幅极为不同的画像，他认为，尼采提供了一种系统而又融贯的哲学，这种哲学超前思考了众多界定当代哲学的问题。
尼采有时在言谈中将他的哲学称为虚无主义，在丹托看来，这个看起来十分合适的称号所暗示的是否定性与空虚。丹托说，“我将把虚无主义理解为尼采哲学的核心概念，通过虚无主义，我将试图表明在这些异乎寻常的学说之间的完全系统性的关联，否则它们就会在周遭的格言与疯狂的附带论述中如此苍白地隐约显现。我甚至将努力表明，这些附带论述既不是尼采必须说出的观点的表面，也不是尼采必须说出的观点的实质，而是诸多例证以及某些普遍原则对特别情况的应用。最后，我希望确定这些普遍原则在主要哲学传统中的位置，并将之作为尼采对于所有时代的哲学家最为关注的一些相同问题所提出的解答。”
以下内容节选自《作为哲学家的尼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为哲学家的尼采》，[美]阿瑟·丹托 著，郝苑 译，启真馆丨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12月版。
一个人很快就会对作为作家的尼采感到厌倦
尼采的著作给人这样一种观感，即它们是汇集而成的，而不是组构而成的。它们主要是由短小而又尖锐的格言与篇幅几乎很少超过数页的短文组成的；每卷作品更多地类似于作者挑选的集锦，而不像一本当之无愧的论著。在一卷作品中任何给定的格言或短文，或许都可以轻易地被置于另一卷作品中，而不会对这两卷作品的统一性或结构造成多大影响。除了按照时间前后排列的顺序外，这些论著本身并没有展示出任何特殊的结构。它们之中没有任何一本论著以知悉其他任何论著为先决条件。
尽管尼采的思想与风格必定有所发展，但是，几乎可以按照任意顺序来阅读他的作品，这不会对理解他的观念造成巨大的妨碍。他数目繁多、秩序混乱的遗作已经形成多卷作品，并由他的妹妹伊丽莎白·福斯特·尼采——她自封为尼采文学遗产的遗嘱执行人——赋予了书名。然而，即便存在某些证据，也几乎难以找到什么内在的证据能够证明，它们是由尼采之外的某个人亲手拼凑到一起的，甚至一个十分熟悉尼采作品的读者也很难说出，在那些由尼采本人付印的作品与那些由尼采的编辑们用片段拼凑而成的作品之间存在何种差异。
在《悲剧的诞生》中的情况必定是一个例外，这样的例外或许还包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因为前者展示了一种符合传统的统一性，并展开了一个主题；而后者通过在每个部分提出由查拉图斯特拉发表的说教性言辞获得了某种确定的外在结构。尽管如此，这两本书都没有一种井然有序的发展，没有论证或陈述的方向。人们可以从任何地方开始阅读这两本书。
在这些短文与格言中表达的思想，就像它们的文学表现一样都拥有不连贯的外观。仅就单个段落而言，它们是机智的与敏锐的——“布满了刺痛与隐秘的情趣”——但是，在读过一些这样的短文与格言之后，人们就会觉得，它们易于令人厌倦且彼此重复，尼采将诸多几乎相同的讥讽言辞，反复、再三地投向几乎相同的目标。第一次看见大海的景象，第一次听见海浪拍岸的声音，这些的确能够令精神得到陶醉与振奋，但当这种经验被延长时，这样的感受就消散了；毕竟，波浪在一种显著的程度上彼此相似，它们很快就变得无法辨认，在某种整体的流动与单调的喧嚣中，我们就失去了它们的特性。
一个人很快就会对作为作家的尼采感到厌倦，正如人们或许会对由诸多钻石构成的景象感到厌倦一样，因为这些钻石最终会让彼此的光芒黯淡。在没有结构来维持与引导读者的思维时，读者一旦开始阅读，他们必然很快就会放下这些书，读者会对这些书产生如此的经验：它们或者是诸多彼此无关的孤立阐述，或者是模糊不清的光亮与噪音。
这些格言首先给读者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它们是一个偏执的、恼怒的、具有破坏性的与不近人情的人对同时代的道德、政治、文化、宗教与文学做出的评论与嘲弄——他是一个聪明的怪人，他拥有某种被滥用了的文学天赋，他有一长串的私人烦恼，他更像是那种不断给编辑写信的人，而不是一位有建设性的思想家。这些格言会让漫不经心的读者觉得，充斥其中的是某种传统的深刻思想与一种业余的与难以捉摸的学识：这些格言提到了哲学家、宗教人物、历史片段、文学作品、音乐作曲，在对这些发表了寥寥数语之后，就迅速改变了主题。人们感到，自己正在打交道的是一个自学成才的怪人，而不是一个大学的教授、一个在德国语文学的严格学科中训练而成的学者，或一个哲学家（就此而言，即便是根据“哲学家”这个术语最敷衍的意义，也无法挽救尼采作为哲学家的声誉）。专业哲学写作的标志是精致而巧妙的区分、周密集结的论证、谨慎而又有保留的推断，而尼采明显缺少这些东西。人们也没有听过这位哲学家装出一种冷静而又严厉的腔调。相反，这位撰写小册子的作者长期不满现状，他发出的是一种尖锐刺耳、吹毛求疵，时而近乎歇斯底里的声音。
尼采的作品多半并没有对读者的智力与学识提出苛刻的要求。这些观点显得清晰而又直接，目标重大而又显著，语言即便激烈却也明白易懂。一些读者受引导后欣然相信，哲学是困难的，但由于尼采的易于理解，他们却发现要么是哲学比他们原本设想的更加容易，要么就是他们自己比他们所认为的要更加聪明。或许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哲学家才不情愿将尼采算作他们之中的一员。这些哲学家到处提及的是一些更加阴暗且更加令人困惑的学说：永恒复归的学说、热爱命运（Amor Fati）的学说、超人的学说、强力意志、阿波罗艺术与狄奥尼索斯艺术。
电影《恋上哲学家》（2016）剧照。
或许在这里，在多少有点狭隘的意义上，尼采就是作为一位哲学家来进行言说的。但是，这些学说并没有让人感到，它们以任何系统的与融贯的方式共同匹配起来，而且它们无论是在个体上还是在群体上，都无法被轻易归于某些便利而又无可回避的论题——我们就是用这样的论题来分辨诸多哲学观念的。它们似乎也不是那些为我们所承认的哲学问题的解决方案。倘若确实要在这些学说中找到尼采的哲学，那么，这种哲学就呈现为诸多完全不同的教诲的结合体，它仍然是一种汇集，而不是一种组构，它是由诸多未经证实、错误理解的独特思辨组成的，不适宜将之定位于那种让哲学批评家或哲学史家感到轻松自在的哲学分析的语境之中。
尼采的文集似乎是正规哲学史上古怪而又不协调的一页，是插入这门学科的标准历史之中的一个不合理的推论（non sequitur），而这大抵是因为将其归于其他历史时更不显眼。即便在哲学史中，它也是有待绕开的障碍，而不是从泰勒斯到当下的大量思想或叙事舞台的组成部分。尼采似乎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faute demieux）才归属于哲学。然而，尼采自己却觉得，他已经完全与正规的哲学断绝了关系；假使尼采的确几乎不适合这门被他如此频繁抨击的学科，那么，尼采就会说，这对哲学这门学科而言就更为不妙了。如果此处存在一种反讽，这种反讽就是，尼采自己正是其期望摧毁的哲学史中一个引人瞩目的组成部分。
毫不奇怪，对于尼采的哲学来说，并没有类似观念论、实在论乃至存在主义这样现成的名称。尼采有时在言谈中将他的哲学称为虚无主义（Nihilism），鉴于我对尼采的论著、风格与思想所谈及的内容，这个看起来十分合适的称号所暗示的是否定性与空虚。尽管如此，倘若我们多少希望能理解尼采，我们必须让他的虚无主义摆脱这两种暗示，并逐渐将之视为一种积极的并究其根本而言是可敬的哲学教诲。
我将把虚无主义理解为尼采哲学的核心概念，通过虚无主义，我将试图表明在这些异乎寻常的学说之间的完全系统性的关联，否则它们就会在周遭的格言与疯狂的附带论述中如此苍白地隐约显现。我甚至将努力表明，这些附带论述既不是尼采必须说出的观点的表面，也不是尼采必须说出的观点的实质，而是诸多例证以及某些普遍原则对特别情况的应用。最后，我希望确定这些普遍原则在主要哲学传统中的位置，并将之作为尼采对于所有时代的哲学家最为关注的一些相同问题所提出的解答。
一个像海狸那样构建他的哲学的人，
必然并不了解他自己的哲学
我将提前把尼采的哲学视为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并没有出现于尼采作品的某个地方。这部分是由于尼采特别缺乏组织的才能，他不仅无法在他的哲学作品中展示这种才能，而且无法在他的音乐作曲中展示这种才能。尼采在钢琴的即兴创作上有某种天分，他对于自己的作曲家身份有着高度的评价。尼采与卢梭共享的荣誉是，两者在哲学史与音乐创作史中都拥有自身的地位。
但是，根据一位批评家的看法，尼采的音乐作品有一个主要的缺陷，即它们展示出了自身“缺乏任何真正和谐的界定，或虽有再现的动机，却缺乏旋律的连贯性”。他的赋格曲“在华丽的开头之后……很快就蜕化为更加简单的结构，他在没有不可抗拒理由的情况下，多次违背了声部写作的原则”。甚至在雄心勃勃的晚期作品中，“简短的动机占据了支配的地位，完全缺少更加宽广的旋律或引人入胜的逻辑结构，这些音乐片段从来也没有获得充分的动力来让自己变得令人信服”。这些对尼采音乐的批判性评价，或许也在对尼采的文学产物发出呼吁。在这些文学产物中，没有任何东西是用非凡的才智进行组织的，没有任何东西具有知识体系的结构感，例如，它们就不像康德的作品那样在职责工作的范围之外都展示了这样的结构感。事实上，它们就像是对于诸多边缘的哲学主题的即兴创作，突然迸发的即兴曲。
除了这种无能之外，还可以合情合理地推测，甚至尼采在自己的意识中也从来没有完全弄清这个体系本身；或者即便尼采对这个体系有所意识，但在他的创作接近终结时，他正在忙于从事其他的规划，却不知道他自己可能已经没有时间来清晰地写下这个体系。尼采晚期有一封写给格奥尔格·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他是第一位开办讲座论述尼采思想的学者——的书信，这封信似乎是在尼采生命中阳光格外明媚的时期撰写的，尼采在其中说道，整整一周以来，他每天都能有数个小时享受到精力充沛的感觉，这让他能够从头到尾地审视我的整个构想，伴随着它的是诸多巨大而又复杂的问题，它们显著地位于清晰的轮廓之中，可以说，这个构想就在我下方扩展。这需要一种达到最大极限的力量，而我几乎不再期望自己能够拥有这样的力量。多年以来，它一直行进在正确的道路之上，如今它已经全部连贯起来，一个像海狸那样构建他的哲学的人，必然并不了解他自己的哲学。
电影《都灵之马》(2011)剧照。
在哲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作者是一点一滴地构建他们的体系的，伟大的作者就更不可能这么做，而尼采的比喻或许正确地暗示了他就是这么做的。通常而言，一个哲学体系并不是通过堆积来获得成长的。然而，对于一个哲学思考者来说，他有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内以零敲碎打的方式对诸多主题进行分析，却没有意识到这些主题是相关的，而对于他尚不知晓的那些解答，他也没有意识到它们支持彼此甚至有赖于彼此。接下来，他通过艰苦努力得到了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并未向他自身公开，除非就像尼采所表明的，这个人被准许在某个时刻综观全局，并在这段时间内揭示了他思想的统一性。于是，他就如同自己行为的旁观者那样，在不同的陈述与陈述之间，发现了一种他自始至终都在接近，此前却从未能够加以辨别的系统必然性。
当然，我们并不能从“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创造了一个体系”这一事实，推断认为尼采以无意识的方式创造了一个体系，就像我们有时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某些问题，这个体系深植于作家的潜意识之中，隐藏于这个创造性心智的隐秘幽深之处，直到最后才揭示自身。相反，我相信，我们能够通过求助于两个确切的事实来解释这些成就。
第一个事实是哲学自身的系统本质。哲学学科的特点是，并不存在对孤立问题的孤立解答。诸多哲学问题的相互联系达到了如此紧密的程度，以至于在没有含蓄地承诺解决所有问题的情况下，哲学家就不可能去解决或是开始解决它们之中的某一个单独的问题。在一种切实的（genuine）意义上，每个哲学问题都必然是同时得到解决的。只有在他接受（即便仅仅是未曾明言地接受）的那个引导他研究的体系之内，他才有可能对孤立的问题进行零敲碎打的研究工作。
尽管如此，倘若他从一开始提供的东西即被证明为哲学中的崭新答案，那么就会将某种扭曲引入其概念架构之中，而这些张力或早或晚必定会被某些敏感的心灵感受到。尼采的作品被诸多哲学问题占据，也难以确定他提出这些问题的次序。而尼采在结构能力上的欠缺，让他难以持久地思考一个问题或在心灵中固定一个问题，直到形成相应的解答。然而，仍然成立的事实是，这种哲学是具备知识体系的，它对它的那个最缺少系统性的践行者强加了一种外在的系统化，因此，哲学家由于他们事业的本质而具备系统性。人们发现这一点在前苏格拉底哲学中得到了反复例示。
熟悉某一作者思想的宏大纲要的读者，或许会转向该作者少年时代的作品，并在那里发现令人吃惊的预兆。他将遇到那些预示着其成熟作品中所包含之主题的诸多措辞与观念，倘若作者从未写出成熟的作品，读者就会毫无兴趣地丢弃这些少年时代的作品。事实上，对我们来说，如果没有这些后期文集的存在，我们或许永远都不会发现，那些在后期文件中令我们如此印象深刻地认识到的东西，早已存在于这颗年轻的心灵之中。
对尼采来说，也是如此。在他的那些出自19世纪70年代初期的作品中，我们偶尔会发现与他的整个后期作品发生共鸣的诸多观念，就好像它们早已蕴含其中。事实上，对早期作品产生回响的恰恰就是这些晚期的作品。毫无疑问，在任何作者的思想中都存在着连续性，但这种连续性应当部分地归因于他的读者，他们在头脑中带着晚期作品来回顾早期作品。他们所能看到的晚期作品，却是作者在撰写早期作品时不可能看到的，因为他不可能知道那些他自己尚未撰写的作品。我们无法思考一种并不统一的人生，如果是在这种意义上，一个人的人生就具备了统一性。
这就将我们带向了第二个事实。我们倾向于将实际上属于我们自己的认识归于作者的潜意识，而实际上，作者却无法对此类认识有所意识，因为与此有关的事实是，它们并不处于这位作者心灵的深处，而是处于未来之中。倘若他的晚期作品有所不同，这或许会有力地让我们猛然想到，在我们对我们觉得如此超前的主题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时，事实上我们也无视了一批主题。由于历史理解所强加的那种具有追溯效力的统一性，它们并未获得关注。因此，历史情报工作的统一力量和哲学思想进行系统化的有力行动，在作者的诸多作品（尽管并不包括其文学风格与创作方法）中形成了融贯的结构，这完全无关于他能否向他自己或其他任何人表述这样的结构。
倘若要表明我希望讨论的体系确实是尼采的体系，就会引发某些关乎哲学史之诚实性的复杂问题。尼采并没有和我们一起承认这是他自己的体系，他也不曾（或许是因为他无法做到）将他告知格奥尔格·勃兰兑斯的那个融贯而又内在必然的看法给予我们。然而，尼采本人承认，他肯定没有意识到这个假定为他所有的体系，尽管通过诸多格言的累积，这个体系正在显露出来，因此，在他人生的所有时期内，他都不可能打算让他的作品采纳这种形式。
我提供的这个体系需要被理解为一种重构，它必须要按照人们理解任何理论都必然会采取的方式来获得理解；也就是说，作为统一与解释某些现象领域的一种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是个人的诸多作品所构成的领域。我将以这些文本作为科学理论家的观察资料——以便于在不同的观点上来确证我的理论。我相当确信，至少在一种宽松的意义上，这个理论拥有某种预测的力量；换句话说，它或多或少会让我们知道尼采将要说些什么。它让我们能够找出我们的道路来穿越这个它意在给出秩序的领域，或至少是我希望如此。
当然，始终有可能存在其他理论，它们不相容于这个理论，却完全相容于所有似乎支持我的理论的相同事实。接下来，我的理论将被证明为仅仅是一个可供选择的体系，倘若有人展示了另一个这样的体系，它与我认为我已经发现的体系拥有同样的融贯性，那么，我也会感到十分欣喜。因为这将默认尼采的哲学是系统性的（无论我们将哪个体系归于尼采），由此表明的立场将反对人们将尼采理解为某种更加天真率直与非理性的另类思想家的主张。
当然，还存在一种更进一步的可能性，即有朝一日或许会出现未知的事实（比如，出现了某些迄今为止都未被发现的文本这类情况），它们将证明我的解释完全是无效的。人们不仅必须在创建科学理论的过程中冒这种风险，而且还必须在创建哲学理论的过程中冒这种风险。我们在各处发现，尼采除了提到他的体系之外，还对他的哲学的最终系统陈述做出了诸多概述与规划。根据目前的知识所得出的结论是，它们之中没有任何东西得到实现。
尼采在1889年陷入疯狂，自此以后他就没有撰写任何东西；在其肉体之意义上的死亡之前的暮年，他在余下的十一年时间里过的是一种沉默的生活。但是，他死后出版的作品（即《遗稿》）那绝对庞杂的规模，以及除了最为外在的形式之外，他似乎完全没有能力将任何形式施加于他的这部作品之上，这就几乎可以确保，即便尼采仍然心智健全，他也不会对这部作品进行整合性的系统化。《遗稿》的渊博内容以及已出版作品的规模，确保了他不会对其他的某些作品进行整合性的系统化。
电影《都灵之马》(2011)剧照。
一旦尼采由于精神错乱而陷入无助的状态，其人、其作品与其声誉就全都交由他的妹妹来照管。她与另一些人擅用编辑的自由来处理尚未出版的作品（乃至某些已经出版的作品），由此他们的编辑工作就丑闻缠身。“尼采的生平与著作遭受了现代文学史与思想史中最严重的伪造。”歪曲、遗漏、欺骗性的添加、虚假的结构让这部文集大为逊色；直到现在，这些文字才通过最为耐心的文献学工作而获得了改善，诸多文本、信件乃至尼采的生平年表才被恢复成它们真实的次序。人们必须承认这是暴行，而根据学术的观点，这些伪造完全是不道德的。
不过，我相信，对于我们有可能在尼采当前的论著或被清除谬误后的论著中发现的哲学来说，这些复原工作几乎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伊丽莎白·尼采主要是在涉及她与她哥哥的关系的部分做出了带有诱导性的篡改；她想要为自己争取的形象是尼采的知己以及第一个理解了尼采最阴暗思想的人。她随处篡改尼采的文本，以便于按照她理解的方式来拯救她哥哥的美好声誉，而这则会不时地让尼采显得是在倡导他其实颇为蔑视的学说。她篡改的从来都不是哲学的学说；事实上，她对哲学观念仅仅具备孩童般的理解力，而且她也不认识懂得曲解哲学的人。即便她对文本的干预（连同彼得·加斯特［Peter Gast］与其他人的干预）要比我们现在想象的更大，但在我们阐释尼采的哲学时，它们所产生的后果却几乎是可以忽略的。正是在这个方面，这些松散结合的格言、断片和短文至少在这一点上是对尼采有利的。他的主题思想反复出现，以至于根据他作品中随意挑选出来的任何样本，几乎都能重构他的哲学整体。
有一种理论认为，我们的记忆贮存于蛋白质的分子之中，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体中都存在这种蛋白质分子，且数目巨大。这些分子具有引人注目的幂等性（idempotency），即精确复制自身的属性。根据这种理论，相同的信息被贮存于全身的各个位置，所以即便有一个部分被摧毁，我们的记忆仍然可能完整无缺，我们就会继续将之与我们自身相整合。这种蛋白质分子的丰富性与幂等性，几乎可被视为生物恰巧造就的一项避免自我毁灭的保障。尼采那些数量过多，却又古怪地进行重复的格言，恰恰就是以相同的方式来处理相同的问题，在我看来，它们也会产生这个相同的结果。新的作品有可能被发现，旧的作品有可能被复原，但很难设想它们将为我们提供这样一种哲学——它在任何本质的方面有别于我们可以通过仔细考察现有的尼采文本而发现的哲学。
原文作者丨[美]阿瑟·丹托
摘编丨何也
编辑丨申婵
导语校对丨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