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郝成 北京报道

一起创业27年后，姐姐控告弟弟涉嫌职务侵占，导致后者被关看守所37天。知名美容整形机构虞美人，正在上演一场激烈内讧。

“我们一家人，再也回不到合力创业的那个时代了。”2020年8月1日，于文忠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称，这是一场“同室操戈、手足相残”的内讧。1993年，在母亲鹿清带领下，于文忠和姐姐于文红，一起创建虞美人形象工作室。

“白天干活，晚上我就睡在理发椅下，头顶着门，妈妈和姐姐睡在里屋……那时候挣的每一分钱，都没有往自己口袋里装过。”回顾过往，于文忠难以接受，眼下，姐姐要如此对待自己。

于文忠称，近年来，由于自己和姐姐存在经营理念差异，他已很少前往公司。2016年虞美人遭遇举报后，他以正面应对予以解决，却引发姐姐身边一些“大神”嫉恨。“这些人天天在她身边，真本事没有，歪门邪道不少。”

记者了解到，于文忠被抓一事背后，仍有更为蹊跷的“案中案”迹象。

姐姐控告弟弟侵占公司财产

据于文忠回忆，2019年11月2日，于文忠走在老家大连市的街道上，突然被人反剪双手，带上手铐。随后，他被告知，来人是成都市武侯区公安分局的警察，于文忠随后也被从大连押解至成都。

于文忠因涉嫌侵占公司财产罪将刑事拘留。但一个月后，武侯区公安分局又以“证据不足”为由将其释放，并作出取保候审决定。

“侵占公司财产从何说起啊?我只是不太认同姐姐的一些经营理念。”于文忠称，由于经营思路的分歧，2016年，于文红就跟他和母亲翻脸了。他和母亲希望公司稳扎稳打，于文红却希望不断扩张，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涉嫌“打擦边球”。

2016年，因为一名内部医生举报公司打“擦边球”涉嫌违法，公司因此受到了一定影响。“没想到姐姐居然怪罪到我头上，怀疑我勾结这位医生举报自己公司，原因就是我不支持她打‘擦边球’。”于文忠称，从那个时候开始，他逐渐在公司受到姐姐及其亲信的打压和排挤。

“举报的事情发生后，她在国外。是我正面积极应对解决的。但是她身边那些人，就造谣说我和那个医生是发小，这怎么可能?那个医生比我大十来岁，我17岁就出来打工，人家一直在读书，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于文忠称。

“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把于文忠送进看守所的，竟然是他的亲姐姐于文红，更想不到的是成都警方对这个案子会立案。”在于文忠多次求助下，浙江西湖律师事务所主任裘红伟律师担任该案律师，他用“震惊”来形容该案中的一些离奇细节。

成都市武侯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决定书显示，控告于文忠涉嫌犯罪的，正是于文忠的亲姐姐于文红，其控告称，于文忠职务侵占“杭州古名文化艺术策划有限公司”财产3700万元。

武侯区公安分局于2019年9月28日立案侦查，于2019年11月2日将于文忠刑事拘留。2019年12月9日，该局以犯罪证据不足为由将于文忠释放，并作出成武公(金)取保字【2019】514号取保候审决定书，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侵占3700万元”存诸多悬疑

裘红伟分析称，警方在立案前已查明，3700万元款项是从于文红控制的个人存款账户，划入了于文忠个人账户，该款并非“杭州古名文化艺术策划有限公司”财产。

而于文忠收到3700万元当日，即将款项转入“成都中电建海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账户，并以“青岛香格丽雅美容咨询有限公司”以及“成都虞美人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两公司名义，购买了成都泛悦国际1000余平方米商业及办公用房。

上述房产登记在“青岛香格丽雅美容咨询有限公司”以及“成都虞美人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名下，实际用于公司经营活动。“于文忠既没有侵占公司资金，也没有侵占公司房产。”裘红伟说。

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该公司执行董事是杜军钢，监事是于文红，经理是王鹏。武侯区公安分局出具的《取保候审决定书》称，于文忠为该公司“监察部负责人”，但事实上，该公司从来没有“监察部”这一部门。

“职务侵占罪犯罪构成要件之一是利用职务之便。于文忠在杭州古名文化艺术策划有限公司内没有担任任何职务，没有资金调度权，就更谈不上利用职务之便了。我们查阅了案件的相关文书，并且专门请教了刑侦专家进行了分析，发现这起案件根本就没有举报人所指控的犯罪事实。”裘红伟说。

据调查，涉案“杭州古名文化艺术策划有限公司”登记股东是于文红和其姨夫杜军钢，“成都虞美人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登记股东是于文红和鹿清，而“青岛香格丽雅美容咨询有限公司”登记股东是于文忠和鹿清。

“但不管登记股东是谁，都只是登记而已，财产所有权是未分割的家庭共有财产，于文忠用姐姐给的钱，为这两家公司买了房产，而所有的公司财务都是于文红实际控制的，根本不存在侵占的问题。”裘红伟认为。

“其实案件的事实十分清楚，按理说这个案件报案人属于报假案行为，警方是应该追究的。而且当事公司、当事人、事件发生地均在杭州，成都武侯区警方对此案的管辖权也尚存争议，种种迹象让人感觉背后有无形的力量在推动。”裘红伟称。

神秘“中间人”称收钱撤案

“我和姐姐于文红在公司经营方面确实矛盾较深，于文红多次要求我退出公司，并免除了我的一切职务;但我认为这是家族企业，都是一起创业走过来的，应该有自己的一份，而且自己还是多家公司的股东或法定代表人，所以始终没有答应姐姐的要求。以前我姐只是通过别人警告我，如果我不按照她的要求放弃公司的权益，肯定对我没有好处，但我没想到是这么一个狠招。”于文忠说。

2019年12月9日，成都市武侯区公安分局对于文忠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刚从看守所出来没几天，我就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这个人在电话里说，武侯公安分局的人说了，只要我付30万元就可以撤销案件。”于文忠试探性地答应了这位神秘人物的要求。

2020年1月12日，自称从成都来的颜某和郑某(女)到杭州会见了于文忠。“他们跟我说，为了抓我，我姐在成都找了个中间人刘某，让刘某花钱找了公安局的领导，然后立案把我抓进去的。”于文忠回忆。

于文忠说，颜某和郑某还透露了很多细节，用以证明他们的身份和背后过硬的社会关系，目的就是让于文忠相信，并支付100万元消灾费用。

“他们披露的太多细节，与我所遭遇的不公对待几乎吻合，让我不得不相信事情的真实性。”于文忠说，“当时没有100万元，第一次只凑了32万元给了他们，后面他们又来了一次想再要钱，我想我已经委托律师处理这个事情，就没给他们钱。”

于文忠至今不解，他们是怎么知道案件的种种细节的?他们究竟和公安部门有没有关联?32万元现金去哪儿了?姐姐于文红究竟花了多大的代价在背后整他?又有多少人在帮助姐姐整他?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于文忠，让他常常失眠。

“我后来照着那两个神秘人物留下的电话号码，拨打了几次电话，但都无法接通。”于文忠说。

“虞美人”的前世今生

于文忠和于文红出生在辽宁省大连市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父亲去世后，母亲鹿清和姐弟俩相依为命。为了创业，母亲鹿清用全家唯一住房，置换了一间50多平方米的门面房，开了一爿美容美发店，取名“虞美人”。

“姐姐做美容，我做美发，妈妈里外打理。我白天干活，晚上就睡在理发椅下面，头顶着门。妈妈和姐姐睡在里间，那时候大连的冬天，真的是寒风刺骨。生活清苦，但是一家三口挤在小店里，也是其乐融融。”于文忠回忆说。

于文红确实有做生意的天赋。从那间不起眼的小店起步，经过20多年的发展，逐步发展成了一个营业额数十亿元的集团企业。

公开信息显示，“虞美人”及其关联公司有30多家，这些公司多数以于文红、鹿清、于文忠作为公司股东或者法定代表人。

“从3年前开始，我和我姐在公司经营方面出现分歧。一方面原因是经营不规范，有的公司我是法人，有的公司我是股东，如果违法我担心我要承担责任。”于文忠说，“我姐这个人经营能力很强，但是性格比较倔，老是打擦边球;而且她办理了香港身份后，大量的资金通过香港转移到国外，花钱非常奢侈，我觉得这样下去公司万一出问题，她去了国外，我却跑不了。”

于文红曾在媒体公开表示，她是家里的老大，一定会照顾好妈妈和弟弟。但此事中，她何以要把弟弟送进看守所，家庭矛盾为何会导致公安部门介入调查弟弟?记者曾通过多种方式与于文红联系，但截至发稿，未获回应。

知情人称，现年50岁的于文红在国内外拥有多处高档别墅，由一位阿尔巴尼亚的年轻男子相伴;而于文忠走出看守所后，已经和妻子离婚，于文忠现独自一人租住在杭州城西的一处公寓里，取保候审期间，每天在家侍弄花草打发时光，靠仅有的积蓄生活。

“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让办案机关还我真相，还我清白，还我公道。”于文忠好奇，那些要钱的神秘人物，和武侯区警方有没有关系?他们为什么对本该保密的案情，了解得那么真切?

据悉，此前，于文忠已就此向有关部门进行了实名举报，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院均已介入。

(编辑：孟庆伟 校对：颜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