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韦杰率部参加豫北对敌反击战，破坏黄河铁桥，消灭平汉路沿线之敌，并攻克汤阴城。汤阴是敌人在豫北的重要据点，由国民党整编第三纵队司令孙殿英率1万余人驻守。4月5日，韦杰率部包围汤阴，敌从安阳出动六个旅增援。韦杰以攻城吸引援敌，达到既消灭援敌又夺取汤阴的目的。部队最终攻破了防御严密的汤阴，活捉了孙殿英。

孙殿英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国民党的一个军长，韦杰当时在新一旅，为了团结抗战与他打过不少交道。所以这次他被俘虏后，一定要见韦杰。在纵队司令部，韦杰见到他开口便问：“你叫什么名字？”

他回答：“我叫孙殿英。孙麻子就是我。”

韦杰听了付之一笑，便派人将他送到野战军司令部。

孙殿英是行伍出身，1928年投靠国民党，任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因在河北马兰峪盗掘清东陵而闻名，在汤阴与韦杰部的战役中，这个二十多年逍遥法外的盗墓主犯终于被生擒。韦杰还缴获了孙殿英在北平掘墓盗得的慈德太后宝剑一把、玉石西瓜一个、藏在红缎衬里的大人参一支，韦杰悉数上交。

1947年6月，解放军开始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月末，韦杰等奉命率领所部自汤阴出发，7月1日全部渡过黄河，投入鲁西南战役。仅半个月时间，我各路纵队就歼敌七个旅。韦杰率部围歼定陶、六营集、羊山集之敌共4000余人，解放了定陶、金乡、鱼台等城。

1948年2月，韦杰奉命到华北前线，任第十四纵队司令员，在安阳、新乡、焦作一带肃清地方土顽，铲除敌人残余据点。逾半年，韦杰又调任第十三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太原战役，负责攻击太原外围的四大要塞之一的山头要塞，并于11月11日攻夺到手。接着各部遵照军委指示，为稳住平津之敌对太原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

1949年1月平津战役结束后，军委下令第二、三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炮兵第一师开赴太原归徐向前统一指挥。4月24日，总前委命令对太原发起总攻。此时韦杰任第十八兵团六十一军军长，率部主攻太原东门。战士们以飞快的速度攀梯越墙，攻下东门，冲进城里。整个战役仅用五个钟头，就解放了太原城，结束了阎锡山在山西38年的血腥统治。

1949年5月，国民党调集西北主力，妄图夺回被我一野解放不久的西安。韦杰接到彭总电令，即于6月6日率部赶到黄河北岸的风陵渡口，渡河后乘车于九、十两日进驻西安。接着韦杰赶到咸阳以西的马嵬坡一野指挥部聆听彭总的作战部署，接受具体任务。回驻地后，韦杰即按指示，率第一八三师渡过清河，呈弧形配置于咸阳西北及东北方向，以屏障西安。敌人由礼泉攻咸阳，即遭重创。敌少壮派马继援扬言“咸阳不下马，西安吃早饭”，但从12日至13日的多次骑兵冲击，均遭韦杰所部狠狠打击。

在韦杰的灵活指挥下，两天内就毙伤敌第二四八师师长韩有禄以下2000余人，敌不敢再犯。咸阳一战的胜利后，西安人民特地送给韦杰部"百战百胜"的锦旗，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领导夸奖韦杰的“六十一军咸阳战斗打得好”。

抗美援朝战争中，第五次战役时，韦杰的第六十军在伊川、新溪一带因连续作战，干粮、弹药告馨而后方又一时供应不上，被迫停止对敌攻击。敌人趁机反扑。志愿军司令部决定各兵团主力向三八线后撤。

三兵团命令韦杰所部担任防御阻击，掩护主力后撤和护送伤员。军部立即发出将各师收归建制的电令。然而，此时六十军的三个师分别在离军部120公里不等的地方，无法在短时间内归建。5月23日，敌人向我全线反扑，第六十军的三个师仓促在一线展开，阻击北犯之敌。敌人以摩托化步兵和坦克等快速部队作先导，并以空军配合，顺公路凶猛插入春川地区，韦杰所部三个师被敌人分割包围。军部急令韦杰部突围，但因通讯失灵，韦杰所部一八零师仅少数部队突围成功。

虽然后来彭德怀明确指出：第六十军对情况的处理是正确的。总理也曾当面对韦杰说过：“韦杰同志，五次战役没有你的责任。”可是，韦杰一直在反思第五次战役，一八零师突围失利的教训。

晚年的韦杰身患绝症，卧床不起。1987年2月3日，韦杰将军在北京去世。其骨灰被家人分为两半，一半安放在在北京八宝山，一半移至韦杰的老家，广西东兰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