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44年，诗仙李白一生最倒霉的一年。他被唐玄宗“赐金放还”，变相撵出长安，结束了短短两年入仕的生涯。

官场失意的李白，与落第文人高适和杜甫相约，同游王屋山阳台宫。

一个失意的人，和两个失败的人，免不了借酒浇愁。中国诗歌史上最华丽的一次巅峰聚会，由酒而生。

喝到兴起的李白，挥毫泼墨，写下四句诗：“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何穷。”

不管押韵、不讲平仄，没有穷妍极丽的工巧，也没有费尽心机的意向，只有逸兴遄飞、一气呵成的诗仙风骨。

这是诗仙的神来之笔《上阳台帖》，更是中国酒塑造的真滋味、真性情。

600年后，公元十三世纪，随着蒙古打通世界的步伐，来自阿拉伯世界的酒液蒸馏技术传入中国。

与西方流行的水果酿酒法不同，早在秦汉时期，中国人就学会了使用谷物酿酒：它的难点在于酵母菌只能将葡萄糖、果糖等单糖转化成酒精，无法分解利用化学结构更复杂的淀粉。

“麯”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人率先完善了粮食酒的酿造技术：“麯”本意是发霉长芽的麦子。中国人发现，麦芽里的霉菌和糖化酶能分解谷物里的淀粉。通过人工的选种育种，驯化微生物，再择取霉菌、酵母菌和麦芽混合的团块，投入粮食中，一边让霉菌分解淀粉，一边让酵母菌生产酒精。

这就是闻名世界的双边酿酒法。

相比水果，谷物的干物质更多，酿酒产量大、效率高，但缺点是菌群不稳定，在没有成熟控菌手段的时代，酿酒酿“酸了”，是中国谷物酒常见的意外，也是限制更多人了解酒、接触酒的门槛。

蒸馏法的传入，彻底解决了谷物酒的问题，从此，中国白酒突破了24%的酒精度限制，开始出现40%、50%乃至60%以上的高度酒，而宋代以前武松们“三碗过岗打虎”的海量传说也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更直接的酒、更奔放热烈的酒、更好的酒。

也是在这个时代，诗人欧阳玄在李白的《上阳台帖》题跋：“唐家公子锦袍仙，文采风流六百年。可见屋梁明月色，空余翰墨化云烟。”

尊重酒的历史，但也拥抱酒的未来

1100年后，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打开了古国的大门，带来了现代意义上的红酒，也撕裂了中国的社会。

与唐诗里的“葡萄美酒夜光杯”完全不同，近代西方带来的红酒，有着更复杂的工艺，包括硫化、浸渍发酵、乳酸发酵、澄清过滤等等。它的残糖率、单宁结构、饮用温度，都被细化、量化。那些对西方文明有着崇拜的留学生、洋买办，都以饮用红酒作为最优选。

与之相反的是，传统文人、士大夫依然保留着饮用不蒸馏的黄酒的传统，这种崇古尚尊的风气，认为一切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最好。

但更多代表了社会中坚力量的人群，已经慢慢把眼光放到了蒸馏白酒上。

在前半段制酒工艺中，恪守传统中国谷物酿酒工艺，加入的蒸馏步骤，则促成了白酒较高的酒精度，让它上头快、劲头猛、酒香浓烈，还有更强的杀菌消毒作用。

如果说李白写作《上阳台帖》时，喝的非蒸馏酒是一出婉转缠绵的折子戏，那么蒸馏白酒，则是一曲直击心灵的朋克摇滚。

传承古法，锐意创新，滋味跃升、价值实用。中国白酒的国酒地位，已经悄然奠定。

如已经被全民认可的酱香白酒，它来自江湖之远和市井之深的滋味，终将主导这个国家的浪潮。

事实上，李白喝的非蒸馏酒，在唐代的酿造水平下，酒精度应该非常低。但它抒写《上阳台帖》时的豪情万丈，却与后来中国白酒工艺的走向不谋而合。

时来引山月，纵酒酣清晖。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

这是穿越千年的酒中之仙，更是贯穿始终的，中国白酒的精神主线。

如果李白能有口福，试饮来自贵州茅台的“上阳台酒”，一定会爱上它柔顺的口感、浓郁的酱香和绵长的回味。它的滋味，代表了诗人心目中的“净”，也是终生追求的“静”。

进可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退可以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酒中小我，人间大我。

1278年后，艺术家韩美林为上阳台酒设计了天青色的琮形瓶，把唐宋风韵与中国酱香酒结合到了一起。

韩美林是当代中国极具影响力的国宝级艺术家，2008年奥运会吉祥物福娃便是出自韩美林之手。为上阳台酒设计的酒瓶，灵感来自李白的文人背影。器型沿袭宋朝琮式瓶,瓶身为方、瓶口为圆，寓意文人方正和君子的处事圆满。在着色上,选用宋代文人崇尚的青瓷釉色,追求清淡、优雅、自然,彰显宋代极简主义美学。

而它的整体包装，则取自韩美林《天书》系列作品,有“康祥,大吉,长乐,福”的美好寓意。

这是千年塑造的中国审美与中国滋味的和谐统一，也证明了李白中国诗、上阳台中国酒的不朽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