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笔写上海弄堂，老艺术家不由得想起了邵艺辉导演的《爱情神话》。
高跟鞋与木质楼梯的碰撞，菜市场和咖啡摊并肩而立，窝着铺子里的修鞋师傅对Jimmy Choo习以为常……上海弄堂里，有着万花筒一般的魔幻日常。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说：“城市不会泄露自己的过去，只会把它像掌纹一样藏起来。”
△《爱情神话》/剧照
如果胡同是北京的掌纹，折叠了这座双奥之城的光辉岁月，那么对于上海来说，弄堂，就像北京的胡同一样，不管以怎样的方式打开魔都，都绕不过这纵横交织的肌理。
雕花的石库门、狭小的老虎窗、燥热的亭子间以及衣袂飘飘的“万国旗”一一勾画，可以说最迷人的上海风情似都凝练在了市井和小资交织的弄堂里。
就像王安忆曾形容的那样，上海弄堂是支流无数的大河，又像是枝杈数不清的大树，但更多时候，它们像一张纵横交织的大网，“表面上是袒露的，实际上却神秘莫测，内心曲折。”
里弄从何而来
弄堂和上海一样，是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交融后的产物。
作为中国第一个半殖民城市，上海开埠后，大量的外来人员揣着求生、避难或淘金等目的，涌入了这座喧嚣的港口。租界内人口急速膨胀，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开拓居住空间，人们绞尽脑汁。
△上海的摩登和怀旧感并存。/图虫
于是江南特色的围合院落、中空天井以及封火山墙，遇上流行于英国等欧洲国家的联排别墅，一种全新的、只能为上海独有的住宅样式——里弄——诞生了。
“里”“弄”，吴语中有“街巷”的意思。这种通过小巷子相隔并相通的群居宅院，有颇为细致的单元划分，通常来说“五户为邻，五邻为里”，而构成里弄的各个房间单元称为“堂”，里弄也因此被叫做“弄堂”。
而识别何为弄堂，单看牌坊上挂的匾额就够了。一般名字里带“坊”“弄”“巷”“村”“里”的，走进去，迎接人的，就是枝枝绕绕、曲径通幽的天地。
△上海弄堂，曲径通幽。
其实江南一带，早期曾出现过家族世居、冠之以各族姓氏，诸如“张家弄”等的住宅区，但多是几栋平房加几条巷子，直到石库门这类多层住宅的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上海里弄才有了雏形。
第一条石库门里弄“兴仁里”曾位于外滩附近，如今早已拆除。时代变迁中，石库门里弄也从“先大门，后天井，中间客堂，两侧厢房，房顶铺满蝴蝶瓦”的江南风格，慢慢变成了融合了广式民居特色的新式里弄。
△上海石库门大街。/图虫
西洋纹饰取代中式花样，水磨石楼梯取代木质楼梯，开放的绿化空间取代狭长的天井，铁铸镂花的栅栏门取代了花岗岩或宁波红石雕成的石制门楣。通风和采光设置更为合理的新式里弄，不仅巷子宽到可供车行，屋内装饰也从“一步三摇的弹簧地板”变成了蜡地钢窗，对内是雕花的青砖，对外是巴洛克风格的弧形阳台，通身气派，颇具腔调。
而这，仍不是上海里弄的最高级。
△上海街头的巴洛克风格建筑。/图虫
为了兼顾潮流和舒适，不差钱的豪绅们又对新式里弄进行进一步的升级，整合空间，建起了拥有庭院的独栋住宅。车库、书房、佣人房一应俱全的花园里弄，不仅复刻了古典主义的雕花门廊，连外墙都粉刷上了诸如淡黄、天蓝等颇为清新的浅色。
这之后，人们推倒了传统里弄中用来分割空间的围墙，改用公共绿化来加以隔断，一种完全西式、形似经济适用房的公寓里弄出现了。公共空间和装饰风格上向花园里弄看齐，但平屋顶和相对紧凑的内部格局，已经和现代住房相差无几。
△ 在上海，有不同风格的建筑。/unsplash
虽然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公寓里弄略逊惊艳，但在当时，这些日式或西班牙式的小白房却是名流云集的时尚地标，只有出具购买力强劲的美元和金条，才有资格成为这里的租户。
上海弄堂里，藏着半部民国异闻录
可不管是岁月雕琢的痕迹，还是繁华富丽的装点，显然都不是上海里弄让人迷醉的原因所在。
能在砖瓦上刻下故事，在楼宇中填入传奇的，当然是里弄中的住客们。
要知道，民国时期的上海弄堂，共计拥有“居筑九千余处，房屋二十万栋”，收留着当时这座城市超六成的人口。
△ 上海弄堂的万国旗，是当地住客生活的注脚。
即便没有营销号，没有流媒体，但里弄中的人潮川流不息，又集合了各路人马的传奇经历，自然能让上海从那时起就自带话题属性，像一本永不下架的热门读物。
不夸张地说，民国时的KOL们如果未曾有过一段或长或短的里弄生活，人生都是不完整的。
以至于对于今日的游客来说，在里弄之间晃荡，成了打卡名人故居最高效的方式。其中出镜率最高的，当属淮海坊和四明邨。
△ 淮海坊一角。/图虫
淮海坊霞飞路一片，因为居住过太多的名流雅士，一度被戏称为“名人坊”。比如巴金就曾在霞飞坊59号堆满书籍的亭子间里，写出了《秋》《寒夜》两部长篇小说；鲁迅逝世后许广平带着孩子也来到这里，为躲避特务搜查，厨房的煤堆里还藏过鲁迅遗留的手稿。
气象学家竺可桢、画家徐悲鸿、影后胡蝶以及丰子恺的恩师夏丏尊等人都曾在这条清水红砖、爬满绿植的里弄里留下光影，唯一能与之一战的，只有被官方敲章为“名人文化村”的四明邨。
这条以四明山命名的里弄，先后住过泰戈尔、周建人等十四位文豪，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陆小曼和徐志摩。婚后两人在此租住了一栋三层小楼，在这个装点着红色天鹅绒窗纱和蝴蝶标本的爱巢里，他们吸烟、会友，也爆发过徐志摩离世前的最后一次争吵。
△ “名人文化村”的四明邨俯瞰图。
而淮海坊和四明邨之外的其他里弄，也不免被荡气回肠的人生、理想或爱情填满。
1998年，画家陈逸飞来到了东临思南路的诚坊。这条石库门里弄中，废弃的厂房和四合院民居交织，弄堂口林立着生机勃勃的摊棚和菜场。他租下一间旧仓库搞艺术，办起了画室和陶艺工坊。
不久，黄永玉沿着旧友的足迹，也来到这里。身居闹市，却在市井之中坐享乌托邦的老顽童有感而发，联想起历史上那个超然洒脱的帝师，于是借孔子的徒孙、魏文侯的老师田子方之名谐音，为这条逐渐被艺术家包围的弄堂，起了“田子坊”的雅号。
△ 田子坊如今已成为网红打卡地。
阮玲玉为渣男心碎自杀，在种满花草的沁园邨香消玉殒；《色·戒》中王佳芝的原型郑苹如，在有着绛红色木质楼梯的万宜坊谋划了第一西比利亚皮货店里的“刺丁案”。里弄看似静默，有时却也像上海的风暴中心。
最幽深的街巷里，有最浓郁的烟火气
如果说田子坊是游客最爱打卡的潮流里弄，那么本地人似乎更流连于时光仿佛停滞的老城厢。
铺满碎石的弹街路，明清时代的雕梁画栋，沿街的烟杂店和跳蚤集市几近关闭，但恍惚中，似乎还能看到烧着热水供人自取的老虎灶。
△ 上海弄堂一角。/图虫
出生于南京的王安忆，幼年时随母亲来到上海。这座日新月异的超级城市，像一架不知疲倦的永动机，配合黄浦江潮水奔涌的音浪，总会有那么一刻，让异乡人心生疏离。
于是她幻想了一个陷入里弄的上海小囡王琦瑶，借她的人生起落，来探触上海弄堂那“并非云水激荡，而是由最为日常的情景点滴累积起来，富有烟火人气的感动。”
△ 上海小囡王琦瑶，游走弄堂触探人情世故。/电影《长恨歌》剧照
只有从开阔的街道转入弄堂，在穿过了石库门、天井，回到自己那一方天地的路上，外来客们才慢慢找到生活的本味，以至于有了重回故土的纯粹与安宁。
而用心理学来解释，那就是“围而不阻，疏而不透”的里弄，通过总弄、支弄、石库门、天井的层层递进，形成了公共空间向私密空间的有序过渡。这样的过渡，会让人形成“强烈的围合感、地域感、认同感和归属感”。
围合而居的状态，也让邻里关系更为热络。如同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夺冠”片段中表现的那样，街坊们搬出瓜子、长凳，围在仅有的一台电视机前看比赛，几乎成了当时上海老式里弄中的日常。
△上海弄堂烟火气。/图虫
不可否认，旧日的里弄几乎是上海人情味最浓的地方。一部热剧、一出八卦，甚至于买回一筐新鲜的鸡毛菜，都能让左邻右舍的大人、孩子们自然地凑在一起。
盛夏八月的上海里弄，承载了让人亲切的生活图景：闲暇的傍晚，饭后消食的人们从自家的门洞走出来，聚于一条条或窄或宽的弄堂里。亭子间的晒台上，晾晒的各色衣物被晚风吹起，夕阳投向老虎窗的光影被高墙遮挡，曲折蜿蜒的青石板路成了天然的绿荫。
△午后，上海里弄一片阴翳。/图虫
正如木心在《弄堂风光》描绘的那样：“藤椅、竹榻、帆布床、小板凳，摆得弄堂难于通行，路人却又川流不息。”位于风口的弄堂口，挤满了下棋、聊天的大人，玩弹珠、踢毽子的小孩在旁边嬉闹，来自天南海北的小家庭，似乎被这蒸腾的暑气，融合成了以弄堂为单位的大家庭。
夏天乘风凉，冬天孵太阳，弄堂中的人物、事件，不分时令总是细碎的，就连吃食也不例外。
△上海里弄的边角料。/图虫
曾在闸北落脚的鲁迅，就领略过里弄出品的各色小吃。“薏米杏仁莲心粥，玫瑰白糖伦教糕，虾肉馄饨面，五香茶叶蛋”，小贩们游走于巷道中，报菜名式的叫卖声不绝于耳，让一向对美食分外敏感的鲁迅无心干活，只想着“从早到夜，叫卖的零食恐怕总可以有二三十样……实在使我这样初到上海的乡下人，一听到就有馋涎欲滴之概。”
而如今，弄堂口几乎见不到支起油桶烤饼的饼炉，也很少听到叫卖千层油酥的小贩敲击铁锅的声音，但是在门脸不够显眼、却挤满了本地人的铺面里，还是可以吃到正宗又平价的汤包、生煎。
△上海各色小吃，令人垂涎欲滴。
不管是在上海现存的最大的新式里弄静安别墅，还是原生态砖木结构的旧式里弄步高里，对于寸土寸金、动迁频繁的城市，里弄之于上海最大的意义，正是留住了钢铁森林里愈发稀薄的烟火气息。
参考资料：
《上海弄堂的风花雪月——清末至民国时期上海弄堂建筑形态与文化研究》殷心悦
《上海里弄住宅的演变及保护和更新研究》郁志刚
《长恨歌》王安忆
《弄堂风光》木心
《弄堂古今生意谈》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