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研究
作者简介：王振忠，复旦大学学士、硕士、博士（1992年），1998年起任该校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历任武汉大学兼职教授、安徽大学讲席教授，2003-2004年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并曾赴日本东京大学、法国远东学院、荷兰莱顿大学等海外汉学机构学术交流。主要从事历史地理、明清史、域外文献与东亚海域史研究，著有《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1996）、《社会历史与人文地理：王振忠自选集》等专著十数种，主编及合作主编有《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30册、《长江与莱茵河》等五种，并有数种学术随笔结集。
摘要：明清时代徽州木商的活动遍及长江流域，其中又以婺源木商最为典型。不过，以往所见多是这些木商在徽州府之外的贸易，而他们在本地的活动及其相关纠纷则较少涉及。抄本《四、五、六都士绅呈请禁止石山以上水运木簰全案》一书，则反映了咸丰年间婺源木商在徽州府黟县境内的活动。作为外来木商，在地士绅对之的仇富心态在所难免，木簰转运过程中的勒索情事亦不罕见，其中也夹杂着当地士绅内部不同的利益纠葛与冲突，这就使得同一事实本身，从各异的立场观察，至少从表面上看皆有其各自的道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此一讼案发生在特殊的时代，故在诉讼展开的过程中，双方皆充分利用太平军兴的背景，从国家利益的高度为己方的诉求寻找合理依据：一方声称木商对于军兴之后军费抽厘的巨大贡献，另一方则反复强调地方社会中团练作用的紧迫性与重要性。对此，作为仲裁方的官府权衡利弊，在特别需要地方社会配合的时代背景下，为了尽快平息事端，倾向于站在在地士绅一边，这也使得相关的纠纷得以迅速落幕。
关键词：徽州；黟县；婺源木商；诉讼
明清时代徽州木商的活动遍及长江流域各地，其中又以婺源木商最为活跃。不过，迄今学界所关注者多是这些木商在徽州府之外的商业经营，而对于他们在本地的活动则较少涉及。有鉴于此，抄本《四、五、六都士绅呈请禁止石山以上水运木簰全案》所反映的木商在黟县的活动，值得特别关注。
一、黟县在地士绅与外来婺源木商的交锋
抄本《四、五、六都士绅呈请禁止石山以上水运木簰全案》全书计有88面，共32个文件，为相关纠纷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图1）。
图 1 抄本《四、五、六都士绅呈请禁止石山以上水运木簰全案》书影
抄本标题中的“四、五、六都”，根据嘉庆《黟县志》卷二《地理志·都图》的记载，所属村落分别如下：四都包括陈闾、古筑、黄村街、百石塅（百尺段）、鲍村、后阐（厚善）、官路下（关麓下）、泉山岭、新安田舍（西干田舍）、黄牛 （黄仁）、西武岭脚、查村、上江村、下江、湾里（安里）、鲍家林、牛矢坦、大山、西岭培、冈背、山口、绛霞村、长岭和霞庄；五都包括田塅（柏林）、汪村、余村、程家庄、旧庵、胡村、陶村、赤岭（泽临）、中墩、月塘、村心、下五山、新田、庙背、高桥村、闾堨、黄家岭下、檡树下、金家嘴、缸瑶山（瑶山）、舒家林、新庵、金珠里、黄柏坞、钟山、闾山、胡村旧里、新溪和上鲍；六都包括横冈、西递、霭山、大坞、石山街、彭田、塘头、东山、沙田、小坞、田段里、叶家湾、长演岭、金家村、栈阁岭、桃源铺、插坑、青里山（千里山、清冷山）、山背、托坑、从坑、朱林下、何村、木鱼（慕虞）、徐村、源头、严岭、谢坑、前靠、苦竹林、坎下、巧桑、石头坦和林村。这三都位于黟县漳水及其上游的丰溪、武溪沿岸，所属包括关麓、西递、钟山和古筑等村迄今仍是颇为著名的重要村落（图2）。
图2 黟县的四都、五都、六都及水道沿途示意图[1]
抄本中的第一份文书是“二月二十八日生等初词”（简称“初词”）：“为吁恩谕禁，永保水利，上裕国课，下裕民食事。黟属山溪两道，四、五、六都地面共计七十九堨，灌田数万亩，资生数万民，供课亦不下数千金，前人审地势，竭工力，竖木砌石，筑堨坝，沿溪庐舍、坟茔、碓坊、桥梁，借以水利，所关甚巨。故自石山以上，向来不通牌筏者，保堨坝也。伏查孙志塘堨序‘三时溉田，冬日归碓，此议关于民生不可摇者’，凿凿可考。近有婺商，拼买余姓冷水坑山木，抬至黄迎桥，联成木簰，悭惜小费，沿溪运放。窃恐木簰行，则堨被冲；堨被冲，则田亩坏；田亩坏，则民食绝；民食绝，则国课奚供？甚至庐舍、坟墓、碓坊、桥梁均受其害。况自冷水坑至黄迎桥，山径崎岖，婺商现可夫抬，则黄迎轿至石山，平坦通衢，不过十里，何难陆运？且溪身狭囗，并非木簰可行之途，而溪堨鳞次，从无木簰创行之事。一人获利有限，万家受害无穷，不得不思患预防，吁恩示禁。为此环叩宪大父师下念民食，上裕国课，恩赏示禁，谕从陆运，永保水利，永杜后患。仍于尾滩捐厘，毫无涉碍，激切上禀。”从全书所涉内容来看，“初词”提交的年份是在咸丰六年（1856）。其中提到的“孙志”，系指乾隆三十一年（1766）知县孙维龙主修的第五部《黟县志》。该志序中提及的“三时溉田，冬日归碓，此议关于民生不可摇者”，也为嘉庆《黟县志》卷十一《政事志·塘堨》所沿袭，这明显是当地延续已久的惯例（志称“俗有公约”）：溪水在春、夏、秋三季皆用以灌溉，只有冬天才可蓄水以备水碓使用。根据“初词”所述，当时婺源木商想要沿溪运放木材，当地人认为破坏了历来的规矩，故而强调前者不应水运木簰，而应当通过陆路搬运。黄迎桥也作横迎桥（亦即杨迎桥），位于黟县十二都，附近有丰口（因地处丰溪之口而得名）、梧村（霍溪河下段北岸）等地。“石山”也就是六都的“石山街”，位于今黟渔公路之东侧，为黟之诸水所聚会之处。另外，新安江从中游初入歙境，地名尾滩，其滩高峻，商人于此捐厘，但此处离黟县甚远，故“初词”称是否水运与此“毫无涉碍”。
在这份“初词”之后，接着的是二月二十八日的“林县批”：“余邦辉等，据禀石山以上，向来不通簰筏，兹恐婺商运放木簰，冲坏堨坝，有碍田庐，公请示禁。查沿河坝堨，原以保卫田庐，但春水发生，借运竹木，谅不至有误灌溉。现据监生单泮以余达三勒索凶毁等情具控，业经批勘，究竟该河有无违碍，候并勘明，核夺。”此处的“林县”，是指当时的黟县县令林廷杰，江西广丰人，进士出身，于咸丰五年（1855）十月署黟县县令，并在咸丰六年五月卸任。从中可见，上告的是黟县人余邦辉，他认为石山以上向来不通簰筏，但当时有婺商拼买余姓冷水坑山木，沿溪运放木簰。他认为这样会冲坏沿河碣坝，影响当地农业生产与民众生活。对此，县令林廷杰似乎认为，在春水泛滥之时运送竹木应不至于耽误农田灌溉。他还指出，根据婺源木商、监生单泮的控词，其间应当存在着“勒索凶毁”的情节。
从抄本内容的前后顺序来看，上揭黟县县令林廷杰批文中提及的婺源监生单泮之控词，在提出的时间上要早于余邦辉一天，此即抄本中的“二月二十七日婺商单泮禀县初词”：
为纠众勒索，拂欲凶毁，叩验提究事。生居婺源，旧赴治下，价买余姓杉木，山在十二都，搭蓬[篷]黄迎桥，收木扎簰赴浙，至各卡关投查纳税，已沐各宪谕示在案。讵本月二十二日，有余达三等纠凶吴大宾、余廷英等多人，各持器械，至蓬[篷]索买路钱。生以现奉示谕，要至歇[歙]邑尾滩卡所查验抽厘等情理论。三等拂欲，藐示欺异，开枪放铳，纵火将蓬[篷]内物件烧毁，并将钱柜打破，失钱数千文，簰缆斩断，课木几被漂落。比投地保，验明属实。保畏凶锋，不敢禀报。窃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如此勒索凶毁，强同土匪，不叩提究，异商难安。为此粘单，迫叩宪大父师，视异如子，恩赏验明，严提究办，靖害安商，顶祝上禀。
计粘烧毁物件：
筹厂蓬[篷]一间；瓷碗卅四个；蓬[篷]木三根；布被二条；簰缆一条；钱柜一只，内失钱数千文。
据此，案件的基本情形大致清晰：婺源木商单泮等拼买余姓拥有的十二都冷水坑杉木，在黄迎桥搭篷，扎簰运往浙江出售。咸丰六年二月二十二日，黟县土著余达三（即余邦辉）等人与婺源木商发生纠纷，据说前者纵火将篷内物件烧毁，打破钱柜，并将簰缆斩断。木商投鸣地保无果，双方因此诉诸法律。
咸丰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县令林廷杰批曰：“据控是否属实，准即勘验讯断，粘单附。”
在上控黟县的同时，余邦辉方面也向更高一级的徽州府提告，这反映为咸丰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生等禀府初词”：“为吁恩饬禁，永保水利，裕课裕食事。盖闻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而农田实民食之本源，水利尤农田之命脉。黟邑山溪两道，四、五、六都田段共计七十九堨，灌田数万亩，资生数万民，供课数千金。概自石山以上，向来不通簰筏，又黟志塘堨序载明：‘三时灌田，冬日归碓。’堨水关系田亩，黟志铁凭。近有婺商拼买余姓冷水坑山木，抬至黄迎桥，联成木簰，势将拆堨，乘流放行。查自冷水坑至黄迎桥计十余里，山径崎岖，尚可夫抬，则自黄迎桥至石山平坦通衢，不过十里，何难陆运？且黟商运贩树木，均由陆路搬抬，从无创行木簰之事。生等思患预防，业已禀县吁禁，为此上叩宪太公祖，下念民食，上裕国课，恩赏饬禁，照黟商一例陆运，永为成规，永保水利，戴德无涯，激切上禀。”此处的反对意见中增加了两个新的理由：一是将山木联成木簰乘流放行，必将拆毁堨坝以便通过；二是黟县本地商人运贩树木都是由陆路搬抬，从无创行木簰水运之事。根据余邦辉的说法，从黄迎桥至石山为十里平坦通衢，可以陆运。此禀应于咸丰六年三月初三日递进，当时蒙府宪批：“向禁通簰筏之处，自不准运放木簰，致坏农田水利，仰黟县查明，出示严禁。”根据通常的惯例，徽州府是将这一案件发回黟县方面审理。
咸丰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婺源木商、监生单泮和汪则苗再上“禀县二词”，强调了两点：一是扎簰运放，乘流放行，“赴杭大关纳税供课，并现奉宪示抽厘军饷”，“木簰课饷攸关”，“裕课通商”，“官河运放税木，应无例禁”；二是“簰阔只六尺，吃水寸许，放乎中流何碍？又届春水，借运簰筏，尤于灌溉甚不有误”。木商们还指出，其中关键的问题是“余达三等勒索买路钱未遂，纠凶拥毁，业报在案，奉批录式。讵三等挟恨，见生等簰近，伊村打桩拦河，不许放簰，不容通商，鼓众联名，托坝堨为词，胧请示禁，任意阻挠”。对此，同年三月初三日县令批曰：“候即诣勘核夺。”为此，黟县官府以“为纠众勒索等事”为题，发出传票：
据婺邑监生单泮等禀称在治，价买余姓杉木，山在十二都，蓬[篷]搭黄迎桥，收木扎簰。讵本年二月二十二日，有达三等纠凶至蓬[篷]，勒索拂欲，纵火烧蓬[篷]等情，业经批候勘讯在案。据监生余邦辉等以吁恩谕禁等事具呈前来，除批示外，合行传勘。为此仰役协同捕保，立传后开有名人，限初四日赴县凭诣勘。去役毋稍玩延干咎，速速！
计开：
余达三、吴大宾、吴锡年、胡思泳、余廷英、汪沛
咸丰六年三月初三日，右差。
上述这张传票列出了双方的诉求，不过，以“为纠众勒索等事”为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黟县县令的主观倾向。为此，黟县土著余邦辉方面连续上了两份禀词，其中之一为“三月初三日生等禀县二词”：“为剖陈利害，迫吁示禁事。生等前以吁禁等情禀请，沐批沿河坝堨，原以保卫田庐，但春水发生，籍[借]运竹木，谅不至有碍田庐灌溉”等谕。查县《地理志·山川门》，黟属水道有溪名无河名，若丰溪、霍溪、后溪等溪可证。现在秧田下种，需水尤急，春水发生，正宜储蓄以备溉田，溪中木簰联贯，堨毁水泄，为误不浅。且春水果可通簰，则黟之簰不止行于石山以下，何待婺商作俑，创行上流？而历任各宪示，亦未有以春可通簰晓示黟民者，因地制宜，合人情、宜土俗也。宪台黟民父母，事关黟民利害，赖宪维持，利一婺商，害及黟民，宪必不为。兹当农事方兴，故害水道，绝四民资生之源，误国家维正之供。一婺富商，岂能任咎？又查县续志，有杨邦瑨力阻毁堨通簰一事，前宪载在‘尚义’，至今流传不朽。生等四、五、六都遵谕合团，非自今起。婺商逞刁捏控，希图借制，冀行木簰，鬼蜮情态，难逃犀鉴。若婺恃势强行，断不甘坐受其害，为此环扣宪大父师俯鉴，堨多溪隘，向不通簰，迅赏示禁，谕照黟商一例陆运，戴德上禀。”其中的“又查县续志”，是指道光《黟县续志·人物志·尚义》所载“杨邦瑨”小传曰：“八都人，少失怙，力田。值天旱，倡建张堨溉槁苗。休邑界邓氏父子率众毁堨，以便通簰、网鱼。瑨挺身，不避强悍力阻，堨得不毁，至今赖其利。”[2] 此一记载讲述的是黟县八都人杨邦瑨力阻休宁邓氏父子毁堨通簰的故事，与此次黟县士绅禁止石山以上婺商水运木簰一事颇有类似之处。从禀词内容上看，余邦辉等对县令林廷杰批文的不满可谓溢于言表。
在上揭“禀县二词”四天之后，余邦辉等人又有“禀县三词”：“为迫吁示禁，裕课裕食，兼叩惩诬事。生等前以吁禁等情禀请，接禀府宪，奉宪批谕，剖禀在案。并将县志各条签明呈览。黟属有溪无河，石山以上七十九堨，并无堨门，向来公禁不通簰筏，凿凿可凭。续奉府宪批示‘向禁通簰筏之处，自不准运放木簰，致毁农田水利。仰黟县查明，出示严禁’，具见因利防患、恤农裕课至意，四民不胜欢颂！生等四、五、六都遵谕合团，自咸丰三年始，四年正月，擒斩贼匪多名。五年五月，协击贼匪，助复城池。前田宪祥［详]叙在案，嗣堂宪奉委阅看，极蒙加奖。现奉天恩，饬广文、武学额，生等团练，着有绩方。今逆氛未靖，团练关国军大计，前月督率团丁巡查异匪，婺商胆敢捏控，诬督率为纠众，诬团丁为土匪，解散人心，阻挠成法，似此刁诬，法所不贷。总之，水利实农田命脉，团丁为当今之急务，为此环叩宪大父师迅示严禁，裕课裕食，以顺舆情，并叩惩诬，上禀。”在此次陈词中，黟县土著方面特别增加了新兴团练的因素，强调在大敌当前的背景下，“四、五、六都遵谕合团”，以抵御太平军之骚扰，不容他人诬蔑。咸丰六年正是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的时期，为了防范日益进逼的太平军，咸丰三年（1853）黟县知县田荆设局组织团练，由邑绅胡元熙、余毓祥等人领导，各都皆设有分局，并由邑人捐输练费，于西武岭建造碉堡。[3]当时，黟县团练还前赴祁门，共同防守倒湖等地。咸丰四年（1854），四、五、六都分局曾擒获土匪蒋四等。同年二月，太平军由祁门县入黟，击败清军，首次占领黟县县城。此后，在咸丰五年至同治二年六月（1855—1863），太平军共进出黟县17次，其中曾11次占领黟县县城。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余邦辉等人特别强调“团丁为当今之急务”，显然是希望以此挑动官府的敏感神经。对此，黟县县令批示：“现经传勘，应否示禁之处，一候勘明核夺，又禀并发。”
针对黟县土著方面的动作，咸丰六年三月初八日，婺源木商单泮、汪则苗也向徽州府递交了第一份呈词：“为藐县捏朦，妨厘误饷，叩委会勘，维饷通商事。生等旧拼买黟余姓杉木，查明河道向通尾滩。今放簰近五都余村，地棍余达三即余邦辉，因伙众勒诈巨费，经余笃芳等调劝，未满伊欲，恃众烧毁物件，斩断簰缆。进禀县主，胆于向通簰筏之处，沿河打桩砌石，拦截木簰，鼓扇吁示。见县批勘，逞刀越赴抹胧，奉饬查禁。切河路畅行，宪示煌煌，该处河路，向无禁规，且河面宽大，簰身浅狭，凡簰经过地方，无伤农田水利，现该河内出木最多，本处簰过者任通行，国家血脉，岂分畛域？况县既批勘，应候勘明，焉得藐县，越胧宪辕，借诈妨厘，藏奸误饷？不叩赏委会勘，必使推勘，有河不通，效尤无底。抄县词批粘，叩宪太公祖电鉴作主，赏委会勘，究诈放簰，维饷通商，切禀。”外来的婺源木商也提出木业经营有利国课，特别是对当时新兴的厘金征课极有贡献，并指斥对方是“借诈妨厘，藏奸误饷”。众所周知，厘金较早源于咸丰三年，后逐渐在推广，一般是向日用必需品抽收百分之一税款，名“抽厘”，亦称“厘捐”，是一种变相的捐输，对于解决清政府部库的竭蹶困窘具有一定的作用，故婺源木商特别强调自己的贡献。对此，徽州知府批示将案件发回黟县，“即速勘明详夺，抄粘并发”。
咸丰六年三月十二日，婺源木商单泮、汪则苗再次向“张大宪”呈词：“为阻诈妨厘，误饷陷商，叩饬委勘，押放提究事。生等旧冬拼买黟邑余山杉木，查明河道向通木簰，因照扎簰运放，将到五都余村，村土棍余达三即监生余邦辉，纠众勒诈未遂，哨凶烧毁被物，斩断簰缆，强同土匪，粘单呈叩黟主卷据。三等挟恨，胆就该村河内向通簰筏处打桩砌石，不容簰过，鼓众朦县吁示，见县批勘明，逞刀赴府，架农田大题，捏情越胧。奉府批查明，切该村河道向无禁规，亦无禁示，河面宽大，簰身浅狭，现在簰过地方，无伤农田水利，焉有簰过该河，独碍堨坝、庐舍，籍[借]诈显然！且河路畅行，府示煌煌，原以通河竹木，供国课关税外，苏、杭、徽各抽厘助饷，亦不下数千金，最切时务。当此军需孔亟，苟出竹木，即向无河道，尚为因时制宜，招商开导。况原有河道，又毫无涉碍，可任拦河截阻？国家血脉触处流通，普天共沾，在黟邑中，练局绅董深明此义，又着余笃芳等出劝通放，沿河上下俱任运行，惟余达三等欲竟难满，独借阻诈，是有河不通，使木难运，则商裹足，商裹足则妨抽厘，妨抽厘则军饷奚裕？误国陷商，藐县胧府，刁横异常。除禀府主外，抄呈词批，匐叩大宪大人电鉴作主，上裕军饷，下集商旅，迅赏饬府，委员会县勘明，立即押放簰行，一面立提,讯究详办，维饷通商，顶祝上禀。”“大宪”是府吏对上司的称呼，在清代“三大宪”系总督（或巡抚）、布政使和按察使的合称。因此，此处的“张大宪”显然应指徽州府以上的官员。在这份呈词中，婺源木商指控的被告为监生余达三（即余邦辉）、吴大宾和武生余廷英等，并将黟县的词批呈电。对此，“张大宪”批曰：“竹木产万山之中，自应联簰顺流放运。据禀，余山杉木向通河道，余达三等何得砌石拦阻？是否勒诈未遂，抑另有别情？仰徽州府迅饬黟县查究行，并迅饬缴厘捐，毋得隐漏。”由此可见，“张大宪”对黟县土著方面的做法亦颇有疑义。
及至咸丰六年三月廿九日，黟县土著方面在“禀林府呈”中以“为奉批吁禁，赏示勒石，永保水利，裕课裕食事”为题，指出：“生等前以吁饬等情禀请，沐批饬县严禁，四民欢颂，不啻旱望云霓、苗逢膏雨，具见大宪合人情、合土俗、因利防患、裕课裕食至意。”按照余邦辉等人的说法，他们强烈希望官府勒石严禁通簰。同日，余邦辉等还向“张大宪”上递禀词并奉宪大人批：“向禁通簰之山溪，自难创运，致泄水而损田，但单泮等前在本行辕控余达三之纠众勒诈、逞凶毁物等情，业经批府饬在案，是否余达三勒诈未遂，抑系单泮等惜费籍[借]词，亟应勘究，仰徽州府迅饬该县勘报核办，切切！”
这位“张大宪”虽然认为“严禁通簰”似乎言之成理，但同时也怀疑土著方面具有“纠众勒诈、逞凶毁物”的相关情节，故而让徽州府再行责成黟县勘报核办，所以到咸丰六年四月初八日，余邦辉等人再次向县令林廷杰递上禀词，其中对婺源木商提出了多方面的批驳：
查泮等初词，称山在十二都，蓬［篷］搭黄迎桥，收木扎簰运放，前后词歧，其诬一也；
木簰现在黄迎桥，尚隔余村数里，泮等捏称将抵余村，其诬二也；
二月二十二日，生等闻警巡团，泮等捏为纠众，其诬三也；
生等身系绅耆，所督练丁，率皆深明大义，为国效力，泮等捏称勒索凶毁，强同土匪，其诬四也；
尤可笑者，泮等既捏称凶毁，而粘单所录，不过蓬［篷］一间，缆一条，钱数千，木三根，岂有练丁数千，而凶毁仅此微物？况蓬［篷］依然尚在，则余物尽为装捏，可知其诬五也；
泮等捏禀府宪，称该河内出木最多，尤足喷饭，其诬六也；
自黄迎桥至石山，向不通簰，泮等捏称本处簰过者任通行，其诬七也；
泮等捏禀张宪，称县主卷据，指宪为证，其诬八也；
又添着余笃芳出劝通放等语，芳系泮等山主，自应听等使唤，生等并未见芳，其诬九也；
生等吁禁，只黄迎桥至石山十里，石山以下，仍听通簰，与尾滩厘款毫无涉碍，泮等捏称误厘，其诬十也。
以上共举出十个方面的理由，从各个角度驳斥婺源木商的说辞。在此基础上，余邦辉要求石山以上禁止通簰。
咸丰七年（1857）十月廿三日和十一月，余邦辉方面再次上禀请求黟县官府“详禁给示勒石，永保水利”，这显然是希望立碑为据，以免夜长梦多。
翌年（1858）六月二十三日，他们又在“禀刘县词”中称：“咸丰六年，婺商单泮等，拼买城中余姓山木，妄欲惜费，于向不通簰筏之山溪，势将联簰，毁堨放行。生等剖陈利害，环禀府宪，沐批‘向不通簰之处，自难创运，致泄水而损田’等谕。单泮等借词捏控，奉各宪金批，自知理亏，仍照黟俗，石山以上，发夫陆运于上，前正月发夫运清，片木无存。赴卡捐厘，毫无涉碍。”文中提及婺源木商单泮等“自知理亏”，知难而退。至此，这一讼案似告一段落，以黟县在地士绅之胜利而告终。不过，该禀词中还提及“讵城中土棍余加邦等，希图包揽水道，突身插案，诳称水陆运放，客便无阻，控禀府宪，批与现呈不符，鬼域[蜮]技[伎]俩，已败露于府宪案下矣。生等二月粘呈切结，剖禀府宪，沐批‘仰黟县确勘究禁’，具见兴利除害至意”，这为讼案的再兴波澜，埋下了一个伏笔。事实上，当年六月，县令王垣卸任，举人出身的河南祥符人刘锡祜出任黟县县令。此一讼案前后历经三任县令，为纠纷处理的一波三折提供了案情反复的契机。
二、在地不同利益方的攻防
揆诸实际，在地士绅因利益的不同，并非铁板一块。例如，明清时代在出租山地给棚民种植问题上，一些士绅是直接的利益相关方，是他们将山地出租给外来棚民借以谋利。而这种做法，却被另外一些人视作族中的“不肖子弟”。因此，围绕这一点，双方之攻防时常可见。在对待外来商人的态度上，各地宗族也同样因利益分歧而分成不同阵营。如监生余邦辉等就曾指出：“黟属素产材木，各都各姓常拼外客，均由陆运，即余姓屡拼山木，价每万计。”而另一位监生余加邦则禀称：“伊族蓄养杉木，非拼本境即拼外商，陆运、水运悉听客便，从无截阻。”这位余加邦，应当是居住在黟县县城，故有“城中余姓”之说。他在咸丰七年十二月城中禀徽州知府的词中提到，“为拂欲迁怒，纠绝生计，环扣作主事。生族养木拼卖，历年久远，水陆运行，客便无阻。讵旧卖土名冷水坑山木，拼与婺客单泮等，扎簰放行。突有地棍余邦辉等，向客勒费未遂，怂众捏控冲坏堨坝。泮等迫禀，奉张钦宪批‘竹木产万山之中，自应联簰运放’等谕，辉仍不悛，威逼搬运，复迁怒请禁生族利源。不思杉木出山，必待春水发动，水涨簰浮，运行甚速，何损堨坝？且其时麦未登场，田不需水，何碍灌溉？生等拼木，外客居多，倘任霸业，外客不来，生息将绝。是辉等挟一己之私，而绝生族利源，课祀两妨，厘饷并误。为此，环扣宪太公祖俯鉴拂欲捏控集纠，霸斥妄请，俾得通商，阖族感德，上禀”。对此，徽州府批示：“查前据该县监生等称，该族蓄养杉木拼卖，陆运、水运悉听客便，何以与现呈不符？着赴县呈请确勘讯办。”显然，对于余加邦的说法，徽州知府无法判断，故而案件又发回到黟县方面。
翌年二月初三，余邦辉方面再次向县令王垣禀词，指责“一都恶棍余加邦等，妄图私利，罔顾四、五、六都无穷大害，诳称‘春水河通木簰，历年水陆运行，客便无阻’等语。试问何年、何客通过水运？查出，甘罪无辞。况自冷水坑等处曲折以至石山十余里，灌田数万亩，供课数千金，资生数万民，所关甚巨，岂容加邦等三人包揽图私，致受误课误食之害？且黟山素产材木，各都各姓尝拼外客，均由陆运，向未闻吝惜夫力而获利累有百倍徙[蓰]之多。如余加邦之妄图私利，徒知为山主一家高其价目，为拼客一人省此微资，而国课民食，罔然弗顾，穷其贪利之心计未尝不巧，而究其贪利之弊，罪不容于诛伐”。他们认为余加邦是在信口雌黄，黟县境内的木簰运输根本就没有水运一说——这是在地不同利益方的相互攻讦，焦点在于是否允许水运木簰。
及至咸丰八年二月十三日，监生余邦辉、附贡江勋、职员胡思泳、生员吴廷镳、监生汪沛、拔贡胡朝贺、职员胡侃、四品封职江镛、廪生吴锡年和举人江文润联合上了一份“禀林府词”，其中指出：“讵城中土棍余加邦等，突身插案，架禀宪辕沐批与现呈不符等谕，加邦等架诉县府词歧，已败露于宪台案下矣，然尤有不得不剖者：黟属僻处万山，何族无场？何山无树木？何木不拼卖？以四、五、六都之山木计之，而余族之山木微矣。以四、五、六都之田亩计之，而余族之山木抑又微矣。况夫脚出自客商，非出余族，加邦等架词阻禁，不过为包揽水道计。生等环请示禁，实为保全水利计。夫山水与田亩何本何末？商贩与课食孰轻孰重？且案经三载，加邦等皆缩不出，乃于旧腊突插案中。前单泮等以误厘捏禀，究竟陆运而厘本无妨，兹加邦等勒费架诬，试问永禁而费何由勒？总之，加邦等只图利己肥私，不顾殃民误课。生等坟墓、庐舍多近溪旁，堆坊、田畴皆资水利，万一通簰，直决横冲，为害无穷。此生等身家性命之忧，所不甘生受其害者也。为此粘单切结，上叩宪太公祖恩赏，勒石永禁，以杜后患。”从前述的数次交锋中可见，婺源木商方面提出的禁止水运“误厘”一节基本上已被黟县土著方面驳倒，因为厘卡抽厘远在歙县尾滩；即使是在近地渔亭设卡，也是在石山以下，根据无关水运或陆运。另外，上述这些人具有一定身份，如其中的胡朝贺，字廷辅，为黟县西递人，后来考中举人，是当地著名的乡绅，此次事件之后还参与了同治《黟县三志》的编修。[4]此人与其他一些人，至少有相当一部分都投身于当时的团练建设，在当地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咸丰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县府出具票曰：
为吁恩饬禁事。案奉府宪批发监生余邦辉等，呈控婺商拼买余姓山木，联簰拆堨放行等情一案。前据婺商、监生单泮等控禀京堂宪札饬抄禀勘详，等因，奉经传勘示据禀到。嗣监生余邦辉等，以婺商拼接陆运，请赐详禁。及监生余家邦等，以拼树听便，索费未遂，负屈陆运，各等情具呈，当备文，据情申覆在案。兹据监生余加邦等，并监生余邦辉等，各具呈前来，除批示外，合传勘详。为此，仰役黄荣等协捕保，即将后开有名人等，限三日内传齐赴县，听候勘详，该役毋得玩延干咎，速速！
计开：余邦辉 吴大宾 余廷英 吴锡年 胡恩泳
余加邦 余景伊 余毓龙 汪沛 余长龙 以上具呈人
汪顺 地保
咸丰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和六月初三日，余邦辉等分别禀“王县词”“林府词”，其中指出：“恐以二三棍徒包揽图私，至贻四、五、六都无穷大害，国课奚供？民食何赖？为此环叩宪太公祖恩赏示禁，并赏饬禁，课食两赖，后患永杜。”由此可见，当时余邦辉等分别上禀黟县县令和徽州知府，重申了自己的一些主张。其时的黟县县令已换成王垣，他于咸丰六年五月署任，直到咸丰八年六月方卸任。在传统时代，地方官的变动对于诉讼双方来说都意味着某种不确定性出现的可能。对此，咸丰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余加邦一方禀“张钦宪”词提出：“为拂欲阻运，厘货两滞，叩示饬禁，放行运售事。生族山业，兴养树木，拼售运行，向无阻滞。前年生将树伐售与婺商单泮等，在黄迎桥地方扎簰放行，突被余达三等索诈河路私费，迫县府奉批奔叩宪案，沐批‘竹木产万山之中，自应联簰，顺流运放’。讵达等藐谕，胆敢纠阻，单无伊何，负屈陆续搬运，仍有大水延搁未行。但生族山木出息，借供课祀，现又须运出售，单簰未放，生簰亦必为所阻。兹据本厘卡所董事亟催放行，以济厘金，而达等强霸官河，阻讹客商，非沐赏示放行，货难运售，课祀奚供？厘饷有碍，商困难苏。不得不上叩宪台大人鉴核，恩赏饬府出示，通商放行，究霸阻讹，俾商货无阻，庶厘金有济，公私两便，感恩上禀。”“钦宪”与“大宪”意思大致相同，都是指知府的上级官员。揆情度理，黟县僻处徽州一隅，山区开发相对较晚，因此外来客商与当地土著的冲突较之徽州其他各县亦相对较晚。余家邦方面的禀词提及，虽然婺源木商单泮原本已忍辱放弃水运，但因受大水耽搁而未能如愿。余家邦方面声称，单簰受阻，势必产生连锁反应。这些说辞似乎打动了“张钦宪”，后者批曰：“竹木产万山之中，自应联簰放行，赴卡捐厘。余达三等何得借词屡次讹索？仰徽州府即行给示严禁，并速饬该县查明放行。倘再任意阻运，即行禀办，禀发候缴。”六月二十三日，余邦辉方面亦上禀“张钦宪”再次指出：“黟地船至渔亭而止，簰至石山而止，所有客货，俱由渔发夫陆运。”这里提到了当地约定俗成的做法，对此，官府批词曰“簰运是否有碍田、堨，仰府饬县履勘，查核办理”，所以仍将案件发回徽州府，要求黟县方面负责处理。就这样，案件又回到了黟县一级。
咸丰八年六月，河南祥符人刘锡祜刚刚接任黟县县令。七月十八日，余邦辉等人于勘后上禀刘锡祜县令，词曰：“沐宪于十六日，自黄迎桥至石山，沿溪十里，经过四、五、六都地段，田堨、庐舍、碓坊、桥梁与溪逼近，损坏情形，均蒙镜照，足见黄迎桥水出自方岭霍溪，山涧沅短，溪身狭曲，石块角，如径如枧，间有稍阔之处，皆由春夏暴涨汹涌，迅速冲坏田庐、坵墓所致，灾降自天，惨目伤心，莫可如何！前人所以禁通簰筏者，诚恐簰挟水势，水借簰力，纵有贲育，莫能挽转，愈冲愈坏，害无底止故也。前婺商单泮等初受余加邦等愚弄，继知山溪向不通簰，自知理亏，势难违禁，发夫陆运，异乡之人，尚知顾义，不忍加害。讵加邦等恃山富足，希图水运利厚，包揽朦控，捏大木之延搁，架误厘之大题，骗批吓制。昨沐勘明，黄迎桥地方，片木无存，一虚也；石山以上，无卡抽厘，二虚也；方勘伊始，加邦脱逃，三虚也。且加邦等拼买山木，运费出自客商，何必代谋徙鼎之计，竟敢挺身妄控，昧义作俑，故害乡人，其欲以陆运之费包揽肥私，显然可见。总之，黟属山谷有溪名无河名，县志铁凭。石山以下，诸水所汇，始通簰筏；石山以上，溪狭水曲，向不通簰。兼有堨以潴水，桥便行人，塝、庐、墓工大费巨。若被放簰，水平堨则簰冲堨石，收泄不及，误灌溉，课食必亏；水高堨则簰冲桥梁，两岸断隔，有碍行人往来病涉；水左右射，则簰冲庐舍、坟墓，甚碍阴阳两基，生役[殁]均受其害。种种妨碍，确有明征。昔杨邦瑨力阻毁堨通簰，农民尤能尚义，矧生等村居、坵墓、堨碓、桥塝，国课民食，水利命脉，关系甚大，断不甘于向禁通簰之山溪，生受其木簰冲激之害。兹沐勘明，为此粘呈田堨、庐舍、坟墓、碓坊、桥梁清单，环叩宪大父师犀劈朦控，俯鉴碍害属实情形，恩赏转详给示，永禁杜害，千秋生殁感德，望光上禀。”
前引指出，婺源木商单泮已知难而退，发夫陆运，只有余加邦仍在坚持。此后，根据查勘，《四、五、六都士绅呈请禁止石山以上水运木簰全案》中详列了沿途的各类建筑（表1）：
《四、五、六都士绅呈请禁止石山以上水运木簰全案》中的调查极为细致，在详列了村落区位之后，文中还特别指出：“以上各村各姓阴阳二基，民生命脉，所关甚巨，共计三十二处，万难坐受冲塌之害。”而在备列四都、五都和六都相关堨名之后，也注明：“自黄迎桥至石山田堨，县志四、五、六都地段，共载七十九堨，其中有冲坏不能造者，有新造未载县志者，今将山溪现在有碍田堨，共计五十四堨。以上田堨，砌造匪易，县志塘堨序载明，‘三时灌田，冬日归碓’，再被簰冲，堨坏水泄，无以灌田，国课奚供？民食何赖？”在细载了诸多桥梁之后，又点明：“自黄迎桥至石山，有碍石木桥梁，共十七条。……前婺商单泮等拼买余姓山木，于咸丰六年冬发夫运清，在横冈桥以下干滩上堆放。此水发源于漳溪，中汇吉阳之水，至此入挹秀桥。挹秀桥即石山地方，前泮等在此桥下联簰放行，此水发源于霍溪方岭，并武水横冈桥下诸水所汇，所以可通簰筏。以上石木桥梁，屡被水冲，再加簰害民，必病涉。”另外，调查还提出十数处水碓，并指出：“自黄迎桥至石山，有碍碓坊共计二十间。以上碓坊，黟属谷麦籍[借]以舂磨，县志塘堨序载明‘三时溉田，冬日归碓’，若被行簰水激溢冲，水不归碓，碓必冲没，为害不浅。”
总之，以上对沿途村落、田堨、桥梁和水碓各项所做的逐一点评相当详细，所述亦不无道理。以余村为例，据同治《黟县三志》载：“余永成，余村人，……谓余村三面环溪，水患没田庐，两岸宜为石堤，以捍洪流而卫村居，敕子建造，逾年堤成，袤二百余丈，费近千金。”[5]而余村正是此次纠纷中领头者余邦辉（达三）所在的村落。当地三面环溪，时常遭受水患。关于这一点，在《四、五、六都士绅呈请禁止石山以上水运木簰全案》中余邦辉等人还指出:“勘得黄迎桥地方有程姓居住，该村坐西南、朝东北，又有溪河一道，水自西北流至东南。查黄迎桥至石山地方，计程十里，据生余景伊等指禀，春水发动，田禾未出，田亩无须灌溉，木簰自黄迎桥直至石山地方。又据监生余达三等指称，溪河狭窄，两边民房、民田共计数万亩，全赖各堨灌溉。自黄迎桥直至石山，共堨七十九座。查看该溪河阔狭，自一丈至五丈不等，各堨高低不同，溪水或数寸或尺余，深浅不一。黄迎桥之下，有麻石堨，有杨林堨，有竹林堨、上和堨，西首上光村吴姓，该村坐西北、朝东南，以下王家堨，西首中光村，即王姓，坐西南、朝东北，桥下堨东首穹里汪姓，牛角堨、枧堨，东首撒家滩，东首下光村吴姓，古田堨，杨囗堨，东首陈闾山汪姓，西首陈闾胡姓，西首以下张墩罗姓，东首以下后溪徐姓，西首余江村，坐北朝南，东首文孝庙，钟山金姓，碓堨、田堨、闾堨，西首柏林程姓，该村坐南朝北，东首窑山，新溪胡姓，金家嘴西首，闾堨胡姓，田堨东首，檡树下李姓，四百八十二堨，西首江村，查堨西首巧桑胡、吴姓，竹下堨东首旧里胡姓，塘下堨、彭田堨以下，六都村吴、胡姓，至石山村。”
对照表1可见，从黄迎桥到石山村，沿途涉及四都、五都和六都的诸多族姓，关系颇为重大。当时，黟县知县刘锡祜讲述了上述调查的经过。他到任之后，就“核案比差”，召集原告和被告。但诉讼的另一方余加邦等却托故没有前来。刘锡祜觉得“未便停勘以传”，当即带同画匠亲诣黄迎桥查勘。其时，刘锡祜看到该处地方坐北朝南，有溪河一道。根据余达三的指称，“溪道狭窄，两岸民房、田畴数万亩，现存堨五十四处，查看溪阔丈余至五六丈不等，水或三四寸至五六寸不一。自黄迎桥至石山，相距十余里，田堨有五十四处，间叚有石木桥十七座，碓坊十余处，两岸并有堤圩。堨则泄水入田，禾资长养；桥则渡利行人，民免病涉；堤圩则御涌流，俾其顺流。其自黄迎桥至石山向不通簰，石山以下，会合黟境之吉阳、曾川二水，竹木始堪并运。由此顺流，并无偷越关津厘卡，该山庶无大木，未放勘毕，饬匠绘图，带同两造回县研讯”。勘察完毕，刘锡祜命人绘图附卷，“候差传两造人证到案讯详”。虽然是差传两造前来县署，但因余加邦等此前未曾随同刘锡祜一道沿途查勘，余达三一方的意见显然占了上风。最后，刘锡祜回署即传余加邦等到案，“当面谕以和睦乡里，捐除利己损人之心，反复开导，终未遵谕。第经勘明，毫无疑窦，未便因余加邦等一己之私，致贻四、五、六都无穷之害。仍自石山以下，准其放行缘由，先行出示晓谕。如余加邦等始终固执，分别吊取执照，移学年貌，详请斥革外，合将勘讯、供情绘图贴说，缕析禀陈，仰祈大人、大老爷俯念民依，批示立案，以清尘牍而杜讼源。至案已讯明，未到人证，应免传。余达三即邦辉，并无纠众断簰勒费情事，并请免其置议”。余家邦亦是监生，县署要求他具结，否则将吊销执照，取消资格。而诉讼的另一方监生余邦辉、汪沛和庠生吴锡年则出具依结：
缘生等以吁恩谕禁，永保水利，及后余加邦等插控一案，今沐诣勘讯明，石山以上沿溪一带，田堨、庐墓、桥梁、碓坊甚多，断难通放木簰，沐断余加邦等出拼山木，无论春、夏、秋、冬，四、五、六都山溪，一例不准放簰，免碍农田、水利、庐舍、坵墓、桥碓，给示永禁等谕，至公至明，生等感戴归依，所具遵依结是实。
咸丰八年七月廿四日，具遵依结。
岁贡胡侃，附贡江勋，廪生吴锡年，庠生胡宝书，监生余邦辉，庠生孙锡章，监生汪沛，监生金展选，生员吴廷鏣，生员余文涛，生员汪文璧，生员余绶。
至此，黟县土著士绅余邦辉等人大获全胜。咸丰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他们又上了一个“谢刘宪四六禀”，盛赞黟县知县刘锡祜，声称“四、五、六都元元均戴，永作万家生佛，亿千百载，世世不忘”。
此案在黟县应当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笔者手头另有一册黟县文书抄本，其中就收录了一份《婺源县人在我黟做木簰损坝堨控词》，其中提及：“生等请禁筏簰，永保课食，穿墉有鼠，曾速讼已。”作者赞扬县令“案如山立，平兹两造，令合水流。……宪大父师害杜千秋，恩含结草，功垂万古，德赛餐花，业沐勘明转详，申木簰之禁，复蒙谳定给示，俾石碣之刊，群瞻一路福星，四、五、六都元元俱戴，永作万家生佛，亿千百载，世世不忘”。在上述控词之后，还有县主之公批：“折狱本长吏所应为，颂扬即吾民之过誉。惟本县衡情定断，并非市恩，诸生已见捐除，勿存感德，此案已详京堂、府宪，候奉到各宪批回，再饬示遵”。这些文字，与前引“谢刘宪四六禀”中所述大同小异。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此一控词注明系“伯敷弟稿”。伯敷即程鸿昭（1821—1874），黟县城中桂林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举人，授河北鸡泽教谕，咸丰中返回黟县办理团练，后曾与太平军战于石鼓山。程鸿诏之名并未出现在抄本《四、五、六都士绅呈请禁止石山以上水运木簰全案》之中，但《婺源县人在我黟做木簰损坝堨控词》却出自其人之手，显然说明当时卷入该案的黟县士绅相当多。
三、小结
徽州地处万山之中，常见的“堨”即渠堰，是一种由来已久、行之有效的重要水利工程。著名的鲍南堨，位于歙县岩寺镇（今属徽州区）丰乐河上，由东晋咸和二年（327）新安太守鲍宏倡建，其干渠自岩寺镇潜虬山下入口，流至路口分南、北两大支渠，灌田240余万平方米。此后，一府六县各地之堨始终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早在明末，方卜频的《隆堨记》就曾指出：“新安之为郡，山多田少。陂塘蓄水者无论矣，惟临溪田坂筑堰凿渠，谓之堨。……堨之为利，亦广矣哉。”[6]
在徽州，堨是与村落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水利设施，通运与灌溉时常成为难以解决的一对矛盾。在清代前期，水利灌溉与通簰运货之矛盾在一些地方已多有讨论。例如，乾隆三十三年（1768）五月，歙县沙溪村凌应秋撰有《堨论》一文，就提及歙北丰口、太尉坊等村店铺设簰装载货物与当地农田水利的矛盾。[7] 不过，由于这些店铺都是周遭村落土著所开，故彼此的冲突尚不会太过激烈。但是，一旦涉及土著与外来客民的纠纷，则往往会表现为激烈的冲突。在这方面，清代的棚民问题是这样，[8] 外来商贩与土著的纷争同样如此。
具体到徽州木商，他们在拼山运木过程中，在全国各地所发生的纠纷都相当普遍。[9] 在清代，婺源商人在黟县的活动颇为频繁。就目前所见的文书来看，“婺客”在黟县木业和茶业经营中皆相当活跃。[10]作为外来木商，在地士绅的仇富心态在所难免，勒索情事想来亦不罕见，其中亦夹杂着在地士绅内部不同的利益纠葛与冲突，这就使得讼案的事实本身从不同的立场观察皆有其自身道理。而在纠纷的处理过程中，如何论定往往取决于各方势力的博弈。
在诉讼过程中，土著一方不时搬出《黟县志》的记录作为根据，这是因为“邑志所以传信，特设公局，择邑中品学兼优之士数人，分司其事，假以岁时，使得勤公采访，详慎纂辑”，[11]从“嘉庆壬申续修县志职名”来看，除了总修、协修、经理、分纂、绘图和分校之外，还有“儒学派出各都采访绅士”，这些人分别出自黟县辖下的12个都，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基本上也代表了县内不同家族的利益。因此，以《黟县志》的记录作为诉讼之根据，具有一定的书证权威性，这是此一讼案中土著一方具有胜算的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还应当看到，抄本《四、五、六都士绅呈请禁止石山以上水运木簰全案》涉及的讼案发生在特殊年代，在诉讼展开的过程中，双方皆充分利用太平军兴的背景，一方强调木商对于军兴之后军费抽厘之重要性，认为木植贸易有助于“抽厘助饷”，对于国家财政大有帮助；而另一方则除了强调禁止通簰，“上裕大清万年正供，下保黟属万民恒产”，而且还指出在地方社会中组织团练的重要性。双方都从当时迫切的国家利益之高度，为自己的诉求寻找合理的依据。换言之，诉讼案件在徽州时常可见，但此一讼案反映了兵燹战乱时期的一些特征，[12]诉讼各方都借助大的历史背景，营造出有利于己方的语境。
讼案发生于咸丰六年到八年（1856—1858），作为仲裁者的官府，在当时特别需要在地士绅的支持。据同治《黟县三志》卷一《续纪事表》：
咸丰三年，知县田荆设局团练，胡元熙、余毓祥等董之，各都设分局，邑人捐练费，筑碉西武岭。
……六年，练局涣。三月，县城陷，鳞册、仪门灾，蹂躏东北乡，旋出羊栈岭。署知县王垣复设保安公局，俞正禧、余昌庆等董之，各分局皆复。八月，寇犯羊栈，穿城，屯西南乡，走祁。九月，由休宁来，县城陷。十月，江、周两军援，击走之，复县城。十二月，江军击贼于羊栈，贼绕横潭、杨家墩，黟县团勇助阵于西武，程锡嘏、朱汝霖募勇出剿横潭。
七年正月，程锡嘏、江维城、程鸿诏、江南杰等募勇，会守备周光顺防漳岭，程尚椿、孙锡章、孙廷贵等防西武岭……知县王垣奉准设渔亭船卡抽厘济练。五月，寇自婺、休犯渔亭，吴锡年、程鸿诏、江南杰等募勇守桃花源，转战大圣亭。江军来援，程鸿诏等助战石鼓山，驰防漳岭。贼夜出羊栈，二、四、五、六、九都饷官军。……署知县王垣修城隍庙，建悯忠恤节祠。……十月，集团助防柏溪、花桥，助战获胜。
……
九年，六月，漳岭、方干岭石砦筑竣，贼由石、太三面逼黟，署知县刘锡祜募勇集团，交程鸿诏会同程绶等守漳，程尚椿等守方干。……九月战高天曹，黟汛孙占鳌协防漳岭，署知县刘锡祜捐赈太、石难民，各都绅董皆设石捐赈。程鸿诏移防羊栈，会克郭村，十一月撤防。
在上述的“纪事”中，知县王垣、刘锡祜或“抽厘济饷”，或“募勇集团”，这与《四、五、六都士绅呈请禁止石山以上水运木簰全案》中涉及的纠纷颇相关联。在兴办团练的过程中，四、五、六三都的土著士绅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余宗滈字静澜，余村人，理问。孝友倜傥，仗义解纷，家不中赀，而好施与，喜宾客，尝与乡先生高谈经济，然不慕荣利，常称田家最乐。咸丰初，邑团练，宗滈集文孝分局，储米二千石，以备不虞。粤寇犯境，屡集四、五、六都人士，并命子绶联团助防，事后力辞奖叙”。[13]另一位余村人余光祖也于咸丰甲寅（1854）、乙卯（1855）襄办本邑文孝分局。[14]可见，与外来婺源木商发生纠纷的黟县土著即四、五、六都人，而这批人也正是黟县当地襄办团练的核心人物。黄德华《（甲寅）七月闻警》诗中有一句“不畏难图蔓草多，十团生势决江河”。该诗注曰：“四都古筑、黄村、官路、江村，五都南屏、赤岭、文孝庙，六都横冈、叶湾、西递，凡十团，以签为信，互相救援。”[15]前述的“文孝分局”，可能就是围绕着文孝庙结成的一个地方军事组织。此一记载也说明四、五、六三都在当时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团体，人数众多且具影响。其中，又以余村最为重要。在这种背景下，官方权衡利弊，在特别需要地方社会配合的背景下，为了尽快平息事端，故最终倾向于站在在地土著一方。
2023年第1期
注释
1 图中“→”表示木材运输路线。该图承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李甜副研究员协助清绘，特此致谢！
2 嘉庆《黟县志》，黟县地方志办公室整理，舒育玲点校，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546页。
3 关于这一点，同治《黟县三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卷十二下《杂志·兵事》，第6页上—下，有更为详细的记载。该书卷一专门列有《岭防全图》。
4 见同治《黟县三志》，卷首《修志·职名》之“纂修缮校经理绘图采访各姓名”，另参见卷五《选举·科第》。
5 同治《黟县三志》，卷七《人物·尚义》，“余永成传”，第10页下。
6 凌应秋：《沙溪集略》，卷六，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0页。
7见凌应秋：《沙溪集略》，卷六，第192—193页。
8 在黟县也出现了六都“搭棚挖煤”之纠纷，参见：《嘉庆十年知县苏禁水口烧煤示》、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二十八日《禁开煤烧灰示》，载嘉庆《黟县志》，第348—350页；道光二十五年（1845）《署府傅给六都通都文会请禁挖煤示》、《前县承给通都文会请禁偷窃煤山蓄养柴薪示》、《署府傅给阖邑请禁挖煤示》、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前县承给六都通都文会请禁挖煤示》、《前县承给阖邑请加禁柴窑影射示》，载同治《黟县三志》，卷十一《政事·附禁》，第16页下—21页上。此外，另有胡元熙撰《碧阳书院收输产煤各山业公议记》、《黟山禁挖煤烧灰说》，分别载同治《黟县三志》，卷十五之三《艺文·政事类》，第35下—36下、第70下—72下。另外，拙文《徽商家族文书与徽州族谱——黟县史氏家族文书抄本研究》（载上海图书馆编：《中华谱牒研究——迈入新世纪中国族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亦曾发掘徽州文书，论及黟县棚民活动的一些侧面。
9 关于这一点，可参见拙文《太平天国前后徽商在江西的木业经营——新发现的〈西河木业纂要〉抄本研究》，载《历史地理》第2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后收入拙著《社会历史与人文地理：王振忠自选集》，中西书局2017年版，第129—158页。《清代讼师秘本所见徽州木商的经营活动——以〈控词汇纂〉抄本为中心》，载《明清史评论》第1辑，中华书局2019年版。
10 关于婺源茶商在黟县的活动，可参见《清嘉庆至民国初年徽州茶商彩兴号银信家书》，载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编：《中国民间家书集刊》清代卷2，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年版。关于这一批文书，笔者已另文探讨。
11 嘉庆《黟县志》，第2页。
12 另一个例子见于明清鼎革之际，参见拙文《从〈应星日记〉看晚明清初的徽州乡土社会》，《社会科学》2006年第12期；后收入拙著《明清以来徽州日记的整理与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1—51页。
13 同治《黟县三志》，卷七《人物·尚义》，“余宗滈传”，第11页下。
14 同治《黟县三志》，卷七《人物·武略》，“余光祖传”，第48页下。
15 同治《黟县三志》，卷十六之五《艺文·诗》，第1页下。
编辑：梁钰妍 王雅梅
校对：李嘉君
审核：陈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