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封制和郡县制的争论，从秦始皇一直吵到了唐代，连唐太宗都曾经有过分封功臣的计划，最后被长孙无忌等人劝止，不管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秀”，还是李世民的真心，“封建”作为儒家政治理想的一部分，都曾经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

然而，大一统的观念延续到今天，“统一”已经成为不言而喻的政治正确，甚至会出现标题中这样极端的不言而喻——“分封是取祸之源”，下面，三解就来拆一拆。

问题如下：

分封是取祸之源，为何明太祖还要分封呢？

回答如下：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先否定一个结论，即“分封是取祸之源”的说法。

由于我们当代的历史书写，把“大一统”作为绝对的政治正确，使得很多人有类似的看法，事实上，这也是一种基于当代视角的“刻舟求剑”，因为，分封制度本身是“技术”困难情况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补充。

所谓“技术困难”，即相对于中国古代王朝庞大的体量而言，其向君主负责的官僚机构的规模和效率，并不足以对整个帝国的版图进行精细化的统治。

元代主干线驿路

在没有电报、铁路、电话的时代，一切的公文传递都需要人力、畜力来完成，帝国的地理距离，实际上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成反比。

距离政治中心越远的地方，越会出现天高皇帝远的情况，所以，进行子弟分封，成为中枢的藩屏，也就存在其积极的意义，因为你管不了、管不好，就很容易滋生强大的地方势力，如果这个滋生的地方又极其重要，就会对政权本身造成巨大的威胁。

当然，以上说的这些都是秦汉之后的分封。

先秦的分封，则建立在当时绝大部分土地处于未开发的状态下，只有一些集中的居民点——城邑，而周天子的分封，往往是在这些集中居民点的要害位置分封亲贵、功臣，进行就近的军事镇压。

随着几百年间的融合和扩张，这些点最终变成了一个个诸侯国的“面”，可以说，这是扩张和开发、统治的必须。

而秦汉之后，所谓的中央集权制已经建立，加上流官郡县制，其实就是一套依靠官僚统治的政治图景，但是以西汉为例，在关中之外，整个帝国仍旧存在多个“文化区”，一直到西汉末年扬雄写《方言》的时代仍旧存在。

明初奴儿干都司驿站图，这也是明初对东北统治的血管

看《史记·货殖列传》也可以看到西楚、东楚、南楚、赵地、齐地等等建构在过去数百年间不同政权独立发展而形成的独立社会、文化、经济区域。

这些区域与汉朝所施行的“秦制”之间存在诸多的冲突，所以，对于刚刚平定项羽和异姓王的汉高祖而言，与其旷日持久地与这些地方进行军事对抗，不如分封给子弟，慢慢推行汉法。

事实上，这套钝刀子杀人的策略，在汉文帝时，已经看到了成效，即基本上只余下淮南王刘长不用汉法，而之前不用汉法的齐国、赵国已经被纳入了汉朝法律规范体系。

明太祖面临的情况其实是类似的，他采取的措施也是类似的。

因为自燕云十六州入辽版图之后，北方汉人与南方汉人之间的生活方式最少也隔绝了200年（金+元），最多的，已经达到了400年（辽+金+元）。

而这部分地区又恰恰是明朝对北元防御线的最前线，所以，朱元璋实际上建构了一套以他的世袭军人的卫所体系编织的帝国最北方的“小社会”，这部分军管化的社会，其顶端是都指挥使，再向上，就需要选择，究竟是对世袭的勋贵效忠，还是对皇族亲王效忠。

明初藩王分封地图

朱元璋更加相信自己的儿子们，所以在北方设置大批藩王，并能够领护卫兵，甚至作为方面统帅，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虚化世袭勋贵的影响。

然而，想归想，帝国中枢部分的武力的衰落速度，其实是远超他的想象的，因为明初的军队本身就脱胎于民兵，根本不是什么职业武士阶层，朱元璋的养兵思路又是“节用”，其民兵组织退化成半老百姓，其实也就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他们和北方的同行不一样，随着老兵的逐步死去和老去，整个组织的临敌经验越来越少，很快就失去了战斗力。

战略态势所导致的，军力上的北强南弱，恰恰是燕王“靖难”成功的原因之一。

现实是，并不是因为分封导致了靖难，而是朱元璋遗留的中央军制度体系的衰弱导致了靖难，试想，如果真的是同等质量的军队，50万打3万，后者真敢反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