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考公务员的山东青年

山东人为什么那么喜欢考公务员?

文章来源:虎嗅网;作者:吴倩男

又是一年毕业失业季。

每到这个时候,家属总会提起当年坐着火车辗转天津、山东、江苏多地考公务员、事业编的情景。在我的老家山东,没有什么工作能比公务员更体面的。街头小报上诸如“考不上公务员,别想做我女婿”“考了8次才考上”的新闻在这里成为事实,且并不鲜见。

这几年似乎有些转向,媒体中充斥着“党政机关人才招募出现了遇冷现象”的报道。2017年11月,国家公务员局考试录用司专门发布《关于报考人数较少职位情况的特别提醒》,提醒考生结合自身条件,关注海关、海事、统计、公安、边防等部门基层单位。除了基层与边远地区职位遇冷,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党政机关吸引力同样出现了下降趋势,北京的公务员报录比从2012年的13.1下降为2017年的11.0,同期,上海的公务员报录比也从14.2下降到了13.0。考录比是反映公务员报考热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即报名人数与招考录用计划之间的比例。

我尝试去找一些数据去改变对老家的刻板印象,但查阅系列数据发现山东人考公务员的热情不降反升。2017年山东省省考的考录比为43.4:1,2016年为41.2:1,2015年为41.8:1,2014年为41.3:1,2013年为40:1。在官方发布的《山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分析报告》中,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就业的毕业生比例也从2015年的7.03%,提升至2016的10.47%,到2017年又略有提高至10.84%。

山东人为什么那么喜欢考公务员?

常见的解释是与地域文化有关。受儒家学说和传统的“官本位”思想,这里形成了浓厚的“学而优则仕”文化和难以割舍的“仕途情结”。但总有意外,在一水的备考大军中,总有那么一两个反骨,做了非常规选择。

6月初,我联系到几位回到山东老家的在体制外的朋友,想要了解他们的生活工作状态,并探究这一职业选择的深层原因。

一、没考公务员的年轻人

李伟家面粉厂所在的村子在行政上属于青岛的一个县级市胶州,依托交通的带动,这里算得上富足,在大片的农田之外形成了个小工业园区,聚集着四五家工厂。

面粉厂在村头处,有半个足球场大小。6月初正是麦子收割的季节,早上5点多,天刚亮,三四辆装满麦子的农用三轮车排在面粉厂门口。

在一群晒得黝黑的中年人中间,李伟显得有些突兀,他20多岁,个儿高魁梧。身材一看便精心管理过,有着结实的胸肌、腹肌。如果不说他的职业,更容易会被认为是健身教练。他指挥着三轮车进厂,抓把车斗里的麦子看了下成色,然后让卖家把一车麦子哗哗倒进仓库。

他的装扮像个都市青年,但用当地方言跟比他年长很多的粮农讨论行情划价,又没有违和感。“我们干这事,其实是最土的。”说话间他又切换成普通话。

大学毕业后,李伟回老家跟随父亲创业,并逐渐接替他父亲,成为这家中小规模面粉厂的话事人。这在他的同学中算是个异类。

李伟家生产出的面粉正在装车,图片来自采访对象

他学习称得上优秀,2010年考上青岛的一所一本高校。这一年,山东全省高考人数66万人,次于河南居全国第二,一本录取率仅为7.1%。

优秀的年轻人尤其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年轻人,倾向于寻找一份稳定地体制内工作,来实现阶层跃迁。他毕业那一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在2014年达到峰值152万人。这一年,全国高校毕业生的总人数为727万人。山东年轻人对公务员这一职业的向往程度更甚。同样在峰值的2014年,山东省考共有28.4万人报名参加,这一年,山东应届高校毕业生人数为49.95万。

李伟没有考公务员,甚至都没有产生过这种念想。不是因为对这一职业存有偏见,更多是家庭因素的自然选择。

在他大学期间,家中的面粉厂规模扩大至日生产200吨,但销路却没有打开。作为独生子,他选择休学一段时间,开着一辆货车挨家推销,拓展市场。等到毕业,他自然接替父亲扛起大梁。

从李伟家一直往南走70多公里,穿过胶州市区便到了青岛的西海岸,这原属于县级市胶南,后来随着2012年大青岛地区的行政区域变动,胶南市被撤销,并进黄岛,形成新的青岛市黄岛区。

王阳还是习惯称自己为胶南人,他家离海边不过一两公里,附近有个渔船码头。不同于印象中海边的蓝天碧海沙滩,这里没有沙滩,用水泥砌成的长形码头伸向海里,两侧停靠着一两百艘渔船。

青岛海岸线长、海域广阔,这使得渔业成为当地的重要产业。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王阳的亲朋不少人都从事和渔业相关的工作,捕鱼、养鱼、水产品加工等等。

他自认为在学习上没天赋,但好在能吃苦耐劳。所以从一所二本院校毕业后,他养过鱼,卖过水产干货,做过海产品加工冷藏。

现在他的主要精力在自家的水产冷藏厂里。这种工厂在当地并不少见,以“水产冷藏”为关键词在企业信息软件上查询,当地这类公司超过3000家。他们主要从渔民手中收购海产品,经过简单处理后放在冷库中冷冻,然后卖给鱼贩子。

无论是李伟还是王阳,他们职业选择的顺当之处在于父辈已有多年积累。尽管山东经商气氛并没有如江浙一带浓厚,在固有的思想中,城市中干净轻松的公务员/白领工作显得更为体面。但对于李伟王阳自己来说,相比较干净和体面,他们更倾向于自由和财富的快速积累。

面粉厂和水产冷藏厂的年利润都在200万上下,而最新数据显示,青岛地区平均工资为5474元/月,一年收入不到6.6万元。

二、没能实现的阶层跨越

“阶层”往往被按照职业这一标准来进行区分,马克斯·韦伯曾经用经济、权力和声誉三个维度来区分社会群体,而“职业”往往是经济收入、社会声望的复合体。尽管李伟们有着可观的收入,但这种中小规模的面粉厂和冷藏厂,在一些人尤其是父辈人的眼中,几乎与开店当个体户画上等号,难有社会声望。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务员的较高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完善的社会保障和权力优势。尤其“权力优势”,在很多人眼中,公务员等同于政府官员,升职伴随着权力的扩张。这种权力包含各种利益和特权,例如工资外的福利待遇、子女教育、住房补贴,以及不可点明的灰色收入等等。

2010年2月21日,山东邹城,公务员考前辅导班听课学生爆满。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回溯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80%的居民还是农民,城乡二元结构下,城镇居民生活状况虽然远好于农民,但除了少数高级官僚以外,内部分化也非常小。彼时,高考是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途径,所谓“一考定终身”,只要通过高考成为“大学生”,就脱离工人、农民获得干部身份,并能够被“包分配”到处于社会相对顶层的单位。

后来到1996年,公务员招录机制改革,各级机关单位实行“凡进必考”录取方式,让公务员考录摒弃了血缘、门第、关系、文凭等因素,进行“玻璃房里竞争”。于是公务员成为高考之后的第二条透明的阶层跃升道路。

李伟们的父辈,靠农业起家,他们希望下一辈摆脱起早贪黑过于辛苦的赚钱模式,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跃升。由于家境尚可,无论王阳还是李伟,从小学到初中、高中一路走来都是重点学校,即便需要付一笔不小的择校费。

可他们还是走上了父母发家致富的路子。

一方面如上文所说年轻人对于公务员这一工作的执念略有减轻,另一方面也有现实的隐忧,没有背景靠山,一辈子在乡镇做基层公务员难以算上真正的阶层转变。

2011年,北大社会学系冯军旗博士生论文《中县干部》中,首次以系统的社会学实证调查,呈现了基层官员权力的“家族化”。根据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冯军旗把政治家族分为“大家族”和“小家族”,一个家族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干部为“大家族”,5个以下、2人以上的为“小家族”。最终他在中县竟然梳理出21家政治“大家族”,140家政治“小家族”。

“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多。”早在2004年,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调查报告显示,不管是公务员招录,还是进入企事业单位,“干部子女”往往更受青睐,且参加工作之后,这部分人更容易“上位”。课题组组长陆学艺当时曾指出:“如果三年、五年乃至十年、百年,长此以往,就不是2.1倍的问题了,这个数字就会高得多了。”

由于所在食品行业,李伟需要经常与相关部门打交道,各种经营资质、证件的要求让他有时会陷入到一种两难的境地,于是偶尔会对当初的选择感到后悔,并羡慕进入公务员队伍中的同学们。

三、未来的不安

李伟王阳们有着公务员赶考大军的共性: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家人对其寄予阶层跨越的期望。他们似乎理应参与其中,却做了不同的选择。从主观来说,相比较轻松体面,他们更倾向于自由和财富的积累,在这点上父辈已经有所积淀。从客观来说,小城镇办事免不了关系二字,而父辈出身农村,即便考上公务员,没有背景也难言有快速晋升。

不在体制内,虽然意味着未来有更大可能,但也隐藏着很多不安。

在过去不久的四月,王阳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按照以往青岛的休渔期为6月到9月,共三个月。但从去年开始,休渔期延长一个月,从5月到9月,共四个月。这意味着王阳要用4月一个月的时间,存够休渔期四个月的销量。他几乎24小时工作,去码头收鱼指挥工人加工,忙时亲自上手。

但他有隐隐的不安,他明显感觉到今年的收益不容乐观。一方面是人工成本的上升,一个工人的工资从2010年的两千多,涨到现在的三四千。另一方面是,近海的鱼越来越少。“往年一艘船出海,捕个五六万斤,今年两三万算好的。”

青岛积米崖码头,渔民正准备把面条鱼从船上卸下(图片来自新华社)

由于过度捕捞,近海海域渔业资源日渐枯竭,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在过去3年间,来自世界各地的550多名专家对全球4个主要地区进行了生物多样性调查。调查认为,按目前的捕捞速度,到2048年,整个亚太地区可能将面临无鱼可捕的境地。

这是个有些看天吃饭的买卖,王阳无法改变。但王阳没有太过担忧,城镇化的进程加快,他的老家在前两年拆迁,这让他不过于在意今年收益好不好的问题。

当被问及面粉厂未来的扩张打算时,李伟同样面露难色,“先这样干着”。由于气候问题,胶州地区的小麦产量并不算高,而麦源决定面粉。他也考虑过去外地建厂,但动辄几千万的投入,让他有些吃不消。此外,诸如五得利、金沙河等全国性的面粉品牌进入到当地市场,挤压本地面粉厂的市场份额。

李伟的解决方案是在面粉厂之外,再开个新项目。他喜欢健身,有想过开个健身馆。但一笔账算下来,让他觉得在小城镇开健身房并不是个好生意。

于是,到最后,拆迁似乎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注:本文所有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均不代表凤凰网国际智库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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