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日是林语堂的生日，他出生在1895年的今天。受父亲影响，林语堂生前信奉基督教。17岁时考进上海圣约翰大学，之后又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他生前著作等身，其中最为大众所知的便是用英文创作的《京华烟云》。关于林语堂的故事不少，1975年夏，国际笔会在维也纳召开，林语堂被选为副会长，接替川端康成。会上，全体通过以国际笔会名义推荐林语堂获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结果大家都知道：该年，诺贝尔文学奖给了意大利诗人蒙塔莱。据说他生前被鲁迅骂过，但在鲁迅死后数十年间，林语堂对鲁迅却一直保持尊敬。林语堂骂过不少人，却始终不骂鲁迅，而且在各种场合都高度评价鲁迅。他曾为文礼赞鲁迅说：“德国诗人海涅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
翻看这本《林语堂谈人生》，随处都可以感受到他对人生的深刻感悟。在一篇小品文里，他把自己人生的理想如此描写：
“我要一个好书斋，一个好烟斗，还有一个女人，她须要聪明解事，我要做事时，她能不打扰我，让我安心做事。”
“我要有自由能流露本色自然，无须乎做伪。”
林语堂
一团矛盾
有一次，几个朋友问他： “林语堂，你是谁？ ”他回答说：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只有上帝知道。 ”又有一次，他说： “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但是我以自我矛盾为乐。 ”他喜爱矛盾。 他喜欢看到交通安全宣传车出了车祸撞伤人，有一次他到北平西郊的西山上一个庙里，去看一个太监的儿子。 他把自己描写成为一个异教徒，其实他在内心却是个基督徒。 现在他是专心致力于文学，可是他总以为大学一年级时不读科学是一项错误。 他之爱中国和中国人，其坦白真实，甚于所有的其他中国人。 他对法西斯蒂没有好感，他认为中国理想的流浪汉才是最有身份的人，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者，才是独裁的暴君最可怕的敌人，也是和他苦斗到底的敌人。
他很爱慕西方，但是鄙视西方的教育心理学家。 他一度自称为“现实理想主义家”，又称自己是“热心人冷眼看人生”的哲学家。 他喜爱妙思古怪的作家，但也同样喜爱平实贴切的理解。 他感兴趣的是文学，漂亮的乡下姑娘，地质学，原子，音乐，电子，电动刮胡刀，以及各种科学新发明的小物品。 他用胶泥和滴流的洋蜡做成有颜色的景物和人像摆在玻璃上，藉以消遣自娱。 喜爱在雨中散步； 游水大约三码之远； 喜爱辩论神学； 喜爱和孩子们吹肥皂泡儿。 见湖边垂柳浓荫幽僻之处，则兴感伤怀，对于海洋之美却茫然无所感。 一切山峦，皆所喜爱。 与男友相处，爱说脏话，对女人则极其正流。
生平无书不读。 希腊文，中文，及当代作家； 宗教，政治，科学。 爱读纽约《时代》杂志的Topics栏及《伦敦时报》的“第四社论”； 还有一切在四周加框儿的新闻，及科学医药新闻； 鄙视一切统计学——认为统计学不是获取真理真情可靠的方法； 也鄙视学术上的术语——认为那种术语只是缺乏妙悟真知的掩饰。 对一切事物皆极好奇； 对女人的衣裳，罐头起子，鸡的眼皮，都有得意的看法。 一向不读康德哲学，他说实在无法忍受； 憎恶经济学。 但是喜爱海涅，司泰芬·李卡克（Stephen Leacock）和黑乌德·布润恩（Heywood Broun）。 很迷“米老鼠”和“唐老鸭”。 另外还有男星李翁纳·巴利摩（Lionel Barrymore）和女星凯瑟琳·赫本（Katherin Hepburn）。
他与外交大使或庶民百姓同席共坐，全不在乎，只是忍受不了仪礼的拘束。 他决不存心给人任何的观感。 他恨穿无尾礼服，他说他穿上之后太像中国的西崽。 他不愿把自己的照片发表出去，因为读者对他的幻象是个须髯飘动落落大方年长的东方哲人，他不愿破坏读者心里的这个幻象。 只要他在一个人群中间能轻松自如，他就喜爱那个人群； 否则，他就离去。 当年一听陈友仁的英文，受了感动，就参加了汉口的革命政府，充任外交部的秘书，做了四个月，弃政治而去，因为他说，他“体会出来他自己是个草食动物，而不是肉食动物，自己善于治己，而不善于治人”。 他曾经写过： “对我自己而言，顺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 ”
对妻子极其忠实，因为妻子允许他在床上抽烟。 他说： “这总是完美婚姻的特点。 ”对他三个女儿极好。 他总以为他那些漂亮动人的女朋友，对他妻子比对他还亲密。 妻子对他表示佩服时，他也不吝于自我赞美，但不肯在自己的书前写“献给吾妻……”，那未免显得过于公开了。
他以道家老庄之门徒自许，但自称在中国除蒋公中正及夫人之外，最为努力工作者，非他莫属。 他不耐静立不动； 若火车尚未进站，他要在整个月台上漫步，看看店铺的糖果和杂志。 宁愿走上三段楼梯，不愿静候电梯。 洗碟子洗得快，但总难免损坏几个。 他说艾迪生二十四小时不睡觉算不了什么； 那全在于是否精神专注于工作。 “美国参议员讲演过了五分钟，艾迪生就会打盹入睡，我林语堂也会。 ”
他唯一的运动是逛大街，另有就是在警察看不见时，在纽约中央公园的草地上躺着。
只要清醒不睡眠时，他就抽烟不止，而且自己宣称他的散文都是由尼古丁构成的。 他知道他的书上哪一页尼古丁最浓。 喝杯啤酒就头晕，但自以为不能忘情于酒。
在一篇小品文里，他把自己人生的理想如此描写：
“此处果有可乐，我即别无所思。 ”
“我愿自己有屋一间，可以在内工作。 此屋既不须要特别清洁，亦不必过于整齐。 不需要《圣美利舍的故事》（Story of San Michele）中的阿葛萨（Agathe）用抹布在她能够到的地方都去摩擦干净。 这个屋子只要我觉得舒适，亲切，熟悉即可。 床的上面挂一个佛教的油灯笼，就是你看见在佛教或是天主教神坛上的那种灯笼。 要有烟，发霉的书，无以名之的其他气味才好……”
“我要几件士绅派头儿的衣裳，但是要我已经穿过几次的，再要一双旧鞋。 我须要有自由，愿少穿就少穿……若是在阴影中温度高到华氏九十五度时，在我的屋里，我必须有权一半赤身裸体，而且在我的仆人面前我也不以此为耻，他们必须和我自己同样看着顺眼才行。 夏天我需要淋浴，冬天我要有木柴点个舒舒服服的火炉子。 ”
“我需要一个家，在这个家里我能自然随便……我需要几个真有孩子气的孩子，他们要能和我在雨中玩耍，他们要像我一样能以淋浴为乐。 ”
“我愿早晨听喔喔喔公鸡叫。 我要邻近有老大的乔木数株。 ”
“我要好友数人，亲切如常的生活，完全可以熟不拘礼，他们有些烦恼问题，婚姻问题也罢，其他问题也罢，皆能坦诚相告，他们能引证希腊喜剧家阿里士多莎（Aristo phanes）的喜剧中的话，还能说荤笑话，他们在精神方面必须富有，并且能在说脏话和谈哲学时候坦白自然，他们必须各有其癖好，对事物必须各有其定见。 这些人要各有其信念，但也对我的信念同样尊重。 ”
“我需要一个好厨子，他要会做素菜，做上等的汤。 我需要一个很老的仆人，心目中要把我看做是个伟人，但并不知道我在哪方面伟大。 ”
“我要一个好书斋，一个好烟斗，还有一个女人，她须要聪明解事，我要做事时，她能不打扰我，让我安心做事。 ”
“在我书斋之前要修篁数竿，夏日要雨天，冬日要天气晴朗，万里一碧如海，就犹如我在北平时的冬天一样。 ”
“我要有自由能流露本色自然，无须乎做伪。 ”
按照中国学者给自己书斋起个斋名的习惯，我称我的书斋“有不为斋”。 在一篇小品文里我自己解释说：
“我憎恶强力，永远不骑墙而坐； 我不翻跟头，体能上的也罢，精神上的也罢，政治上的也罢。 我甚至不知道怎么样趋时尚，看风头。 ”
“我从来没有写过一行讨当局喜欢或是求取当局爱慕的文章。 我也从来没说过讨哪个人喜欢的话； 连那个想法压根儿就没有。 ”
“我从未向中国航空基金会捐过一文钱，也从未向由中国正统道德会主办的救灾会捐过一分钱。 但是我却给过可爱的贫苦老农几块大洋。 ”
“我一向喜爱革命，但一直不喜爱革命的人。 ”
“我从来没有成功过，也没有舒服过，也没有自满过； 我从来没有照照镜子而不感觉到惭愧得浑身发麻。 ”
“我极厌恶小政客，不论在什么机构，我都不屑于与他们相争斗。 我都是避之惟恐不及。 因为我不喜欢他们的那副嘴脸。 ”
“在讨论本国的政治时，我永远不能冷静超然而不动情感，或是圆通机智而八面玲珑。 我从来不能摆出一副学者气，永远不能两膝发软，永远不能装做伪善状。 ”
“我从来没救少女出风尘，也没有劝异教徒归向主耶稣。 我从来没感觉到犯罪这件事。 ”
“我以为我像别人同样有道德，我还以为上帝若爱我能如我母亲爱我的一半，他也不会把我送进地狱去。 我这样的人若是不上天堂，这个地球不遭殃才怪。 ”
我在《生活的艺术》里说，理想的人并不是完美的人，而只是一个令人喜爱而通情达理的人，而他也不过尽力做那么样的一个人罢了。
别使爱情变桎梏
爱情是虚无缥缈的，但是却感人至深。 古往今来，不少的人在歌颂爱情； 但是也有不少的人在怨恨爱情。 而且在文学中，描写爱情悲剧的远比描写爱情喜剧的为多。 社会上的爱情惨案，在其他惨案中，所占的比例也是相当大的。
婚前的男女，在谈恋爱时期，固然会觉得甜蜜，可是婚后的夫妻，能使感情十分融洽的，却是不多的。 小之，时时闹别扭。 大之，由冷战变为热战，弄得感情破裂。 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中的原因是很复杂和微妙的，在多数情形之下，一双男女如果在爱情上没有什么芥蒂，即或争吵，也只是暂时性的，并且不会有过于严重的后果发生。 这对于婚前在恋爱时期的男女，固然如此，也对于婚后的夫妇，同样适用。 当然这里所指的在爱情上没有芥蒂，除了当事人之外，还包括第三者的关系。 如果一男一女相爱，没有第三者插手，即或彼此有什么困难，也终于可以克服，即或一时不能克服，也可以忍耐一个时期。 例如一对男女，经济情况都不理想，甚至于很贫穷，但只要情况简单，没有第三者拖累，那么他们之间的相爱，仍然是可以顺利发展的，只不过结合的时间，可能拖延一个时期而已。 如果他们除了有经济上的困难以外，还有与其他的人微妙的关系，甚至于纠纷，则爱情的发展，不但会一波三折，而且会发生令人难以想象的恶果。 夫妻之间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平时的争吵，只是意气用事，并无其他，那么偶尔的争吵，不是坏事，反而有助于彼此的了解。 但是假若夫妻之间的爱情，有第三者插手，彼此误会很深，那么即或平时不争吵，相处在一起，也是貌合神离，一旦遇到点火时，可能大吵特吵，使情感走向破裂。
使爱情发生变化的一个普通的原因，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事人对于爱情有错误的观念。 例如一个已婚的男子，看见一个比自己的太太还美丽的女子的时候，便想入非非，或者感到自己的太太年纪已逐渐老了，没有过去年轻时那样具有吸引力了，便产生外求的心理，要在外拈花惹草。 使原本幸福的家庭，变得风风雨雨，愁云怪雾，笼罩一切。
事实上，这个已婚的男子，自己的年岁已不小了，只是自己贪色，在外滥用爱情，把原本融洽的夫妻感情破坏了，使原本圆满的家庭变成四分五裂了。 对妻子儿女，固然是一种莫大的损害，对于自己也并无好处，同时由于自己一念之差，使爱情变成是对自己的一种桎梏，内外的矛盾，无法打破，自己陷于良心自疚的地步，后悔往往莫及了。
世界上其所以有这样多的人，陷于爱情的烦恼之中，其中多半是咎由自取的。 对于未婚的人来说，他们到了相当年龄，渴望与异性交往，那是正常的。 可是他们对于爱情应该有正确的认识，否则一旦堕入爱河，遇到爱情上的纠纷时，就不能自拔。
我们要怎样正确地认识爱情呢？
首先，要把男女之间的关系分清楚，即友谊是友谊，爱情是爱情，当你与异性相识的时候，不要存在和对方谈爱的心理。 爱情是友谊逐步发展而来，欲速则不达，同时爱情必须是相互的，一方勉强一方，到头来不会有快乐，只是痛苦而已。
在另一方面，不要把爱情看成是比生命还宝贵的东西，我们固然要尊重爱情，但是却不可做爱情的奴隶。 有些人，特别是青年人，往往为了爱情而废寝忘食，抛下正当的工作不做，一片痴心。 固然令人怜惜，牺牲学业与事业，甚至于生命，的确不值。
恋爱是为了结婚，而恋爱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男女的结合。 这种结合是受社会习惯和法律上的约束的，如果违反社会习惯和法律规定，就会带来很多烦恼。 因此不打算结婚的人，最好不要谈恋爱。 打算结婚的人，谈恋爱必须理智一些，慎重一些。
对于婚后的夫妇来说，他们要做的有关爱情的工作，只是培养双方感情，创造家庭的乐趣，绝不能再涉及第三者的爱情关系，否则是害人害己，自寻烦恼。 其所以有些做丈夫或者妻子的还会有爱情的烦恼，除了夫妻之间不能谅解之外，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一方或者双方移情别恋。
爱情本身是神圣美好的东西，其所以会变成桎梏，那完全是由于滥用的结果。
论年老——人生自然的节奏
自然的节奏之中有一条规律，就是由童年，青年，老年，衰颓，以至死亡，一直支配着我们的身体。 在安然轻松地进入老年之时，也有一种美。 我常引用的话之中，有一句我常说的，就是“秋季之歌”。
我曾经写过在安然轻松之下进入老境的情调儿。 下面就是我对“早秋精神”说的话。
在我们的生活里，有那么一段时光，个人如此，国家亦复如此，在此一段时光之中，我们充满了早秋精神，这时，翠绿与金黄相混，悲伤与喜悦相杂，希望与回忆相间。 在我们的生活里，有一段时光，这时，青春的天真成了记忆，夏日茂盛的回音，在空中还隐约可闻； 这时看人生，问题不是如何发展，而是如何真正生活； 不是如何奋斗操劳，而是如何享受自己有的那宝贵的刹那； 不是如何去虚掷精力，而是如何储存这股精力以备寒冬之用。 这时，感觉到自己已经到达一个地点，已经安定下来，已经找到自己心中向往的东西。 这时，感觉到已经有所获得，和以往的堂皇茂盛相比，是可贵而微小，虽微小而毕竟不失为自己的收获，犹如秋日的树林里，虽然没有夏日的茂盛葱茏，但是所据有的却能经时而历久。
我爱春天，但是太年轻。 我爱夏天，但是太气傲。 所以我最爱秋天，因为秋天的叶子的颜色金黄，成熟，丰富，但是略带忧伤与死亡的预兆。 其金黄色的丰富并不表示春季纯洁的无知，也不表示夏季强盛的威力，而是表示老年的成熟与蔼然可亲的智慧。 生活的秋季，知道生命上的极限而感到满足。 因为知道生命上的极限，在丰富的经验之下，才有色调儿的调谐，其丰富永不可及，其绿色表示生命与力量，其橘色表示金黄的满足，其紫色表示顺天知命与死亡。 月光照上秋日的林木，其容貌枯白而沉思； 落日的余晖照上秋日的林木，还开怀而欢笑。 清晨山间的微风扫过，使颤动的树叶轻松愉快地飘落于大地，无人确知落叶之歌，究竟是欢笑的歌声，还是离别的眼泪。 因为是早秋的精神之歌，所以有宁静，有智慧，有成熟的精神，向忧愁微笑，向欢乐爽快的微风赞美。 对早秋的精神的赞美，莫过于辛弃疾的那首《丑奴儿》：
少年不识愁滋味 爱上层楼 爱上层楼 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 欲说还休 欲说还休 却道天凉好个秋
我自己认为很有福气，活到这么大年纪。 我同代好多了不起的人物，已早登鬼录。 不管人怎么说，活到八十、九十的人，毕竟是少数。 胡适之，梅贻琦，蒋梦麟，顾孟余，都已经走了。 史塔林，希特勒，丘吉尔，戴高乐，也都没了。 那又有什么关系？ 至于我，我要尽量注意养生之道，至少再活十年。 这个宝贵的人生，竟美到不可言喻，人人都愿一直活下去。 但是冷静一想，我们立刻知道，生命就像风前之烛。 在生命这方面，人人平等，无分贫富，无论贵贱，这弥补了民主理想的不足。 我们的子孙也长大了。 他们都有自己的日子过，各自过自己的生活，消磨自己的生命，在已然改变了的环境中，在永远变化不停的世界上。 也许在世界过多的人口发生爆炸之前，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当中，成百万的人还要死亡。 若与那样的剧变相比，现在这个世界还是个太平盛世呢。 若使那个灾难不来，人必须有先见，预做妥善安排。
每个人回顾他一生，也许会觉得自己一生所做所为已然成功，也许以为还不够好。 在老年到来之时，不管怎么样，他已经有权休息，可以安闲度日，可以与儿孙，在亲近的家族里享天伦之乐，享受人中至善的果实了。
我算是有造化，有这些孩子，孝顺而亲爱，谁都聪明解事，善尽职责。 孙儿，侄子，侄女，可以说是“儿孙绕膝”了，我也觉得有这样的孩子，我颇有脸面。 政治对我并不太重要。 朋友越来越少，好多已然作古。 即使和我们最称莫逆的，也不能和我们永远在一起。 我们一生的作为，会留在我们身后，世人的毁誉，不啻风马牛，也毫不相干了。 无论如何，紧张已经解除，担当重任的精力已经减弱了。 即使我再编一本汉英字典，也不会有人付我稿费的。 那本《当代汉英词典》之完成，并不比降低血压更重要，也比不上平稳的心电图。 我为那本汉英字典，真是忙得可以。
我写完那好几百万字的巨册的最后一行时，那最后一行便成为我脚步走过的一条踪迹。 那时我有初步心脏病的发作，医生告诉我要静养两个月。
时代与人
据说这个时代是伟大的，但是时代伟大与否须看这时代的人是否伟大。 时代错误，误把二十世纪当做十六世纪，固然老朽，然而根本失了人格，喘着气急忙忙趋新鹜奇的投机主义者，也不足为伟大的时代增光。 所以这个时代是否伟大，也是看有无伟大的人。 赶热闹者只是末世并不是盛世之点缀。
现代中国人脾气，近于美国，不近于英国。 美国是未成年的儿童国，忽而麻雀，忽而哥而夫，忽而Crossword puzzle，哄，哄，哄一年半载便都忘却，又去赶最新的热闹。 麻雀、哥而夫、Crossword puzzle就是玩具，而儿童非有玩具不可，而且玩具非迎新弃旧不可。 在哥而夫时行之际打麻雀即名之为落伍。 全国就是这样哄哄哄度岁月。 然而这并不是美国国民之伟大处。
英国人便稍许不同，高洋楼不大肯造，旧名词不大肯改，剃头机关椅不大肯坐。 美国人跑到伦敦King’s way理发室看见只有平平正正的坚厚的木椅，暗笑英国人落伍。 然而英国人以为坐在木椅理发仍然就可以过活，而且暗中窃笑全美国人民就是被广告术哄骗的儿童。 英国人是不大会受广告欺弄的。 这也许就是英国国民之伟大。
美国报纸论调是降低以就市井无赖的，编排要叫街人注目，杀人放火新闻必列第一版。 英国报纸是比较镇静的，循规蹈矩而来，论调太肤浅下流，就要遭人鄙薄。 两国报纸各有高下两种，但是大体上有这个分别。
美国人因电气风行，戏台演剧全然没落，如Schubert Theatres也要倒闭。 伦敦的演剧却仍然与电影并行。 我私衷是佩服英国人，而不佩服美国人的。
牛津、剑桥大学许多图书馆没有卡片索引，许多寄宿舍没有凉热水管。 然而剑桥学生走路仍然可以宛如天地间唯我独尊，牛津学生走路宛如天地间谁为独尊皆不在乎。 此数大学皆能保存其个性，虽然表面上在一九三〇年时似乎落伍，然而一九三〇年时代自身消灭之后，牛津、剑桥仍岿然独存，并不会随一九三〇之风尚以消灭。
是的，人须有相当的傲慢。 辜鸿铭、康有为是傲慢的，不是投机的。 辜、康虽然落伍，仍然保持一个自己。 与时俱进加入国民党之军阀虽然博得革命，却未必是“迈进”的时代的光荣。 罗文幹的外交政策已经落伍，然而罗是傲慢的，不是投机的，一时代多傲慢的人，时代就会伟大。
也许资本主义诸国都要消灭，但是英国消灭必最后，此可断言。 我不大相信英国会落伍。 英国所落伍的，只是落了哥而夫球朋友之伍。
然而中国又与美国不同。 美国投机而同时有容忍批评的文化，中国人却是投机而加以笼统。
凡是舶来货都是好的。 凡是古老的都是不好。 这是中国人的笼统。 富家不肖子弟不能开发先人遗业，只数家珍以示人，固不足取。 然富家子弟卖祖上园宅去买汽车、造洋房，未必是兴家之象。
凡是文言都是坏的，而不能评鉴文言文学中之真伪货色，便是笼统。 甚至认语录为文言，因不看而加以定罪，也是笼统。 凡是白话都是好的，而对于食洋不化的白话四六，不能加以纠正，也是笼统。
把文学根源所在之“性灵”糊里糊涂认为白话、文言文学上的问题，也是笼统。 西洋文学中之individuality，personality便是好，中国文学里之“性灵”便是不好，也叫做笼统思想。
这样下去，中国不会有真正批评的文化。 因为不会有真正批评的文化，所以这个时代（一九三〇至一九四〇年的时代）也不会为后人称为伟大。
因周作人不投机，所以周作人“落伍”了。 然而在一九三〇年代自身没落以后，周作人文章不会跟着消灭。 一九三〇年间哄哄哄者恐要消灭。 所以趋时虽然要紧，保持人的本位也一样要紧。
怕为时代遗弃而落伍者，先已失去自己，终必随那短短的时代而落伍。
在这熙熙攘攘、世事纠纷的世界，只有一字可做标准，就是“直”。 一人宁可说襟腑独见的落伍话，不可说虚伪投机的合时话。 说襟腑独见的落伍话，至少良心无愧，落伍得痛快，落伍得傲慢。 而且即使一时见解错误，尚有生机。 说虚伪投机的合时话者，方寸灵明已乱，不可救药。
本文选自《林语堂谈人生》
作者: 林语堂
出版社: 哈尔滨出版社
出版年: 2009-10
编辑 wei
图 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