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方式因素(LFs)对从健康到首次心脏代谢疾病(FCMD)、随后发展到心脏代谢多发病(CMM)以及进一步到死亡的潜在影响差异尚不清楚。

日前，北京大学吕筠及李立明共同通讯在《欧洲心脏病杂志》（uropean Heart Journal）E在线发表题为“Lifestyle, cardiometabolic disease, and multimorbidity in a prospective Chinese study ”的研究论文。

该研究使用了来自中国嘉道理生物库的数据，包括461047名30-79岁的基线时没有心脏病、中风和糖尿病的成年人。研究采用多状态模型分析高风险LFs（当前吸烟或因病戒烟、当前过度饮酒或戒烟、不良饮食、缺乏身体活动和不健康的体型）对CMD进展的影响。

在中位随访11.2年期间，87687名参与者至少发生了一种心脏代谢疾病 (CMD)，14164 人发生了 CMM，17541人死亡。五个高风险LF在从健康到FCMD、CMM再到死亡的所有转变中都发挥了关键但不同的作用。

从健康到FCMD，从FCMD到CMM，每增加一个因素的风险比（95% 置信区间）分别为1.20和1.14；健康、FCMD和CMM每增加一个因素的死亡风险分别为1.21、1.12和1.10。

该研究结果进一步证明，如果观察到的关联是因果关系，将综合生活方式干预纳入健康管理和心脏代谢疾病管理计划具有重要意义。需要进一步研究遗传易感性是否会改变 LFs 对 CMM 发展和预后的影响，以及哪些心脏代谢生物标志物可能介导 LFs 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