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赵崔莉，女，安徽濉溪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明清妇女史、社会经济史。

原文刊于《兰州学刊》2017年第4期。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中国古代旅游活动，包括帝王巡游，文人漫游，考察探险旅行，佛教巡礼旅行，外交文化旅行，节会庆游等，可谓丰富多彩。但是古代旅游并未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长期被学术界忽略、冷落。可喜的是，近年来，明清史学界对旅游研究投注了不少关注。已有学者对明清旅游活动（包括旅游形式、旅游组织、旅游接待、旅游消费、景观建设等）、或近二十年明代旅游综述，或明代行旅交通生活、或明朝中后期旅游热潮和旅游文化集中论述，也有专家从旅游主体的角度，分别对民众参与庙会活动、或士大夫旅游和大众旅游盛行进行研究。在明清女性旅游研究方面，也有学者对古代官宦之家的女性以及乐妓依附于男性的游历、明清江南地区女性出游、或对明清时代的男女关系和社会风尚作了宝贵的探索研究[1]。总体而言，明清男性出游成为研究重点，女性出游研究相对单薄，而专门针对明清娼妓这一特殊群体的出游，尤其是娼妓出游的社会文化效应更是不够关注，相关研究少之又少。

中国娼妓业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鼎盛[2]。其中不乏才貌俱佳的名妓，她们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张扬的个性魅力以及广泛的社交网络建构出独特的青楼文化，成为明清社会生活史的一道独特的风景。本文将从明清娼妓出游这一视角，集中探究其出游的类型与动机、出游空间、游风兴盛的原因以及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效应[3]，以期全面地认识娼妓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并以期折射出其生存的社会环境。这一研究的视角具有一定的新意和学术价值。

一、明清娼妓出游的动机与类型

旅游动机指的是促发一个人有意去旅游以及确定到何处去、做何种旅游的内在驱动力。旅游的动机和目的在于获得精神上的享受和心理上的满足。明清娼妓出游的动机多种多样，形成了多样的出游类型：

（一）依附文人，商务出游

由于明清“男尊女卑”思想的主导，以及男性对声乐、舞姿的钟爱，擅长声乐的娼妓往往或多或少是以男性旅游者的附庸身份出现，并用舞姿、音乐或美色给男性带来欢愉。明清娼妓出游动机之一是追逐、依赖、照顾、取悦男性[4]，而非自我满足。如《新妇谱》中所言：“凡少年善读书者，必有奇情豪气，尤非儿女所知。或登山临水，或凭高赋诗，或典衣沽酒，或剪烛论文，或纵谈聚友，或座挟妓女，皆是才情所寄。”[5]“登山临水”、“座挟妓女”是仕人的行为模式之一[6]，妓女的陪同游玩只是为了取悦于他，增加旅途情趣而已。

当然，文人们“选艳征歌，狎妓冶游[7]”，往往是因为与娼妓享有共同的文化情趣。乐妓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文人的灵感。文人与娼妓的交往方式，体现在出游中，即为“且携带到歌舞园亭”。《湖上招客送春泛舟》诗：“欲送残春招酒伴，客中谁最有风情？两瓶若下新求得，一曲霓裳初教成。排比管弦行翠袖，指麾船舫点红旌。慢牵好向湖心去，恰似菱花镜里行。”娼妓依附于男性而游历，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感情上，都是男性的附庸，即“依附性旅游”。乾隆《吴县志》记载：“吴人好游，以有游地，有游具，有游伴也。……游伴则选伎声歌，尽态极妍，富室朱门，相引而入，花晨月夕，竞为胜会，见者移情。[8]”这时的女子既是游湖者又是被消费对象。而张岱更是认为这是纵容世人随意效仿“倩女离魂，文君新寡”的淫靡之所，将此类女子视为恶俗之流[9]。可见，青楼女子只是男主人的一件私有物品，她们的出游不是为了满足自己，而是被迫跟随男性，照顾、取悦他们。

（二）联络贤达，社交出游

出于受教育、增进知识和扩大交际圈的原因，也为了使交游更自由、潇洒和旷达，明清娼妓自觉追求艺术创造，带来青楼文化的繁盛。随着官妓制在明代的渐渐衰退，晚明妓女已基本上都是私妓。较官妓奴隶式的身份，她们不隶于官，有了相对的人身自由。虽然她们仍为教坊司管辖，但与唐宋官妓相比，自由度也大多了。再与闺阁妇女相比，她们有条件与三教九流广泛交往，这对于增长知识和见闻有着极大好处。“在晚明江南的名妓生活中，有着经常的旅行和旅居，因为建立联系和渗入男性上流关系网的能力是这一行的成功标志”，又有“……其活动范围的扩大，只有极少数的家内女性能够切身经历这一点”一说[10]，这后一句虽然是描述明清江南才女－闺塾师的，但对于才情斐然的名妓又何尝不是。明末名妓柳如是、王微、杨宛、董白等人的行为自由，或者扁舟载书，或者布袍竹杖，四处游历，与名士交游，或是倦了，找一方空间暂隐起来。这种空前而广泛的交游，以至于名妓也高度“名士化”和“文人化”，更自觉地投入到文化活动和艺术创作中。

活动于明清之际的名妓柳如是，聪慧好学，在乱世风尘中往来于江浙金陵之间。由于她美艳绝代，才气过人，遂成秦淮名姬。就文学和艺术才华而言，柳如是可称为“秦淮八艳”之首。由于她本人的身份，比名门闺秀有更多的活动自由。四处游历使她见多识广，对人情世事颇有独到见地。她不仅为人所敬慕，而且她在儒生墨客的宴饮酒席中，有平等相待的特殊地位，甚而有人为她刊印诗文集。汪汝谦既是富商，又是一位精通金石音律、善为诗文的才士。他极其推崇柳如是的文才，经常邀请柳如是参加吴越名流的诗酒集会。柳如是的《戊寅草》、《湖上草》也是旅行过程中的灵感结晶。

柳如是的才识与当时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她的出游方式更富有社交特性。柳如是脱离盛泽妓馆，获得自由之身后，以一叶画舫，游历吴越，广交文士。崇祯五年（1632年），柳如是应主人盛邀于陈子龙推荐，前往佘山，参加名士陈继儒的祝寿会。此后，定居松江，寓居画舫，广交文士，游历当地。崇祯六年（1633）秋，松江官府下令驱逐流妓，柳如是面临着再度流亡的命运，此时陈子龙出面相助，使柳如是可继续居住在松江。但是与陈子龙的爱情结束之后，崇祯七年（1634）春，柳如是离开松江，前往嘉定会友。当年七月，又回到松江。崇祯八年初夏，柳如是结束了与陈子龙的同居，从南楼迁出，移居横云山。此后，柳如是回到了原点盛泽。崇祯十一年（1638）与十二年（1639），她两度到达西湖，不惮舟车劳顿，拜谒汪然明。汪然明邀她春游。冬，应其之邀，回安徽新安老家，游历商山。崇祯十三年（1640），柳如是乘舟北上，到达常熟虞山。与钱谦益相见。之后，钱谦益邀柳如是到半野堂别墅相见，并为之举办了“寒夕文宴”。崇祯十四（1641）年正月，她与钱一同离开常熟，前往苏州赏灯，一同游历鸳湖，拜访旧友。在居于杭州期间，她吊唁岳飞、于谦。崇祯十七年（1644），钱谦益带柳如是一同赴京。[11]

柳如是一生的出游，基本上是自主自愿进行的，显示了明清交替的政治动荡所造成的宽松的社会环境。同时与柳如是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实力，密不可分。当她脱离妓馆但尚未从良之前，她的出游多少受限；当她以文士的身份生活，创作并广泛交流时，身份就大大不同；当她嫁与钱谦益，并升为“尚书夫人”之后，她的社会地位就更为上升。

（三）寄情山水，休闲出游

有些青楼女子对山水之娱情有独钟，不辞辛苦游历，写下游记。董小宛“性爱闲静，遇幽林远涧，片石孤云，则恋恋不忍舍去”，甚至还“徙居半塘，小筑河滨，竹篱茅舍”，行人路过“时闻歌诗声或鼓琴声”，后来她“扁舟游西子湖，登黄山，礼白岳”，迷恋山水之乐[12]。

扬州名妓王微，是当时著名的旅行家。她常轻舟载书、泛游五湖，留下了大量的旅行诗篇。与其他女性出游不同的是，王微出游目的既不是寻找主顾，也不是跟随丈夫，而主要是为了游历本身带来的新奇和体验。王微“性好名山水”，才情殊众，常“扁舟载书，往来吴会间”。

（四）陪伴父君，随奉宦游

中国古代官吏，奉帝王派遣，为执行政治、经济、军事任务出使各地，往往有着各种各样的宦旅活动。由于我国古代封建制度“男尊女卑”和“男外女内”的压抑，绝大部分明清女性的旅游都是从父从夫宦游，从良后的娼妓也不乏其人。据清余怀《板桥杂记》记载，顾横波通晓文史，工于诗词，善画兰花。顾横波的出游比之柳如是，要相对简单。她的出游，不是与秦淮姐妹的聚会，就是跟随丈夫上任或离任，或是与之同游西湖。顾横波是地位最显赫的一位，受诰封为“一品夫人”。其出游虽然多与丈夫同行，但其社会地位与人身自由都极其之高。[13]

二、明清娼妓的旅游空间

明清一些娼妓广游名山大川，以不同的艺术手段如诗歌、散文、绘画为山水写真，兼有大自然鉴赏家和艺术批评家的多重身份。可以说，她们是不折不扣的山水知己。明清娼妓以其卓越的文学素养和别具一格的审美要求，不仅青睐名山大川等自然景观，对富有历史文化气息的人文景观也是情有独钟。

（一）在山水间行走：饱览名山大川等自然景观

自然景观被称为旅游的第一环境，是激发人类旅游的最早的、也是最持久的因素。江南水乡名湖众多，广阔的水域和丰富的旅游资源为民众提供了极佳的旅游场所。如杭州西湖，自古以来便是旅游胜地，也是著名的烟花之地，歌舞之肆。一些有才华的青楼女子钟情于山水之美，与文人结队，共游湖光山色，所以欣赏沿途景色成为明清女子出游的内容。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在《醒世恒言》卷十六《陆五汉硬留合色鞋》中写到，浙江杭州府的富家子弟张荩请了两个妓女乘船到西湖上游玩。“那一日天色晴朗，堤上桃花含笑，柳叶舒眉，往来踏春士女，携酒挈榼，纷纷如蚁。”[14]

除湖泊外，城市内河也是旅游的好去处。比如南京的秦淮河、苏州的虎丘山塘河等。两处内河自古繁华．无数骚人墨客吟咏不辍，成为流动的景观线。秦淮河一水相隔的河两岸分别是南方地区会试的总考场江南贡院和南部教坊名妓聚集之地。而明末清初的秦淮河更是一派勾栏瓦肆，歌舞升平，笙歌彻夜的景象。以色貌才气而名冠秦淮河的秦淮八艳将游河与文化活动相联系，留下了众多动人的诗篇。明朝遗老余怀在其《板桥杂记》中记载了妓女游河的情景。“秦淮灯船之盛，天下所无。两岸河房，雕栏画槛，绮窗丝障，十里珠帘。主称既醉，客曰未晞。游揖往来，指目曰：某名姬在某河房，以得魁首者为胜。薄暮须臾，灯船毕集，火龙蜿蜒，光耀天地，扬槌击鼓，蹋顿波心。”[15]《拍案惊奇》卷十五《卫朝奉狠心盘贵产陈秀才巧计赚原房》写道南京秦淮湖中旅游盛况“湖里有画舫名妓，笙箫嘹亮，士女喧哗。”由此可见明清娼妓游河之空前盛况。

俗话说，湖光山色两相宜。妓女乘船游于各水域的情景令人司空见惯，游山之热比之游湖毫不逊色。明末扬州名妓王微，“性耽山水”，享受着穿山越水的感受。她撰有旅行见闻散集《名山记》，在序中写到“山之至者，不必以名；山之名者，不必以文。余性耽山水，尝浮江入楚，礼佛参山九华之间。登黄鹤晴川，江山胜概，至今在目。”[16]如诗如画的风景使得女性于观花赏雪、游山玩水中，既锻炼身体、舒展心情，也受到美的熏陶。

（二）在历史中邂逅：醉心于园林古迹等人文景观

在自然景观的基础上，叠加了文化特质而构成的景观，即为人文景观。人文景观是指历史、文化的古迹如文物古迹、宗教胜地、民族风情和古建筑等。明清江南园林着重于运用水景、古树和花木来营造素雅而富于野趣的意境，体现园林主人的人文情怀。如此美景，自然是游人如织，同样也得到娼妓的垂青。同治《苏州府志》中记载“诸园皆于清明日开，令人输钱入游，立夏日止，无需日。妖姬静女，游侠贵介，踵相接也”[17]。明末清初，名妓与名士交往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名妓们走出青楼妓馆，受邀或主动拜访名士府邸，与名士读书论诗相对甚欢。府邸家宅中的私家园林为名妓与名士的交流增添了情趣和意境，也不失为名妓欣赏美景、开拓眼界的好机会。除此之外，一些富有历史文化内涵的古迹胜地更是引起名妓的兴趣。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王微”条载：“布袍竹杖，游历江楚，登大别山，眺黄鹤楼、鹦鹉洲诸胜，谒玄岳，登天柱峰，溯大江上匡庐，访白香山草堂，参憨山大师于五乳。”[18]这段话表明王微皈依佛门后，游历江楚，饱览人文景观的情况。明清娼妓留恋于人文景观的精神殿堂，无疑大大满足其精神的享受和艺术审美的需求。

三、明清娼妓游风兴盛探因

明代旅游文化兴盛的原由有如下几点：旅游兴盛的经济基础，越礼逾制的社会风尚，相对安逸的社会局势，江南一流的旅游环境，放意山水，文士倡导，传统习俗[19]。那么，明清娼妓出游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社会因素：明清商贸活跃

明清社会对女性的束缚非常严厉苛刻，但随着商品经济与城市生活的繁荣，女性越来越难以抵挡众多的诱惑，突破传统规范的行为也大大增加。另外，明清民间社会的相对开放以及商贸往来频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娼妓出游。“明代尤其明中后期，随着社会生产力提高，商品经济发展，人们思想变得活跃，旅游活动空前普及化、大众化，形成了全国性的旅游热潮”[20]。游风最盛，当属吴地。《吴县志》记载: “吴人好游，以有游地，有游具，有游伴也。游地则山水园亭，多于他郡；游具则旨酒嘉肴，画船箫鼓，咄嗟而办；游伴则选伎声歌，尽态极妍，富室朱门，相引而入，花晨月夕，竞为胜会，见者移情。”[21]吴地烟花繁盛处，首推金陵。金陵自古奢靡之乡，王公贵族、应试举子纷纷汇聚于此，狎妓游乐，一片歌舞生平。《板桥杂记》中记载:“金陵都会之地，南曲靡丽之乡，纨茵浪子，潇洒词人，往来游戏，马如游龙，车相接也。”“娈童狎客，杂伎名优，献媚争妍。”尤其是南京秦淮河，“游人如云”，“画船萧鼓之游，至于达夜”[22]，河上游船来往不断，“群屐笙歌，依然繁绝”，从利涉桥到武定桥，两岸河房之中，苏、扬各帮娼妓竞相争艳，游人如织，游遨其中。[23]

（二）人为因素：文人出游兴起

由于晚明朝政衰败，社会奢靡之风大起，娱乐文化繁荣，文人士大夫终日无聊，常常陶醉于萧鼓画船、歌舞楼台。士大夫寻花问柳的爱好迅速得到了迎合，不论是秦淮河畔，还是江南烟雨中，都出现了大批色艺俱佳的艺妓，其中风度高雅，品性卓绝的秦淮八艳更是她们中间的佼佼者。这些艺妓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同时深谙男性社会，她们常伴于文人左右，或诗酒唱和，或踏青赏月，形成了与文人交流密切的女性阶层。而文人娱声妓，名士悦倾城已经司空见惯，时称文人冶游。明代画家吴伟在南都，“诸豪客日招伟酣饮，顾又好妓饮，无妓则罔欢，而豪客竞集妓饵之”[24]。明代文学家康海“以山水声妓自娱，……居恒征歌选妓，穷日落月，尝生日邀名妓百人，为百年会”[25]。“常与娼妓同跨一骞驴，令从人琵琶自随，游行道中，傲然不屑”[26]。明代画家祝允明常醉妓馆，携妓狎游；名流宴请，文酒集会，常有娼妓相伴左右。名妓与名士之间惺惺相惜，形成心灵上相互慰藉、依存的密切关系，不仅限于红颜知己、儿女情长，而是相濡以沫的精神至交。明末，名妓已经独立地走出来，舒放身心于山水间，拜访名流，结交名士从那里获得知识和信息，扩大自己的影响。[27]

“明代中晚期士人‘选艳征歌，狎妓冶游’的生活，究其原因是士妓两个阶层在晚明有共同的文化情趣”[28]，古代娼妓女子在某些程度上影响了众多文人士大夫的思想；而在明末清初苏杭一带，许多才貌出众的娼妓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她们也是出游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们以自己的美色才情博取士大夫的青睐。商人、士大夫携娼妓出游往往也成为身份地位才学的象征。

（三）环境因素：优美的自然景观最具吸引力

旅游资源吸引力具有群体倾向性或吸引力的定向性。如对生活较为封闭的明清娼妓而言，水乡田园、山林流泉等自然风光都是具有吸引力的旅游资源。大江南北不仅有优美的自然景观，还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人文景观。明清的很多奇山秀水都具备许多适游条件，广为文人墨客所称赞。这些优美的环境对于饱读诗书的娼妓而言，无疑也是具有较强吸引力。

四、明清娼妓出游的社会文化效应

文化是旅游业的“灵魂”，而旅游是文化之间的碰撞。明清娼妓出游构成独特的旅游现象，产生一定社会文化影响，即社会文化效应。客观地认识和评价明清娼妓出游活动以及其所带来的影响，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娼妓这一群体及其出游活动。

（一）出游扩大了名妓的生活空间，为其艺术创造提供体验交流的机会

“文人专心于游，实际上是一次文化实践经历，客观上产生了积极意义”[29]。士大夫携妓出游扩大了娼妓出游的空间范围，使这些女子得以走出深院；而娼妓的出游又带动社会上其他女子走出闺阁，使更多的女子感受到自然的美好，认知不断加深。娼妓参与旅游等临时性社团等组织，为她们提供了与上流人士交流与体验的机会，扩展了名妓的交际圈。这对于名妓文化修养的提高，创作素材的丰富是大有裨益的。

有些青楼女子对山水之娱情有独钟，不辞辛苦游历，写下游记。常年的旅行和跋涉给她们带来更为丰富的创作感受。柳如是多年的辗转和旅行使她拥有不同寻常的见识和气度。王微皈依佛门后，游历江楚，写下《远游篇》、《宛在篇》和《期山草》。王微认为，旅游是永无止境的指望，适合个性的彰显。她在诗歌文集的序言中《名山记》，表现了自己局限“生非丈夫，不能扫除一室，犹事一事”的哀叹，“余卧矣，与不能复游”的痛苦和心灵困境[30]。而这些游记、山水类文字，承载着极为珍贵的文学遗产和精神财富，并转化作文化中的活性成分，甚至成为旅游文化的精髓。可以说，明末清初的出游，因名妓而熠熠生光；而名妓，也因出游时展示的魅力与文学素养而留名后世。

（二）出游培养了名妓独立品格和人文情怀，重塑社会审美

普通娼妓出游大部分是由于生活所迫、无依无靠，只能寄生活于画舫，她们的出游带着过多的非主观性，且通常处于被男人支配的地位，出游意义不大。然而名妓出游不同。明清名妓在出游中个体的主动性更强，对男性依附降低。她们走出青楼妓馆，拜访名士府邸或游学于士大夫间，甚至超越地域限制，穿梭于地区之间，以寻找灵感亦或是历险。她们出游的同伴往往是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名士。经常性的与士大夫出游不仅提升了她们的文化修养，更在无形中培养了男性的思维及行为方式。如明末清初秦淮八艳之一的柳如是与松江陈子龙，李存我，宋辕文交好，在杭州与汪然明，谢象三往来，在嘉定与陈嘉遂，唐叔达，李流芳，张鲁生四宿老交密。[31]她们“无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束”，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和生活。由此可见，明清名妓的出游，大多处于自愿。她们从容地游走于各方名士之间，切磋诗文、交流情感，与知己情感交流的乐趣与游玩之趣相得益彰。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注定明清娼妓出游绝非闲暇时的娱乐那么简单，出游培养了她们性格中的独立、浪漫及独特的人文情怀。

受明清娼妓出游的影响，社会上一些开明人士的女性审美观悄然发生转变，对于所谓“女德”提出新解，对于才女颇为推崇。署名“鸳湖烟水散人”的小说作者在《女才子书》序中表达了他的崭新的妇女观。他说，“刺绣纺织，女红也；然不读书、不谙吟咏，则无温雅之致……守芬含美，贞静自持，行坐不离绣牀，遇春曾无怨慕，女德也；然当花香月丽而不知游赏，形如木偶，踽踽凉凉，则失风流之韵。必也丰神流动，韵致飘扬，备此数者而后谓之美人”。这种观点在礼教森严的封建社会无疑是极为进步的。

（三）出游体现了娼妓对传统礼教的叛逆和抗争

在封建等级观念以及“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束缚下，女性注定只能成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深闺士女。而娼妓受“三从”约束相对较少，这使娼妓拥有其他女性所没有的多重社会和社会性别定位[32]。娼妓处于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她们成为最自由的女性。明清娼妓出游比较普遍，她们经常往返于苏、杭、宁、扬之间。明清娼妓在女性世界中，向封建礼教束缚做出了最直接的反抗。正如林语堂所说“她们较能独立生活，更为熟悉于男性社会，其实在中国古代社会，她们才可算是唯一的自由女性”[33]。明清娼妓出游风气带动“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良家妇女。晚明，更多女性渴望走出深闺，参加社会活动。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以至于有文人专门针对妇女各种不适宜的行为制定了戒条，用十八个“莫”来训诫妇女。而其中“莫山顶进香”、“莫庙宇烧香”、“莫看春看灯”，正说明当时妇女偏好旅游。社会旅游风气之开放，令道学家侧目。

（四）出游使得部分娼妓得以参与反清复明的政治活动

明清之际的名妓生逢乱世，惨遭国破家亡的境遇，气节问题突然摆到她们面前，这也为她们提供一个重新塑造自己人格形象的机会。她们既然已经做不成贞节烈女，只有以做忠臣来弥补自己的人格“缺陷”，政治气节的荣光就成为她们慷慨赴义的精神源泉[34]。明末清初，活跃于江南的才女和名妓们被认为与反清复明活动关系密切，江南名妓大义凛然的家国情怀早已为人熟知，她们本身巡游的生活方式以及遍布的社交网络也自然为之提供便利。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云: “河东君复楚报韩之志，今观皆令此词，殆有同心者。”[35]言外之意，柳如是的抗清立场和实际行动既为人所确知，其走访交游的背后或许隐藏着一定的政治目的，意在为反清复明进行积极活动。她可能利用其涵盖形形色色文人团体的社交网及其巡游的生活方式，往来于不同的抗清组织间，进行侦查、联络及资金筹措活动。

在明清旅游热大潮的推动下，娼妓对出游活动的参与度进一步提升；再加上娼妓相比于深闺女子，对男性依附性大大降低，有了更多出游的自由和机会。无论是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出游活动，出游使她们增长了见闻和知识，开拓眼界和胸襟，改变了思维，历练了胆魄，并在旅行中留下精彩诗篇和传奇故事，为旅游景点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明清娼妓借助于各种各样的出游，不仅游历了山水风光，部分名妓更是冲破所谓“内外”的空间桎梏，广泛活跃于士大夫文人阶层。这些出游既展示了她们卓尔不群的风采，又扩大了自我生存空间，并开始涉足于更为广阔的公共空间。明清部分名妓，自由穿梭在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之间，其社会影响力毫不逊色于那些文人士大夫之流，她们的社会地位也有了相应的提高。而这其中，那些形形色色的出游活动无疑形成有效的助力。总之，明清娼妓出游，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文化效应，最终推动了社会文化的发展。

注释

[1]相关研究分别为：陈建勤：《明清旅游活动研究：以长江三角洲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孟顺方：《近二十年明代旅游研究综述》，《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10年2期；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3月版；滕新才：《明朝中后期旅游文化论》，《旅游学刊》，2001年6期；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华书局，2008年7月版；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时期的庙会与民间文化》，三联书店2002年版；张金岭：《中国古代女性出游行为特征新探》，《中华文化论坛》 2005年02期；宋立中:《明清江南妇女游风述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冯贤亮：《明清中国--青楼女子、两性交往及社会变迁》，《学术月刊》2006年9期。

[2]徐君、杨海《妓女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3]所谓出游的社会文化效应是旅游效应的一种。而旅游效应即旅游影响，是由于旅游活动而引发的各种厉害关系，主要指旅游对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三方面的影响。

[4]范向丽、郑向敏：《中国女性旅游发展历史研究》，《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9年04期。

[5]陆圻：《新妇谱》，收于《檀几丛书》，卷27，131页。

[6]王鸿泰：《青楼名妓与情艺生活——明清间的妓女与文人》，收入熊秉真、吕妙芬主编，《礼教与情欲——前近代中国文化中的后/现代性》(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1999。

[7]徐林：《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8]（乾隆）吴县志(卷24)，风俗，清乾隆十年(1745)刻本。

[9]张岱：《陶庵梦忆》，卷6，烟雨楼，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10][美]高彦颐：《闺塾帅——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11]史玉根：《一个真实的柳如是》，东方出版社，2008年，28-154页。

[12]（明末）余怀：《板桥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版，34页。

[13]赵霞等：《正说秦淮八艳》，哈尔滨出版社，2006年版，112-124页。

[14]熊岚：《“三言”、“二拍”中的明代旅游文化探微》，唐山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2期。

[15]余怀：《板桥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16]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7]李铭皖、谭均培、冯桂芬，同治《苏州府志》，江苏府县志辑第7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18]胡文楷编著：《历代妇女著作考》 (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89页。

[19]陈建勤：《明清旅游活动研究：以长江三角洲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20]孟顺方：《近二十年明代旅游研究综述》，《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10年2期。

[21]（乾隆）《吴县志》：卷24，风俗.清乾隆十年 1745 刻本，转引自宋立中：《明清江南妇女游风述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6期。

[22](明)吴应箕：《留都见闻录(下)》，清康熙19年(1680)刻本，转引自彭勇《中国旅游史》，河南医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298页。

[23](清)徐怀：《板桥杂记》，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刻本，转引自彭勇：《中国旅游史》，河南医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298页。

[24]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七，转引自暴鸿昌：《明末秦淮名妓与文人》，《学习与探索》，1998年4期。

[25]钱益谦：《列朝诗集小传》，丙集，转引自暴鸿昌：《明末秦淮名妓与文人》，《学习与探索》，1998年4期。

[26]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一，转引自暴鸿昌：《明末秦淮名妓与文人》，《学习与探索》，1998年4月。

[27]柳素平：《晚明名妓文化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8]徐林：《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研究》，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1-42

[29]陈建勤：《明清江南地区的文人游风》，《旅游科学》，2000年4期。

[30](美)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305-307页。

[31]柳素平：《晚明名妓文化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2](美)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287页。

[33]林语堂：《林语堂文选》，上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杜，1999年版，257页。

[34]李奉戬：《明清小说中的妓女与爱情贞节》，《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2期。

[35]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北京: 三联书店，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