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世界经济陷入停摆。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危机，全球经济正面临着需求供给双重冲击，任何经济体都难以独善其身。值此变局关键时刻，凤凰网财经联合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以“全球经济与政策选择”为主题，邀请政商学企界嘉宾通过线上形式解析全球经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巨大压力下，对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和未来走势有何前瞻性研判？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与凤凰连线时表示，此次疫情将对消费、中小微企业和就业三个领域产生重大冲击
谈及财政政策，刘俏说，希望能够用财政提供将近一万亿资金，来促进疫后在公共卫生领域的体系的建设，并推出力度更大的一揽子财政政策为统领的宏观政策组合。
此外，刘俏表示，估测这一轮财政政策的整体规模将达到4.86万亿人民币。其中包括几个不同维度，如消费领域。他分析，可以采取一种双重的消费激励方案。针对低收入群体、对因为疫情受到冲击的失业群体，甚至包括疫区的民众，发放现金券。
“应该及时果断的出台力度更大、有针对性的宏观政策组合。这个规模应该提高，而且时间点越快越好”，刘俏说。
嘉宾介绍
刘俏，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以下为发言全文：
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关于疫后经济重启一揽子的宏观政策。
我想跟大家简单分析一下我们对疫情本身影响的判断，同时把这次疫情对中国经济可能影响比较深的三个领域，消费、中小微企业和就业重点剖析。最后提出一个一揽子的宏观政策的方案。
这次疫情大家可能都比较了解，我们的认知是逐渐的一个过程，那么现在基本大家认为这是一个自然灾难，就是它把这种大隔离的实施，使得这种社交接触为基础的经济社会活动处于一种停顿状态，这样带来经济社会生活的巨大损失。
我们看到一季度中国GDP下滑6.8%，美国GDP下降4.8%。这种情况下我想可能我们对这个性质的认知发生根本的变化，它跟过往2008年的金融危机，甚至1929年大萧条不太一样，不是一个因为经济或者金融体系的内生问题导致的危机，而是一个纯粹由自然灾难形成的外部对经济生活的重大冲击。
这种情况下我们政策基本的出发点就是尽量采取一些比较及时有效的宏观政策去对冲危机带来的风险。我们也看到美国和欧盟国家，还有亚洲的一些国家或地区，陆陆续续出台了一系列的以财政政策为主导的经济复苏或者救援政策。美国的整体方案规模是2.5万美元，基本上达到GDP的11%以上。欧洲其他国家的话，力度也非常大，而且速度非常快。
中国怎么去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同时重启我们的经济活动？可能我们需要有比较大力度的政策去应对外生冲击对经济生活带来的伤害。
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可能应该是及时有效的出台一些政策去应对疫情对我们经济生活各方面，特别是就业、中小微企业，还有消费所带来的冲击，通过这种方式为疫后的经济的复苏夯实基础。
我想给大家简单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一轮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消费、中小微企业和就业三个领域冲击特别大，这三个领域是我们在思考政策逻辑的时候需要特别关注的几个领域。
首先是消费。去年中国经济核心逻辑的一些变化，消费已经变成经济增长最重要的一个推手。2019年消费拉动GDP57.8%的增长，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从这种高速增长、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在转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消费所扮演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这一轮疫情带来的一个变化在于，外需环境在恶化，同时全球供应链面临中断的危险。所以这种情况下增加内需、增加消费，可能对疫后的经济的复苏意义更大一些。
此外，还有中小微企业和就业的问题。统计局第一季度的公布的失业数据存在一些滞后性，里面可能有大量的还没有真正复工复产的农民工。
同时因为很多企业它虽然复工了，但是它没有复产，它其实这里面还带来很大隐性失业的风险在里面。
光华管理学院的卢凯教授团队用智联招聘的数据做了一个基本的分析，今年的一、二月份跟去年同期相比，新聘的职位数、新招聘的人数下降的幅度都在30%以上。从行业分析或者做跨企业的分析，会发现民营企业对就业的需求下滑幅度非常明显，小微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对需求下降的幅度达到40%以上。
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陆陆续续出台很多跟疫后经济重启，扶持中小微企业的一些政策。但总的讲，大家的感受还是觉得政策的力度不是特别大，有点碎片化。这种情况下，大家呼吁在未来一段时间，扶持政策应该更加果断一些，下更大的决心，推出一些力度更大的政策出来。同时把政策的施力的重点，应该放在中小微企业、消费和就业上。
首先，疫情爆发之后，在货币政策方面力度还是比较大。到目前为止的话，央行出台的中长期信贷相关的流动性的释放，基本达到3万亿人民币的规模，而且这3万亿人民币基本都是基础货币，考虑到货币乘数效应，大概我们如果说货币乘数是5倍的话，也就意味着到目前为止，其实整个货币政策释放的流动性，基本上已经达到了15万亿人民币。
但为什么整个实体经济感受不是特别明显？我想这背后可能主要的原因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不是特别通畅。这种情况下，央行释放的大量的流动性并没有惠及到中小微企业，没有解决消费不振的问题，同时对就业的扶持力度不够。
其次，在财政政策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过去三个月密集出台很多政策。粗略统计，国家层面上有200多项政策，地方政府层面有800多项政策。但总体来讲，政策比较碎片化，落地的情况也参差不齐。所以合在一起后，虽然政策出台的很多，但大家感觉力度好像不是很大，而且政策目标的明确度不是特别高。
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提出了一些建议：一是推出力度更大的一揽子财政政策为统领的宏观政策组合。我们估测这一轮财政政策按照我们的建议，可能整体规模会达到4.86万亿人民币。其中包括几个维度：比如消费领域，我们建议可以采取一种双重的消费激励方案。一方面对低收入群体、对因为疫情受到冲击的失业群体，甚至包括疫区的民众，可以采取发放现金券的这种形式。
我们大概统计了一下，如果每个个体发放1000元人民币的话，那么大概将近2600亿人民币，它含括低收入群体，也就是人均月收入在3000人民币以下的群体，以及在疫区的这样一些民众。
我们现在的互联网渗透率接近70%，如果说达到发达国家互联网渗透率的水平，基本上还可以再将2亿人纳入到上网群体。这个过程中，可以通过套餐补贴甚至手机补贴的方式，把这个群体的纳入到数字经济体系。
一方面，对未来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对扶贫都有很大的意义。通过这种方式把低收入群体或者弱势群体纳入到整个生态文明体系里面，这背后带来很大的未来成长机会。
我们经过简单测算，财政投入1200亿到1400亿就基本上能为2亿人提供智能手机和流量套餐，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进入数字经济体系，互联网平台和民政部门协同起来数据分享，低收入群体就可以识别出来。
另外方面，我们通过大量的分析和试点发现，针对城市居民尝试大规模的消费券发放效果非常好。我们以杭州今年3月27日和4月3日两轮消费券的发放情况做简单的分析，来判断一下消费券的发放本身到底对消费的激励作用、刺激作用有多大。我们发现整个消费券的实施效果非常好，在杭州政府1元的补贴，能拉动3.5元新增消费，边际消费倾向3.5倍。
我想如果能在全国范围之内，有一个规模上的统筹，同时推荐一些比较好的做法，那对整个疫后经济重启阶段，拉动消费会带来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假设在全国范围之内发放5000亿的消费券，用杭州3.5倍新增消费的杠杆效应来计算，那么基本上它可以拉动整个社会零售总额的4.25%。
我们希望在国家层面上，可以统筹像中央财政的资金或地方财政的资金，同时鼓励地方政府探索一城一策的做法。
关于基础市场主体环节，我们发现中小微企业缺乏针对性的支持政策。虽然货币政策通过再贷款释放大量的流动性，但是因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是特别通畅，这种情况下中小微企业感觉到受益的程度还是有很大的认知上的落差。
我们建议成立中小微企业的稳定基金，通过财政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直接给中小微企业提供贷款。如果由财政来承担大比例的信用风险，比如说70%的信用风险，由商业银行来承担剩下的信用风险，基本上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把财政的资金更好地通过商业银行落实到中小微企业。
具体操作上，可以将贷款支持分两个层级，比如说50万以下可以免息，50万到1000万根据基准利率，这样就可以给中小微企业比较精准地提供资金支持，让他们能够渡过疫情的冲击，为疫后的经济复苏打下比较扎实的基础。
跟这相对应的，针对出口部门肯定也需要专门的支持。因为这次疫情比较大的一个冲击在于对全球供应链正常经营情况的冲击，同时整个外需环境现在恶化程度比较明显。虽然整个出口部门在中国经济中，所起到的作用最近几年比例上有所下滑，但总的讲它对就业、对整个GDP的拉动还是有相当大的效果。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大面积出口企业倒闭，我想可能对我们未来长期的经济增长，一些地区性的失业问题，都埋下很大的隐患。
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国家层面上通过财政政策，比如说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或者说是财政直接拨出一笔资金，大概5000亿人民币，通过这种方式直接支持这些出口企业。在这里面也是可以安排一些低息贷款，可以成立一个或多个部门统筹的决策机构，来识别对我们产业链重要性比较高的这样一些部门或者地区的一些企业，按照序位的来进行支持。这对我们未来保护产业链、保护中国的制造业的话，它的意义其实非常非常大的。
另外我们也提到新基建，据测算新基建按照国家现在规划，2020年投资规模约为3000亿。我想可以依照国家信用，通过发放新基建的专项债券的形式，同时也可以考虑通过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这种方式，来解决这方面的资金需求。特别在4月30日，证监会和发改委通过公募REITs的试点通知，我想它为未来我们探索用市场化的资金，来承接新基建的一些项目或者基础建设的一些项目提供很多可能性。这一块我想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应该作为政策试点的侧重领域。
同时，我们也建议在一些重大的关键领域加大有效投资。主要在几个方面：一方面，这次疫情让我们看到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在投资方面还有很大的缺口，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用财政提供将近一万亿资金，来促进疫后在公共卫生领域的体系的建设、产能的建设。另一方面，针对老旧小区租赁住房，做出一些投资上的安排。我们简单测算了一下，比如说小区改造，在2020年可能涉及的资金达到2600亿人民币，同时如果我们推进4000亿人民币的租赁住房的这样一种投资的话，合在一起之后，这一块的新增投资大概是6600亿。
同时可以考虑发行特别国债，可能有2万亿空间。我们赤字率其实不高，去年是2.8%，如果今年能够提高到4%，那么也意味着可以新增1.2万亿的财政资金进入疫后的经济重启。同时，住房公积金的结余可能还有8000亿，如果出台关于住房公积金的一些改革方案，把节余资金导向供给端，支持比如说老旧小区改造、租赁住房的建设，我们测算空间可能有4000亿人民币。
我们刚才提到，REITs的试点会引导市场资金进入到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里来。现在整个基础设施的资产的存量规模超过110多万亿人民币，假如说有1%的资产能够被证券化，能释放出资金在万亿人民币以上，所以未来发展的空间非常大。
最后再讨论另一种可能性，国家可以划拨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部分。我们简单测算了一下，假如说10%的国有企业的股权统一划拨，大概能够释放出2.75万亿市值，根据去年分红比例，今年分红收益可以达到600亿人民币。这些合在一起之后，其实为我们的疫后的经济重启提供了很大的资金保障。
简单小结，到目前为止基于对疫情的认知，它确实是百年一遇、对整个经济社会生活带来极大的外部冲击的自然灾难。这种情况下，应该及时果断的出台力度更大、有针对性的宏观政策组合。这个规模应该提高，而且时间点越快越好。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