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首的秘书

真正的艺术从不源于自信，你该感谢你的诸多疑惑。

——电视剧《迷离劫》

上个月，由法国导演奥利维耶·阿萨亚斯执导的剧集《迷离劫》在HBO连载完毕，该剧由他1996年执导的原版电影《迷离劫》翻拍而成。

电影《迷离劫》以“戏中戏”结构讲述了过气导演维达尔（让-皮埃尔·利奥德饰演）翻拍1915年法国默片《吸血鬼》时发生在戏里戏外的种种情况。片名“Irma Vep”既是默片中女主人公的名字厄玛·维普，也是吸血鬼“Vampire”一词的重新组合。因此，我们大可以将电影版《迷离劫》理解成对《吸血鬼》进行重构的一次尝试。而剧版《迷离劫》则更进一步，讲述了导演维达尔（樊尚·马凯涅饰演）翻拍电影《迷离劫》的种种经过，从而在一开始就形成了某种“戏中戏中戏”的多重结构。随着故事的发展，这个结构进一步衍化，形成了更加复杂的格局。

剧版《迷离劫》并不是简单的“重拍”了事，时长是最直接的体现——原作的99分钟拓展到现在的八集，共7个多小时（有趣的是，这一长度恰好接近《吸血鬼》原片的417分钟），因此至少从容量上看，剧版是电影版的四倍之多；不仅如此，两个版本的卡司也完全不同，其中两个主角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一点值得更加详细的讨论；最根本的是，两版《迷离劫》从电影变成了电视剧，性质发生了变化。如果说电影版《迷离劫》是一场混乱而又迷人的时代综述，是一部任性而为的低成本独立制作，那么剧版则在HBO和A24的共同制作之下，呈现出一种半商业半作者、半美半法的中间状态，它照顾更大的受众群体，同时也更加庞杂，更能满足阿萨亚斯对当前影视行业发展的认知。

从这个角度上说，无论是对迷影爱好者还是电视剧迷，《迷离劫》都是今年甚至当下无法忽视的一部作品。

元电视剧

翻拍这一举动本身意味着怀旧，《迷离劫》能在美剧市场出现，毫无疑问也与美剧的怀旧风潮密切相关，尤其是考虑到早前一段时间，上世纪80年代怀旧大戏《怪奇物语》几乎掀起了疫情以来美剧的最高潮，《迷离劫》这样一个回望上世纪初的电视剧就完全可以说是应运而生了。

不过，如果将《迷离劫》放到美剧的谱系当中观察，会发现其与绝大部分现实题材情节剧非常不同，这些剧集通常而言比较类型化，且更热衷于表述迫近的现实、植入社会性议题，特别是在近些年，这种趋势在美国的政治现实之下得到显著强化。作为一部由法国导演执导的作品，《迷离劫》显然“不在五行中”，它采用了一种后设的方法（meta-）关注电影/电视剧创作的过程本身，形成了“元电视剧”。

事实上，虽然元电视剧这个说法很少被提及，但元电影在电影创作领域却不算罕见，在电影产业陷入危机的当下，这一亚类型更加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究其原因，电影制作过程本身所面临的困境，已经可以提供一般电影剧作所必需的冲突，所以将拍摄过程本身拍摄下来，很大程度上也成了一直以来创作者在危难之际所能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

通常来讲，创作困境可以是内部的或者外部的，可以是精神的或者是物质的，而电影和剧版《迷离劫》试图将两种困境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是投资方、演员、团队等外部因素的挑战，另一方面是创作者即编导本人内心对作品产生的焦虑和不安，两类挑战在本剧第五集前后达到了顶峰：德国演员戈特菲尔德（拉斯·艾丁格饰演）为获得快感差点儿上吊致死，而在同时导演怀疑自己创作的初衷而消失，整个剧组走向崩溃边缘。

在没有真正看到剧版《迷离劫》之前，笔者对其预期非常低，因为无论是“元”还是“翻拍”，多少都让人有不太好的预感——一个导演开始不断回到自身经验，回溯往昔岁月，这极可能是一种衰老的迹象，也多少指示着创作力的匮乏。雪上加霜的是主角的选用：美国演员艾丽西亚·维坎德到底何德何能可以替代张曼玉（且不提这个角色是否本来可能是为剧中另一位女演员克里斯汀·斯图尔特而写的）？

之所以有此一问，并非来自于演技之对比，反倒恰恰源自这张面孔的国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电影版《迷离劫》能够成立，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主角是来自中国香港的张曼玉——阿萨亚斯当时的妻子，一张来自东方的面孔，双重身份决定了电影所具有的双重性：一封献给张曼玉本人的情书，同时也是一次事关东方电影、特别是香港电影的文化反思。正是张曼玉的到来，搅动了20世纪末原本如一潭死水的法国电影以至欧洲电影（至少对阿萨亚斯来说是如此）：东方侵入西方，有声入侵无声，彩色入侵黑白，电视入侵电影，电影入侵生活，特写入侵深焦，直到影片最后，几何图形甚至入侵到面孔之中，手工绘制的图案入侵到一帧帧由光影雕刻的胶片之上。

作为《电影手册》的影评人，阿萨亚斯在上世纪80到90年代对东方电影的开掘无疑让他找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以1984年手册特刊《香港出品》为巅峰），张曼玉仅仅是其中一个代表，用阿萨亚斯自己的话说，“（张曼玉）是一张昭示香港电影活力的拍立得照片”，而在她的身后则是徐克、侯孝贤、贾樟柯等一连串扣人心弦的名字。也正因如此，当剧版剥离掉张曼玉的面孔，也就意味着剥离了面孔之后的一切，由此也就很容易滑入一种更加私人的、退守西方的，同时也缺乏影史意义的自我陶醉之中。

角色和分身

好在事情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糟糕。至少在观毕全剧之后，上述这种对剧版《迷离劫》先入为主的印象基本消失了。阿萨亚斯毕竟不是一个愚弄大众和自己的选手；对于“张曼玉问题”，他并非没有考虑，而是试图从各个层面进行解答，并最终给出了一个全新的作品；他也敦促我们不要以旧有的眼光来看待这部作品，正如片中饰演导演维达尔的樊尚·马凯涅所言，这似乎确是一部“完全不同的作品”。

由于拍摄时间和资金的增加，阿萨亚斯有了更多的时间和余地来塑造人物形象，这也给他的剧版《迷离劫》带来了众多有趣的色彩角色，多线叙事得以展开，戈特弗里德这样的人物的出现，也把趣味性和喜剧效果拉满。除了色彩角色，最重要的还是维达尔和饰演厄玛·维普的女主演米拉（艾丽西亚·维坎德饰演），两个角色表面上看都是从电影版中直接挪用而来，实际上却有很大不同。

先说导演。相比原版中的让-皮埃尔·利奥德，近几年来在法国当红的喜剧演员樊尚·马凯涅给《迷离劫》带来的感觉不同：前者是神经质的，甚至有些疯癫的，后者则更加偏向于喜剧性，尤其是手握导演大权却往往需要打碎牙往肚子里咽的反差感，是原版所不具备的。更重要的是，利奥德所扮演的导演角色更接近于虚构，与阿萨亚斯本人之间存在一定距离，而马凯涅则是阿萨亚斯无异议的化身：一方面，剧中不断引用的、由马凯涅扮演的维达尔执导的电影《迷离劫》，实际上正是由阿萨亚斯拍摄的，另一方面，维达尔无时无刻不在片中怀恋的前妻“李玉”（Jade Lee）明显指向了张曼玉。从这个角度上看，电影版《迷离劫》更像是从抽象、虚构的层面接近阿萨亚斯本人，电视剧版则很大程度上具体到阿萨亚斯本人，以至于某些对话可以毫无障碍地对应到阿萨亚斯本人身上。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阿萨亚斯如此直截了当地将剧版《迷离劫》拟合到自己，女主角米拉却并不能简单投射到现实生活里的张曼玉；他选择魔术般地让三个角色分担原版电影里张曼玉的职能，包括维坎德的米拉（取其名“Mira”对应“Maggie”）、陈法拉的辛西娅（取其姓“Keng”对应“Cheung”）和邬君梅的李玉（直接对应“曼玉”），三者分别抽取张曼玉的不同层面的身份，比如职业、国族和家庭（也可以有其他阐释方法），使得剧作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对阿萨亚斯来说，张曼玉显然是无法也毋需替代的，米拉与李玉、米拉和辛西娅在剧中的分别对话也充分体现了张曼玉身上种种身份层面的交换。举例而言，米拉与李玉的一场对话就直接解释了编导将中国演员替换成美国演员的动机，以及对这背后所谓“文化挪用”的疑虑。马凯涅的维达尔（也就是阿萨亚斯）认为，张曼玉在英国长大，米拉则在瑞典出生，二人都并非单一文化的产物，因此这样的替换非但不是表面上看所显示的“文化挪用”，反而具有了某种更深层次的一致性，是一次对电影演员在产业中所处位置的思辨。从这个意义上讲，剧版《迷离劫》固然是阿萨亚斯写给张曼玉的一份公开情书（虽然明知张曼玉可能根本不会看），对二人情感和工作往事深情追恋，但与此同时更是对张曼玉的抽象提炼和思考。

爱被思考包裹，或者反过来，思考被爱所浸润，剧版《迷离劫》依旧是层次丰富的，只不过物是人非事事休，阿萨亚斯也在追忆中与张曼玉真正“离别”，然后翻出了新的花样。

影视迷思

应该思考、解决的不仅仅是“张曼玉问题”。归根结底，剧版《迷离劫》最需要解释的便是，为什么要拍剧版《迷离劫》？难道只是为了钱？

一般来讲，导演翻拍自己的作品无外乎几个原因，从市场考虑来讲，原作通常都获得过市场的高度肯定，值得用更好、更新的技术去翻拍，从而获得市场里最新一波观众的认可。从创作角度来看，创作者大多是对原作有所不满，或者在当时的创作条件下有所遗憾，认为值得进一步完善、拓展和延伸。好的翻拍，通常会处理之前时代里并未涉及到的问题，使得新作与当下产生更加直接的联系。

针对后一个问题，剧版《迷离劫》确乎做出了不错的尝试。如果说20世纪末的创作者，尤其是兼具影评人身份的阿萨亚斯必须回应的问题是数码之于胶片、东方之于西方的问题，那么此番他则要回应当下电影/电视产业的问题。事实上，由于篇幅的大量增加，阿萨亚斯终于有机会尽兴地展开讨论，这些讨论散点式地分布在全剧很多个角落，使得那些没有什么情节、看似过场的部分反而更该引起迷影性质的关注。比如，在第三集开头的剧组聚会上，几个角色就展开了关于连续剧的讨论，由此甚至扯出了一段“连续剧史”：最初的连续剧功能类似于小说，都是在改编经典名著，其初始状态也并非“艺术”，而是充满了商业色彩，这与当下流媒体主导的电视剧市场似乎并无二致。

类似的段落似乎意在打破我们对“大数据连续剧”的偏见，但好像又没有那么简单；它们并不希望传递某种鲜明的态度，而更接近于一种探讨的姿态，一个迷影人、影评人导演所具有的独特姿态。这种姿态在剧的第五集中段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几个剧组成员向导演发难，认为其翻拍《吸血鬼》的某个段落是在诱导强奸或性骚扰——无疑是在回应当今社会的女性主义浪潮，这也成为影片最大危机的导火索，并牵引出维达尔的应对方法：加入评论性质的、对《吸血鬼》拍摄幕后的搬演。通过这些段落，最初的“戏中戏中戏”再度拓展，更加丰富的、几何式膨胀的影视剧制作史逐渐浮现在观众眼前，导表关系的进化、创作自由的追问等等都让该剧来到了电影版从未企及的广度。

很明显，阿萨亚斯故意在剧中制造了一些争议时刻，似乎对他而言，影视创作最大的问题就是创作者越来越善于说教，但是这些创作者和创作本身却“不够坏”：“那时候的电影都是为坏孩子准备的（Cinema was for bad guys and bad girls），就像摇滚乐之于他们，”戈特菲尔德如是说。在其杀青之后的宣言里，酒神本尊一般的戈特菲尔德向众人发出疑问：“我们现在为何还要拍电影？冒险精神到哪里去了？混沌在哪里？”而这恐怕也是曾经混沌过的阿萨亚斯的肺腑之问。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阿萨亚斯在接受采访时说，“每当电影面临危机，都应该重拍一次《迷离劫》”，这又让人想起契诃夫在写给苏沃林的信中所说的，“如果群众所相信的艺术家敢于声明说他虽然看见了种种事情却什么也不明白，那么单是这个声明就是思想领域里的巨大认识，是向前跨了一大步。”

每个人都知道当下电影面临危机，但危机到底是什么，没有人说得清楚。《迷离劫》向我们展示了影视危机的方方面面，却也拒绝给出一个答案。或许质疑本身已经有足够的意义，向历史探寻答案的过程也已经蕴含着解决问题的方法？

就在前几天，电影史上最伟大的混沌制造者，同时也是混沌本身的让-吕克·戈达尔自主选择安乐死离开人世。我们可以说，戈达尔最宝贵的遗产是打破了电影创作的一切陈规旧俗，但他留下的并非什么理论化、体系化的电影美学，更多的是打破一切的勇气和勇气之后的混沌——《中国姑娘》《受难记》《影像之书》，整个世界。正如戈达尔所做的，无论是上世纪90年代的电影版还是当下的电视剧版，《迷离劫》始终是对混沌世界进行努力表述的尝试，尽管它并不完善——因为完善，或许就意味着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