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强：深刻认识“两个历史主动”的重大意义

学思平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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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用赢得了“两个历史主动”对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作高度概括，指出“赢得了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的历史主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历史主动”的重要论断内涵丰富、立意深远。这一重要论断在深刻洞察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和系统总结反腐败斗争所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基础上，对我们党自我革命的历史作用作出精准定位，对我们党反腐败斗争的时代意义作出科学定性，把我们党对反腐败斗争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新高度，对于推动党的自我革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向纵深发展，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两个历史主动”重要论断，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廉洁基因的历史传承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习近平总书记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宽广的历史视野，多次强调要总结和运用历史经验。“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这为我们树立大历史观，深刻认识历朝历代关于反腐倡廉的规律和经验，指明了努力方向。

“为官者，当以廉为先”。在我国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历代王朝都认识到廉政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特殊作用。吏治清明，则国家政权根基稳固；吏治腐败，则对国家治理和政权稳固产生严重冲击，甚至导致王朝更迭、改朝换代。我国历史上的所谓“圣贤明君”或是“盛世之治”，必定伴随着一套反腐措施和手段。

《尚书·皋陶谟》中记载了皋陶向大禹建议以“九德”作为选人用官标准的思想，其言“简而廉”，即把“大道至简却又清廉有节”作为选拔任用官吏的重要标准。秦朝设立御史大夫，掌监察之职，制订评判官吏的“五善”标准，即“一曰中（忠）信敬上，二曰精（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龚（恭）敬多让”。汉朝建立起对各级官吏全面考核的政绩考核制度，考核内容和标准包括清正、治行、廉能、勤谨、政绩等。隋唐时期，形成具有独立司法权的监察机关——御史台，用以考察官员的政绩和操守，弹劾百官违法乱纪行为。唐代施行考课制度，形成包括考核机构、考核方法、考核内容和奖惩标准在内的制度体系，考核结果分为三级九等，按等级定奖惩，如“背公向私，居官谄诈，贪浊有状”列为下下等，即行罢免，终身禁锢。宋代颁布各种条例，规定各级官员之间依法相互督察，各个机构之间相互制约。明代在中央设置都察院、六科给事中等督察机构，根据地方行政区划，分设十三道巡按御史，直接受皇帝管理，监察地方官员违法犯罪行为，并在《大明律》中专设“六赃”罪名，对官吏玩忽职守、受赃科索等罪行予以严厉惩处。清代严格官员考核，为官疲软、不谨者予以革职，回籍闲居。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历朝历代大都知晓腐败导致灭亡这一亘古不变的道理，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历史上反腐败的各项规章制度以及监督体系，无法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现象，无法根治腐败这一顽疾。我们要牢固树立大历史观，从长时段、大视野出发来审视和洞察朝代治乱兴衰的成因。对古代经验，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教训和警示，为探索党的执政规律提供有益借鉴。

“两个历史主动”重要论断，源于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历史自觉

我们党成立以来，坚持把反腐败斗争摆在极端重要的位置，始终强调以铁的纪律管党治党，强调“严”字当头，正风肃纪反腐。始终坚持人民立场，把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作为坚持反腐败斗争的根本力量，使反腐败斗争的一切胜利成果取信于民、归之于民。始终立足于党的自身建设、推进自我革命，强调党对反腐败斗争的领导，持续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强化党内监督，有效规范和监督权力运行，惩治一切不法行为。

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纲领，对党的名称、纲领、党员条件、党的组织和党的纪律等作出规定，15条中有6条涉及纪律。党的二大首次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专门设置了“纪律”一章，以规范党员干部的思想行为。1926年8月，党召开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是党颁布的第一个惩治贪污腐败分子的专门性文件，从组织上和思想上提出了反腐败任务。中央苏区时期，党建立了财政审查委员会和工农检察委员会，制定了党史上第一部惩治腐败的法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并统一财政、会计、巡视检查等一系列制度条例，为构建反腐败基本制度框架奠定基础。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和政府成立了法令研究委员会、地方法规起草委员会、边区法制委员会，制定《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中央关于严格建立财政经济制度的决定》等法律法规，各级政府和法院公正严明查办贪污腐败案件，依法严惩了一批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分子，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拥护，开启了反腐败斗争长期性、法治化、常态化的序幕。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告诫全党在胜利面前要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考验。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面对国外敌对势力的封锁打压和国内一穷二白的困难局面，如何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素质、能力，消除党内消极腐化现象和不良倾向，成为摆在党面前的重要问题。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对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如果不加以肃清，就有亡党、亡国、亡身的危险。1949年11月，党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在中央和地方建立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从制度上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和纪律建设。1952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正式颁布，成为新中国第一部反腐败国家立法。党开展整党整风和“三反”“五反”运动，严惩刘青山、张子善等贪污堕落分子，坚决整风肃贪、整顿干部队伍、纯洁党的组织、净化社会风气，形成克己奉公、清正廉明的党风政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清醒地认识到腐败问题事关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面对经济体制改革可能带来的党内腐败问题，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1980年颁布《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此后又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一系列重要法规规章，为建立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打下坚实基础。

“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历史和时代制高点，以“十年磨一剑”的战略定力着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刮骨疗毒的勇气坚定不移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以坚如磐石的意志正风肃纪反腐，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刀刃向内，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不断纯洁干部队伍，维护了党的形象，巩固了红色江山。

从党的十八大后指出“我们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到党的十九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再到党的二十大后强调“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我们党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魄力，打出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果，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

“两个历史主动”重要论断，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科学指引

“两个历史主动”重要论断，源于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历史自觉，根植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我们党对反腐败斗争的深刻历史总结，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中，在深化反腐败斗争中，不断探索、科学提炼而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揭示出党的自我革命的思想精髓和鲜明品格，昭示出“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的核心要义和本质要求。“两个历史主动”重要论断必将推动党的自我革命持续深入，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

“两个历史主动”是对历史上廉洁廉政优良传统的传承，是对马克思主义自我革命理论的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它不是天然就存在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腐败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就是消除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两个历史主动”重要论断科学总结我国历史上反腐败斗争和治乱兴衰的历史逻辑，深刻把握“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的历史规律，准确把握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自我改造、自我革命理论，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无产阶级政党如何自我改造、自我革命的难题，全面揭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连续性、长期性，明确指出了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的必要性、必然性，深刻阐释了党在社会革命中坚守伟大自我革命精神的重要意义。

人民是党勇于自我革命，赢得“两个历史主动”的关键。“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百余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之所以有力量，之所以能够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新时代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关键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边，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从人民群众的火热实践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和力量。历史和现实表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深深扎根于人民，为民造福，让人民满意，我们党就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磅礴伟力。脱离了人民，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不仅不可能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甚至有可能步入腐败丛生的泥潭，难以自拔。

“两个历史主动”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坚强保证。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广阔前景。新征程上，党领导人民正在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时代要求我们必须锚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宏伟蓝图，使党的自我革命更好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面对新形势下党员队伍规模、构成要素、党的领导方式发生的深刻变化，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仍将长期存在，党内一些深层次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全党在自我革命这一重大问题上认识更加清醒、行动更加坚定。持续加大反腐败力度，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进一步提高了党领导反腐败斗争、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能力，赢得全体人民广泛信赖和拥护，成为担负强国建设、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先锋、民族脊梁。

新征程上，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两个历史主动”重要论断为指引，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廉洁基因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认真总结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持续深化对反腐败斗争的规律性认识，以永远在路上的决心和信心，保持反腐败斗争的战略定力和高压态势，确保我们党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确保党永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政治保障。

【李国强：长安街读书会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责编：王骅琛；初审：陈佳妮、许雪靖；复审：李雨凡、程子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