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村里最多有一半人还在坚持做，“做头发的九成是女性，她们的年纪都在40岁以上。”
一名做头发加工的大爷。新京报记者付松摄
文｜新京报记者付松
编辑｜胡杰校对| 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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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内的大妈戴上一顶金色假发，满是皱纹的手将乳白色发套皱褶的边角拉直。放学的儿子跑进来，“妈妈，你戴这个好看。”
这是一家位于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灵井镇小宫村的假发加工作坊。屋内的床上和沙发上摆满了五颜六色的假发。
在许昌灵井镇，跑出租车的师傅，路边打牌的大爷，地里干活的大妈，他们都骄傲地说，全世界的假发有一半是许昌人生产的，“米歇尔你知道吧，就是美国前第一夫人，她戴的假发就是我们这里的。”
放眼望去，小宫村并没有什么特别，青葱的麦苗，不高的楼房，但推开铁门却又是另一番模样，装满头发的编织袋占据院坝，上了岁数的女人们忙着做假发。
50多道工序制作假发
杨小静是小宫人，在她的印象里，小时候村子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做假发生意，每家房前屋后，甚至马路边都堆满了头发，每天村子里都像赶集一样热闹，还能看到不同肤色的人进出，说着听不懂的话。
小宫村村主任陆宝山说，鼎盛时期，小宫全村900多户村民，有80%的家庭从事头发生意。
杨小静从小就跟长辈学习假发制作，出嫁后，杨小静和丈夫王少锁也做起了假发生意。她家一楼院坝上，塞满了装满头发的编织袋。
路边的编织袋里装满了头发。新京报记者付松摄
3月22日上午，她把编织袋里的头发倒在地上，这些混合着灰尘、泥土的长短不一的头发散发出洗发水的味道。三名男工给地上的头发洒水，然后放入机器打散。两名60多岁的女工，把打散后的头发按颜色分拣好，然后一层层放到拉床的底篦上压实，用镊子把头发一根根拉齐捆扎，再用木拍将头发拍打整齐，按长度进行分档，4英寸长的用2道白线捆扎，称2档；6英寸的用3道白线捆扎，称3档。
81岁的王发合坐在一张篦子前给头发拉档，分好档的头发被称为档发。老人说，他从小跟父母学习做档发，直到现在还靠做档发营生。
拉档讲究快和准，稍不留意手就会被篦刃刮破，王发合的手指手背留下多处疤痕，五根手指已经无法伸直，“早些年就这样了，都是拉档造成的。”
和小宫村类似，周边的张桥、尊庄、唐庄、魏庄等村庄也遍布着假发作坊。村民们利用自家屋子，或者搭一间简易棚。把收来的头发按颜色分拣，然后初加工。
村民正在分拣头发。新京报记者付松摄
初加工后的头发，将被送到位于许昌市的假发企业进行深加工。在魏都区，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假发一条街，汇集了10多家假发企业。
与村里的小作坊不同，工厂车间宽敞明亮，有各种先进的设备。在一间密闭的车间，于志光不停地用白纸将头发卷在一根细小的铝管上，然后用透明胶布固定。同一个动作每天他要重复数百次，换来每月5000多元的收入。
铝管直径最小的6毫米，最大的100毫米，于志光根据设计图纸，使用不同铝管卷发，并将其放入定型柜，经过100多度蒸气高压后，就能得到想要的诸如波浪型、卷发、爆炸式等各种发型。
女工张艳霞负责的工序是织发。她把乳白色网帽放在假头模型上，左手将头发放在网帽的细缝上面，右手指握住一根笔芯大小的钢针，极轻极轻地一毫米一毫米将黑色的头发钩在网帽上。
手工织发对织工要求极高，不能少，也不能多，更不能错，否则就会前功尽弃，推倒重来。“我钩得最多的一顶假发，有3万多针，织了21天才织完。”张艳霞说，这顶假发最后卖了4万多元。
一顶假发从分拣到成品，需要50多道工序。这些由一根根头发通过层层加工制成的假发，从许昌出发，经陆路、水路、空中等运输方式，抵达全球各地。
在某跨境电商零售平台，每2秒钟就有一顶假发被买走，平均每天全球销量4万套，年成交额15亿元，在海外成交商品中排名第一。
女工手中的假发网帽。新京报记者付松摄
头发“搬运工”
许昌的假发作坊延续了传统的家庭模式：男主外，女主内。杨小静在家做假发，老公王少锁外出收头发。
小宫村收头发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清末。据当地老人说，假发最早是给一些京剧班子做戏服、胡子这些道具。20世纪初，许昌县灵井镇泉店村的白锡和，与外国来华商人合开了发庄“德兴义”，开始收购国内的头发，卖给德国商人销往海外，这些头发被加工成为假发，大受欢迎。
小宫村87岁的徐奶奶从10几岁就学做假发，直到现在还在做。徐奶奶说，村里的人最初只是收头发，后来德国商人提供木梳、叉子、篦子等工具，并向村里人传授头发加工技艺，把泡发、发辫一丝丝扯开、理顺，再按不同尺寸分档扎把，装箱出口，渐渐成为享誉国内外的档发集散地，经泉店人加工的假发，色泽光亮，手感柔软，耐蚀耐磨，在国际市场上畅销，被誉为“许泉发”。
两位女工坐在一堆头发前。新京报记者付松摄
泉店村的李会杰，高中毕业后就骑自行车收头发，李会杰说，那个时候人们的头发不漂不染，又黑又亮，依照发质的好坏和长短，价格每斤从十几块到上千元不等。最值钱的是未成年少女的头发，柔软顺滑，用这种头发加工成假发最受欢迎，一斤能卖几千元。
李会杰说，最早头发生意集散地就在泉店村，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经常能看到山东、安徽的头发贩子把收来的头发运到村子上，但后来从事这行的人多了，好的头发越来越难见到，染发的人也越来越多，“头发越来越难收了”，于是本地人只得到全国各地去收，他晚上赶火车，白天收头发，有时出门一个月都回不到家。
再后来，国内的头发也不好收了，许昌人就把收头发版图延伸到世界各地，“只要有长头发的国家，我们都会去收。”李会杰说，和国内相比，国外的头发普遍便宜3-5元。
许昌人的到来，让国外的很多人嗅到了商机，一批批头发贩子应运而生。因为宗教信仰，很多国家的女性不能随意剪发，知道头发能卖钱，她们就用盒子将平日掉落的头发从梳子上、地上收集起来，卖给走街串巷的头发贩子。李会杰去缅甸收头发，不用出门，贩子就会把收来的头发送到酒店来给他。
在最高峰的时候，许昌有2万人的头发收购大军，他们就像搬运工，每年把世界各地上千吨的头发汇聚到许昌的不同村落，加工成假发卖到世界各地。
工人正在打散头发。新京报记者付松摄
黑人女性的“头顶时装”
到了1980年，靠做假发生意的26岁小宫村青年郑有全，已经成为人人艳羡的“万元户”。但他的传奇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创办毛发厂，掌握了从档发、色发到工艺发的一整套工艺技术，实现了中国人做真正假发成品的梦想。2003年7月，他的公司在上海证交所上市，成为“假发第一股”。
在郑有全带动下，村里很多人纷纷办厂生产假发。丁仁河是当地某知名发制品企业总经理，在他看来，许昌的假发起初并没有自己的牌子，大家都是靠接美、韩、日等国的订单，生产出的假发被他们贴上自己的牌子直接卖给消费者。
藏于村民家中的小作坊。新京报记者付松摄
为了有属于自己的品牌，许昌人开始琢磨，他们请来设计师，但具体怎么做，做什么款型，大家全然不知，只能靠之前接订单的图纸进行模仿。经过几十年摸索，现在，许昌生产的假发早已成为时尚潮流。许昌某发制品公司的假发设计师袁小丽说，现在的生活节奏快，假发的款型也必须经常更新，而她的灵感，主要依靠国内外各大时尚品牌杂志、T台走秀和明星发型。
美国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还有歌坛天后碧昂丝、美国前国务卿赖斯都曾佩戴来自许昌的假发。
许昌人从米歇尔身上感受到这种影响力，丁仁河说，当时奥巴马刚当选美国总统，他们试着推出了一款米歇尔的同款发型，没想到，这款被命名为“米歇尔”的假发出人意料地大卖，连续几个月都是断货状态，后来他们在非洲注册了第一夫人（FirstLady）这个品牌，销量一直也不错。
在许昌一家规模较大的发制品公司电商部，员工李想发现，海外假发的款式流行也高度依赖明星，“比如蕾哈娜开一个演唱会，她的同款发型可能瞬间就会销售一空。”现在，他们不少产品都是直接以明星来命名，比如蕾哈娜、碧昂丝、LADYGAGA。有时，还要和一些时尚博主签约，争取提高自家产品的曝光度。
袁小丽喜欢上网，前段时间，她发现韩国影视女演员宋慧乔的波波头很火，就根据宋慧乔的发型设计出多种颜色的假发。车间的工人们正开足马力生产，几天后，这些新款发型就会出现在国际市场上，成为别人的“头顶时装”。
小宫村的杨丹7年前到非洲拓展市场，他说，对于非洲女性来说，假发象征着美好，非洲女性喜欢黑长直、大波浪的发型，但她们天生的自然发，细碎卷曲蓬松，根本梳不直，而且还容易脱落。黑人女性若想在造型上有更多的尝试，假发就成了首选。
“非洲那边的女性喜欢假发，就像我们女孩子喜欢换衣服一样，遇见什么新款式，省吃俭用也要买。”杨丹说，“在非洲的很多国家，恋人之间不是送花，而是送假发”。
瑞塔（Rita）是尼日利亚人，15岁那年，妈妈为她买了来自中国许昌大妈们生产的假发，她到理发店将自然发剪到仅剩5厘米长，理发师再利用钢针，将假发编织到自然发上，形成假发发辫，整个过程，耗时3个多小时，去参加聚会，朋友们都喜欢她的新发型。
戴着假发辫子的瑞塔和孩子们在一起。受访者供图
杨丹说，假发被视为“头顶时装”，黑人女性人均拥有3——5顶假发。新华社曾报道，一位长在贫民窟的女孩，每月大概会花4美元在发辫上，白领黑人女性每月在头发上的花销大概为15至30美元，有钱人，一个月的假发花费可以达到500美元。
而瑞塔每个月花在假发上的钱是2000奈拉（折合人民币30多元），她喜欢中国的假发，因为款式新颖时尚，戴着舒服。另外，化纤类的假发因价格较为便宜，也受到大家欢迎，在舞会、cosplay等现场，经常会看到大家戴着化纤发片和化纤大辫子出现。
许昌市商务局电子商务办公室主任梁金成说，现在，许昌有240多家企业、30多万人从事假发生意，生产品种由最初的一大类十几种规格，发展到包括人发、化纤发两大系列，分为直发、曲发、发块、发套、公仔头等3000多个，产品远销北美、欧盟、非洲、东南亚等地。2018年，以人发、纤发为主的发制品，出口67.29亿元。
把工厂“搬”到非洲市场
3月22日，许昌市假发一条街上，大大小小的制发厂门口都贴着红色的招工启事。做了20多年头发生意的李会杰说，因为缺乏工人，他已经连续几个月没接订单了。虽然市场需求每年都在增长，但假发这一行现在却越来越不好做，用工成本和五年前翻了一倍，但还是招不到人，“尤其是年轻人，没人愿意学这门既脏又无趣的工作”。
小宫村村主任陆宝山说，以前村里可以生产出假发，生意最好的时候全村900多户有80%的人都做头发生意，假发生产需要过酸处理，后来因为环保问题，家庭作坊现在只能做简单的初加工，现在村里最多有一半人还在坚持做，“做头发的九成是女性，她们的年纪都在40岁以上。”
刘新龙和妻子做了20年假发生意，最近去陕西安康收了500公斤头发，他请来10名工人，每天整理出20公斤头发，这些头发需要一个月时间才能加工完，卖给加工厂最多能赚5000元。他感叹说，做头发已经赚不到钱了，工人工资翻了十倍多，10年前请一名工人每天只需要8块钱，现在最少也得100元。
魏庄村的一个头发加工点。新京报记者付松摄
刘新龙想让儿子跟自己一起做头发生意，儿子却说：“不做，过两天我就出门打工了。”在他看来，留在家做头发看不到希望，大城市才是他们年轻人向往的地方。
原材料的成本也在不断上涨，头发越来越难收，“以前一个人一天可以收200公斤，现在只能收20公斤。”李会杰说，头发质量也没以前好，收一斤才能赚一两毛钱，利润很低，如果收购时不留意，不但赚不到钱，还会连本钱也赔进去。
国内头发难收，而国外的头发收购则被直接叫停。2018年12月31日，新版《进口废物管理目录》正式施行，进口头发被视为“洋垃圾”，“因为缺乏原材料，很多人已经干不下去了。”李会杰说。
许昌市商务局电子商务办公室主任梁金成说，假发市场始终有限，而且现在基本触碰到天花板了，所以近年来政府在积极引导发制品企业转型升级。目前，已有多家假发生产企业不再靠一条腿走路，而是跨行业从事房地产开发、污水处理、旅游、酒店等。
已经有许昌的假发企业把工厂“搬”到非洲市场，“把工厂建在国外，可以减少不少生产成本，还能实现地产地销。”李会杰说，非洲工人的工资仅为国内五分之一，原材料每斤头发也要便宜3到5元。新京报记者了解到，许昌某假发生产企业因在非洲建立工厂，并把销售网络覆盖到西非、南非、东非、中非等市场，2017年这家公司在非洲市场实现营业收入8.84亿元，为5年来最好。
丁仁河的想法是要利用大数据，通过云服务与国内理发店合作，通过庞大的理发店，拓展国内假发市场。丁仁河说，国内假发市场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可以说目前国内市场还是一片处女地。他还提议将假发一词改成发妆，“假发总觉得不好，假的东西嘛，发妆就不一样了，是一个人头发上的装饰品。”
李会杰则想通过影视明星、网红等传统营销模式，打开国内市场。“这是一个无法估量的市场，不说多，如果每人一年消费一顶假发，那就是13亿顶假发。”
按照许昌市对发制品产业的振兴规划，未来目标是将许昌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发制品产业基地，到2020年，许昌假发将实现销售收入500亿元、利税40亿元、出口创汇25亿美元。
但对于杨小静来说，只要做假发还有得赚，她和丈夫都会坚守，因为除了做假发，他们也没有别的手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