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有一位名士王韬，一辈子没得什么正经功名，好像也没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脑门上却顶了不少头衔，比如“改革思想家”“长毛状元”“夷情专家”等等，尺寸都大得吓人，各类标签的意思也相互打架。思来想去，王韬暴得大名，大约是因为协助洋人对译中西经典，他曾帮一个传教士把《圣经》翻译成中文，后因私通太平军被清廷追杀，逃到香港，又反过来帮另一个传教士把《诗经》等五部中国经典译成西文。这些来回转译文字的营生在当今算是件大功德，自然有人愿意给他戴上中西方文化交流先驱这顶桂冠。可在晚清普通人眼里，他充其量就是个洋人买办，文化掮客。
王韬经常干的另一件事是到处给大官写信自荐，出谋划策，指点江山，好像真把自己当成了怀才不遇的卧龙诸葛亮。结果自己给自己写了一辈子推荐信却根本无人搭理，完全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所以他才在《自传》中自嘲说：“既不能上马杀贼，下马草檄，又不能雕琢文字，刻画金石，以颂功德，徒为圣朝之弃物，盛世之废民而已。”这口气颓唐得几近撒娇了。
王韬在上海墨海书馆担任协同翻译
其实，王韬记述冶游狎邪的文字更有意思，只不过后人总想刻意把他打造成改革变法的英雄，往他头顶胡乱罩上些政治光环，反而羞于提及他猎艳狎游的一面。那些满脑门僵硬思维的学者，面对这类文字更是不知所措，干脆视而不见或有意忽略。我翻检岳麓书社版的《漫游随录》，赫然发现在王韬记述冶游经历的文字旁，有今人用不屑语气写出的一条批注：“低级趣味，可见学界假道学多矣。”
在我的阅读范围里，只有台湾中研院的王尔敏老人是个例外，他曾以《王韬生活的另一面：风流至性》为题撰写专文谈其冶游花丛事略，可惜的是王老一旦真触碰到王韬的情色故事，还是羞羞答答，欲言又止，未予申说。
王韬冶游于欢场，流连于酒肆，晚年心境淡漠萧疏，于是学做蒲松龄，摹写起了女狐故事。又仿唐代《教坊记》《北里志》“纪丽品，摭艳谈”的传统，为妓女做传，称“美质良材，岂以古今殊，南北限”。于是“搜罗近世之娇娃，采辑四方之名妓”，编为《花国剧谈》。另一部“艳影集”《海陬冶游录》更声称是一时游戏之作，说是览读此书，可以于“沪上三十七年来南部烟花，北里风月，略见一斑”。
李渔《肉蒲团》
在王韬的“情色观”中，狎妓冶游是一种苦趣，不完全是一派潇洒。他的友人蒋剑人为一本叫作《苦海航》的奇书作序，这书在现在看起来也算是淫书，大致是罗列情色，再予警戒，好像《肉蒲团》讲完淫荡故事，再刻意缀上几句道德说教做尾巴。所以蒋剑人才说，太多人堕落在这情天恨海之中，能入不能出，反而畅游得欢欢喜喜，一定有其理由，何必为他提供一苇渡海呢？所以苦海航行的警示虽如清夜钟声，却毫无用处。那意思是，《苦海航》瞎学《肉蒲团》《金瓶梅》，在细写花团锦簇之欢后再用劝善箴言包装说教，纯属虚伪。正如当年全民看《废都》，根本挡不住大家争相发挥想象，淫思满满地去揣摩拼贴复原删去的那几百字床上描写。但仅把王韬的情色观定位成猥琐刺激的俗艳之论，却也过于简单粗暴，王韬的冶游苦趣之中肯定藏有玄机。
早有人指出，与妓女打情骂俏诗酒唱酬乃名士文化的一部分，自有其优雅别致之处。不像如今的发廊会所，诲淫诲盗，全然是一种床技展示的场所，就如车展也迅速蜕变为“人造乳房”大赛一般，情色若只是透过床帏诱惑，满眼肉欲滚滚泛滥无度，那才是下品。高级的妓艺交流颇有些精神恋爱的味道。王韬有句话说得实在：“至于绮靡障碍，未能屏弃，亦是文人罪孽。然秾艳风华，乃其本色，儿女之情，古贤不免。”如《冶游录》所纪蔡韵卿一角，多识儒生名士，其中就有《苦海航》的作者姚梅伯，文中说韵卿棋艺琴技，茶经酒谱无不精晓。说是“每当柳荫蝉静，廉月如水，琴声辄发。然不屑轻见人，为客一抚也”。
姚燮忏绮图
才妓幽居的氛围也相当雅致怡人，居室都有雅号，当你看到“彤琯冰蚕阁”这类大有闺阁女史风致的名称，真分不清是书舍经楼，还是艳香妓馆。又如才妓张若涛“弹琴赋诗，敲棋度曲，无一不臻精妙，书法尤工簪花小格，秀骨天成”，确不可做寻常“路柳墙花”看待，有这样的才情自有相应的绝配故事。如有名士二石生与才妓云仙吵嘴，不久云仙特请来蒋剑人说和，居然能举出汉武与阿娇不睦，长卿为之做《长门赋》的典故，请他做赋向二石生一吐衷情，蒋剑人果然洋洋洒洒地写出《彤琯冰蚕阁赋》，代之抒发思念之情。
除了对才妓的倾慕，王韬笔下的妓女也有流品之分。如提到黄浦江中有船妓，虹口还有专供洋人的妓艘，华人可以假扮洋人前往寻欢。又说沪上的穿衣一度以青楼服饰为尚，丽制雅裁都在一条街上采办，居然一度领风骚于上海时装界，也是一奇。再如粤东妓女寄居上海后均不缠足，召接洋人称咸水妹，穿戴衣着也与其他妓女不同，昭示的是职业分工的细致。王韬笔下也记述妓女唱腔的变化，透露出京班在沪上的流行逐渐取代西昆雅调的过程。徽腔紧随其后，自改声调，以至于市井儿童信口都能唱出一嘴的二黄调，勾勒出的是一幅徽腔取代西昆，京班又改造徽调的戏曲变革线路图。
于右任书法
不过民国以后才妓已属罕见，青楼中能赋诗度曲者更是稀有。有人回忆说民国元老于右任拟于坊间寻找一优雅女子对答赋诗而不得，只好怅然离去。理由是在现代人的眼里，倚门卖笑生涯一直是黄赌毒社会病态之一种。也有今人以为妓女在现代才被想象成与疾病相伴的社会毒瘤，成为传教士、医生、社会志愿者纷纷侦缉监控的对象，妓女与梅毒性病紧紧捆绑在一起，纳入甄别控制的档案，甚至那些对此表示质疑的人，也是把妓女身份仅仅看作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一种“职业”，拼命想为她们正名，称她们是“性工作者”，意思是妓女都是以身体谋生的劳动人民，应该正当地与其他职业一样获得平等的地位，这就恰好落入今人对分工认识的俗套。因为这类正名行动已与传统文人对才妓的欣赏品评毫不相干，完全是现代划分人群的办法。
面对一些绳趋尺步，把妓女视为祸水，妍藻看作淫辞的假道学，王韬的回答倒是直率尖利，直斥其“不知西曲繁华无非元气，东山妓女亦是苍生”。在《花国剧谈》中，妓女多恋才子，不屑商人，侠女柔肠，义重情深，甚至不惜以死相抗，经常拼得香消玉殒，满纸晴天恨海。如此描绘出的种种艳史虽仍不出红颜薄命、情郎负心的旧套，却也映射出他的独特女性观。在《花国剧谈》的序言里，王韬不免说了些俗套的话，如说什么“自无艳福，而心郁古悽，仅品评名花于三寸之管，要亦空中色相而已，具大智慧者，何容征实，请事观空”，仿佛是想招呼大家一起走一趟痛苦修炼之旅，这话看上去怎么都像有点装。
然而在《海陬冶游录》自序中，他又是决绝地与世俗见解划开了界限，如他说：“铅华宝髻，不讳言情，浊酒残灯，乌能妨节。与其高谈耸听，毋宁降格求真也。”又说：“或观此篇者，遂以为此间佳丽，何异迷香，是处笙歌，正堪荡魄，则亦未识余心者耳。若其鄙为轻薄，讥以纤靡……以为意无寄托，旨乏劝惩，见斥于礼法之儒，遽指为文字之障，则亦姑听之而已。”
清代妓女
这段话说到降格求真，蔑视礼法，又开出别一番气象，这恰是王韬的率真任情一面。那些慈海寻航、脱忧济困之类场面上的光鲜话，说多了倒是显得有些假了，好像是在模仿《肉蒲团》极度宣淫后的道学口吻。
要是认为王韬沉迷流连于情色世界，不过是一寻常浪荡公子哥所为，倒也有些低估了他。我宁可把这些貌似游戏的文字看作借坊间红粉境遇自况的正经作品。在《浮生六记》跋中，有段对才女命运的评论入情入理，读起来让人扼腕长叹。与其说是王韬对才女遭际的同情，不如说是他对自身一生不得志的哀婉。不妨把这段妙论抄在下面：
盖得美妇非数生修不能，而妇之有才有色者，辄为造物所忌，非寡即夭。然才人与才妇旷古不一合，苟合矣，即寡夭焉何憾！正惟其寡夭焉而情亦深，不然，即百年相守，亦奚裨乎？呜呼！人生有不遇之感，兰杜有零落之悲。历来才色之妇，湮没终身，抑郁无聊，甚且失足堕行者不少矣，而得如所遇以夭者，抑亦难之。乃后之人凭吊，或嗟其命之不辰，或悼其寿之弗永，是不知造物者所以善全之意也。美妇得才人，虽死贤于不死。彼庸庸者即使百年相守，而不必百年已泯然尽矣。造物所以忌之，正造物所以成之哉。
王韬在这段话中虽不改一副文痞流氓的嘴脸，有的话却说得真切透辟，比什么“平安是福”“和谐为美”之类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庸人哲学有趣得多。他提醒今人，不要一方面干着龌龊的事，还想用道德大词拼命往自己脸上贴金，当了婊子还想立牌坊，好处总不能让一个人全给占了。你要想保持这份气节，只能照难里做人，下场往往是很惨的，所以那些厚着脸皮兜售真善美教条的人，在王韬嘴里就像卖假药的骗子。
王韬常以“才女”自喻，自恃才情甚高，大概级别相当于“美妇”，却不得“才人”青睐，暗指哪怕偶得“才人”（官员）赏识，即使少活几年也在所不惜，只可惜自己空有“美妇”加“才女”之身，却落魄草莽，湮没无闻。
本文的意思是写史不必总拘谨地端着架子，一味把人往死里拔高，扮出一副非礼勿视的酸儒模样。历史的多样有趣恰在于展示人性的不完善，偶尔看看某人超脱出道德束缚时露出嚣张顽皮无理取闹之一面，倒是很好玩的一种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