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世界经济陷入停摆。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危机，全球经济正面临着需求供给双重冲击，任何经济体都难以独善其身。值此变局关键时刻，凤凰网财经联合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了以“全球经济与决策选择”为主题的“凤凰网超级财经周”线上交流，邀请政商学企界嘉宾通过线上形式解析全球经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中国疫情目前已得到较好的控制，有哪些经验值得分享给世界？何时能赢来世界疫情的拐点？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副院长、复旦附属华山医院援鄂医疗队总指挥马昕在5月10日的凤凰网财经连线中表示，方舱医院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储备，成为城市战略储备，国家战略储备。同时，在未来建设里，感染科和呼吸科一定要好好建设，好好投入。

马昕分享了在武汉方舱医院抗疫的经历，他说病人在方舱医院感受到国家给他们的温暖，而不是抛弃他们，不是把这个地方当成集中营。“我知道那段时间有人在散布一些不实信息，说方舱是集中营。不是的，我们给他们最好的治疗，把中国最精锐的医疗队伍投放在方舱，而且治疗效果非常好。”马昕对凤凰网财经说。

马昕表示，方舱里的制度还是非常不错的。病人如果到了一定的危机值，有症状加重的趋势，会马上把病人转到定点医院，病人如果经过治疗身体状况变良好，就把他转到隔离点，或者让病人回家。整个过程有条不紊，非常顺利。未来所有的大型城市都要排摸一下，哪些大型的校舍场馆当成移动医院，可以当成临时医院或者方舱。这应该成为一个储备，成为城市战略储备，国家战略储备。

同时，马昕建议在未来建设里，感染科和呼吸科一定要好好建设，好好投入。有的医院感染科跟呼吸科是分开建设，有的是合并在一起建设。这几个学科都是一个医院，地区或者是国家托底的学科。很多大型疫情都跟呼吸道感染密切相关，最近这些年呼吸道的大型传染病越来越多。所以在未来呼吸科、感染科、重症医学科，都是医院和政府需要重点投入的学科。这一次在武汉这些科室做出了突出贡献，未来我们应该在这方面继续努力。

嘉宾介绍

马昕，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副院长、复旦附属华山医院援鄂医疗队总指挥

以下为发言全文：

主持人好，凤凰网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在武汉进行抗疫过程当中，我所感悟的一些经验，一些小小的教训。

我是2月4号带领华山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来到武汉的。一共46个人，除了这46个医疗队员之外，我们还有六部大型集卡，它是个移动医院，展开之后有手术车，生活车，还有医技车。到了武汉之后，大家感觉仿佛空气中都是病毒，心情非常忐忑，甚至惶恐。

抵达武汉的那天晚上，整个大街没有人，也没有车，没有人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第二天领到任务后，我们整个队伍到了红山体育馆，和另外三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还有当地十三家队伍，共同组建了武昌方舱医院。我们刚去的时候武昌方舱医院里是红山体育馆，里边是个空壳，不是个医院，当时只是临时把体育馆进行清空，然后在里面放了大量的床位。

只用了29小时，我们就把这个体育馆变成了临时医院。刚开始我们觉得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没想到那天晚上我们全做到了。当时最担心的就是院感流程，因为这不是医院，很多的流程跟医院完全不一样，两通道三区，很多都是重新设计，重新的排摸，哪里医生进出，哪里病人进出。

当天晚上，我们收了300多个病人，第二天收了500个病人。短时间内大量病人来到了武昌方舱医院，医护人员是非常紧张。因为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病人，而且这些病人是被新冠确诊病人感染的人。大家伙刚开始很害怕，因为觉得这些人都是带病毒的，但进来后我们很快发现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人，都是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在方舱医院刚开始的几天，整个武汉的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那段时间也是武汉的至暗时刻。有一万多确诊病人在外，但是武汉医院一床难求。我们知道当初武汉不管轻症病人还是重症病人都挤在了大医院，医疗资源马上就不够用了，而且还有一万多人在等床位，形势非常严峻。

我们的方舱医院确实是个壮举，这个临时医院对我们这次抗疫非常重要。于是短时间之内，武汉迅速建起了很多方舱医院，我们短时间内收治了大量病人。在那短短的几天里面，我们把整个武汉一千多万人口全部排摸了一遍，把每一户每一个角落都进行了梳理，将所有的确诊的病人、密切接触者以及疑似病人进行分类管理，迅速控制了感染源。那次是疫情的重要的拐点。

整个方舱运营过程中，刚开始比较窘迫，没经验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做。但我们满腔热情，再结合科学管理，迅速摸出了一个非常可行的方案。我觉得这些内容将来都要写进教科书，都是极其宝贵的财富。未来我们国家如果再出现类似灾情，除了疫情之外，包括地震，包括其他的一些灾难，这样我们就有更好的办法，更多的这种手段来保证老百姓的健康。

很多病人刚到方舱的时候并不满意的，因为很多病人尤其是轻症病人，有的病人是在正规医院里，条件还是不错的，还有一些病人在温馨舒适的家里。所以你一下子转移进方舱就很不适应。方舱刚建设的时候里面只有基本条件，经常断电，而且刚开始因为内循环不敢开空调，很冷。后来内部进行改造，空调才可以开了。刚进来的时候，里边的工人、环卫工人、警察、安保还没到位，还在培训中。所以里面人比较少。医疗队也是陆陆续续的加入进来，刚开始没有那么多医生护士，病人心里是非常焦虑的。

第二天的时候带着我们的医疗队进舱。我们的防护服上面都写了自己的名字和单位。比如我的“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马昕”。我带着我们队员跟每一个病人握手，拍拍他们肩膀，跟他聊聊天，问他们需要什么，缺什么，哪里不舒服。

病人一看医生进来很开心，一看上海来的医生大老远过来来帮助他们的就很感动。病人很多很开心，非常非常的欢迎我们，在里面迅速的感受到国家给他们的温暖，而不是抛弃他们，不是把这个地方当成集中营。我知道那段时间有人在散布一些不实信息，说方舱是集中营。不是的，我们给他们最好的治疗，把中国最精锐的医疗队伍投放在方舱，而且治疗效果非常好。那段时间整个武汉有一万多个人在方舱里面，却没有一个病人在方舱里出问题，我指的是病故的，没有。

方舱里的制度还是非常不错的，病人如果到了一定的危机值，有症状加重的趋势，会马上把病人转到定点医院，病人如果经过治疗身体状况变良好，就把他转到隔离点，或者让病人回家，整个过程有条不紊，非常顺利。只是开始时候非常痛苦，病人难受我们也难受，因为大家都没有经验，但是很快这条路我们走顺了，发现这是应对大型灾难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有的时候正规医院接受不了这么多病人，实际很多病人有时候大医院里面所有的抢救设施、条件、环境，不需要，很多病人只要隔离加基础治疗够了，尤其是大型灾难来的时候。所以说这个移动医院或者叫方舱医院，或者是临时医院，在我们未来的工作当中，在城市建设里都是非常值得借鉴的一点，应该写进教科书。未来我们所有的大型城市都要排摸一下，哪些大型的校舍场馆当成移动医院，可以当成临时医院或者方舱。这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储备，城市战略储备，国家战略储备。

还有一点，在武汉期间，作为我们华山医院支援武汉医疗队的总指挥，我还统领了另外一支队伍。2月9号，华山医院又派出了219人，接管了同济医院光谷院区的重症监护室。前前后后华山医院共派了273人来到武汉，应该是我国派出医疗队员人数最多的医院。当时我觉得也蛮光荣的，压力蛮大的。在方舱都是轻症患者，在光谷院区重症监护室全都是危重症患者，这个治疗的方式和理念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面有很多的经验值得我们大家好好总结，推广。

光谷院区床位不多，只有30张，当时我们觉得这任务好像很轻。两三天后发现不对劲，这30张床位收的各个都是危重症患者，都是其他病房其他医院转过来的病人，都是要抢救的。我们高峰时段30个病人，27个病人气管插管，2个病人上了ECMO，8个病人上了CRRT，就是肾脏替代疗法。短时间内那么多危重病人，经常四五个医生护士围着一个病人，这工作量是相当大的，工作强度让医生都觉得吃不消。

刚开始觉得好像这么多人照顾30个病人没有什么问题，但马上我们就发现这里面很多流程跟我们以前想像是完全不一样的。平时在医院里面医生可以随时进病房，随时出病房，但是在光谷院区重症监护室，进一次舱很费劲，我们要穿防护服，要在院感专家带领下，一个舱室一个舱室往里走。出来的时候要脱防护服，这个过程起码半小时。而且医生穿了防护服在里面待不了多长时间，四小时身上汗已经出的差不多了。

刚开始条件比较差，经常要待六小时以上，后来国家防护服的生产能力上来了，物资丰富了，我们尽量让大家四五小时就出来。因为在里面时间长了，工作强度大，对我们医生护士这身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在外面也经常担心医生护士在里面会不会昏倒、呕吐了。怕影响后面的战斗力，这跟我们平时在医院里工作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这次带到武汉光谷院区的医疗队217人当中有三十几人是医生，其他都是护士，这三十几个医生都来自相关学科。六七个来自感染科，危重症医学科也有五六个人，麻醉科四五个人，呼吸科六七个人，其他心脏科、消化科、内分泌科还血液科、风湿科，这么多医生在一起组成一个MDD团队，就是多学科一起的工作团队。

后来发现医院光有我们这些人还不够。比如，27个病人插管，靠我们四五个麻醉医生就来不及。那时候我们跟光谷院区17支国家队一起沟通，我们把17支国家队所有相关学科的医生整合在一起。在17支国家队里，华山医院是唯一的危重症团队，我们有30张床，其他病房是50张床，但是50张床配备的医生护士是120到130人。他们的病人相对来说轻一点，插管的病人不多，插管的大部分都在华山医院管的重症监护室。

我们把所有相关学科的医生整合在一起，这一点上同济医院给了我们多的支持，刚开始我们医生插管的时候麻醉医生不够了，我们危重医学科的、急诊科的全上阵去插管，每个人都在忙，后来不行，要整合整个医院的力量，17支国家队谁有麻醉科医生全整合在一起，整合后一下子发现我们的麻醉科医生还蛮多的，有十几个人组成一个插管队，我们叫他们插管敢死队，24小时待班，什么地方要插管马上就上。当然插管最多的还是在重症监护室，在我们ICU。

我们把心脏科的医生整合在一起，叫护心队，此外还有护肾队。大家都有分工，整合在一起专门应对这些危重病人，刚开始我们对这个病情了解不多，按照常规说明书或者是教科书进行治疗，发现早期很多病人都抢救不过来。当时我们很绝望，我们医生护士有很多人哭，每天看到这么多病人没抢救过来，心里面也很难受。

但很快我们发现有规律了，这个病情有时候是加速度发展，不是一个直线，不是平坦的线，，这时我们发现关口前移太重要了，要提早的预估预判，该上手段的时候上手段，该插管的时候插管，不能等到病情不行了再插管，这样效果肯定不好。必须要有预留量，预留时间，因这样做之后，气管插管的效果非常好。我们有17个病人顺利拔管，拔管之后病人都不错，有5个上了ECMO的病人，四个都撤机成功了。在整个光谷院区，大家都把重症监护室的每个病人当成宝贝一样，我们队员经常开玩笑说我们每个医生都带几个病人，就像对待婴幼儿一样，放在手心里，每天24小时不间断观察这个病人，生怕出状况。大家都在努力，想创造一个奇迹。

我们发现创造奇迹之后，我们的医生护士更有动力。我们创造一个奇迹，就想再创造另外一个奇迹，想看看我们有多大潜能。到最后我们的治疗效果真的不错，大家都觉得自己能力太强了。原来没觉得，刚开始的时候觉得自己太无能了，很绝望，到最后发现好像我们的医生护士无所不能，原来感觉不行的病人，到最后竟然被我们抢救成功了。这里面不仅仅是华山医院这些多学科医生的功劳，更是我们17支国家队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团队能力，多学科能力，多医院大家在一起的能力。那段时间大家在一起没少吵架，每家医院的专家都在我们ICU早上交班，大家意见也是相左，这很正常。但专家们在一起，目标都是一致的，都希望病人好，那时候大家不顾忌给不给面子了，觉得这个病人应该怎么处理，就会毫无保留地说出来。

我经常参加早会，我也跟大家说，民主再加集中，大家各抒己见，把大家的治疗方法充分考量，把所有的困难所有的可能说出来，最后我们的李圣青主任，她是我们呼吸科主任，最后拍板。我们通过这个早会大家学到了很多东西，给每个病人非常精准地治疗。我们国家卫健委也给了我们很多鼓励，来这里好几次，对我们的治疗效果给予充分肯定，可以说华山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团队，不负重望，做了很多的努力。

现在看武汉的这两个月，大家充分投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积累了很多经验。我经常跟我们队员讲，这支队伍带回去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什么都见过，那么多病人的集中抢救他们经历过，那么复杂的险境他们都经历过，这些人回来都是一支铁军。

另外，在这次疫情当中，我也发现我们需要在其他的专科方面有重点投入，像感染科，真的是非常感激华山医院感染科的团队。我们的张文宏教授大家都知道，他是上海的组长，带领整个上海市进行抗疫防疫，而张文宏教授的两个手下，陈数教授还有张继明教授，我去武汉之前跟我一起在华山医院做整个感控流程的建设。

去武汉之前，华山医院已经报了十个确诊病人，这十个确诊病人我们非常顺利，一个没漏，华山医院一直一个没漏。这十个病例的发现过程当中也没有一个医护人员感染。这一点我们张文宏教授的团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次在武汉，我把张继明还有陈数都带到武汉，张继明在武昌方舱医院做队长，陈数教授在光谷，他是作为院感专家负责整个光谷重症监护室的院感流程建设，这个学科就是培养出来这么多人才。

前期他们作为医院的一个哨点作用，在医院里面他们做了很多初步的工作。初步工作非常重要，打个比方，华山医院都知道，华山医院的诊疗科目非常少。大量发烧病人到华山医院，如果感染科医生有这方面的敏感性，会预判出疫情可能发生。如果大型医院感染的建设都很好，这些大数据整合起来我相信我们能给政府CDC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借鉴。因为可以时时刻刻知道城市有多少人发烧，这个数据是不是在变化，它自动能够整合，自动上传。这些哨点医院的感染科跟CDC如果形成一个很好的数据网络，那将来我们的防疫工作会轻松很多。而不像这几次，大家都觉得前期还是比较忙乱的，但是后面我们的反应非常快。

在未来建设里，感染科和呼吸科一定要好好建设，好好投入。有的医院感染科跟呼吸科是分开建设，有的是合并在一起建设。这几个学科都是一个医院，一个地区或者是国家托底的学科。我们发现很多大型疫情都跟呼吸道感染密切相关，它跟历史上那些消化道的感染不太一样。消化道感染现在被控制的非常不错，大规模流行很长时间没有了，但最近这些年呼吸道的大型传染病还是越来越多。所以在未来呼吸科、感染科、重症医学科，都是医院和政府需要重点投入的学科。这一次在武汉它们也大放异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我觉得未来我们应该再在这方面都应该去继续的努力。

最后再次感谢主持人，感谢凤凰网的各位朋友，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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