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主任 龙登高教授

12月22日，由凤凰网联合洋河股份发起的“全球华人之光人物盛典”在深圳拉开帷幕，著名政要、学者、华商领袖与文化精英齐聚一堂，分享企业出海经验、创业心得，共同探讨华商精神与未来发展。

在盛典启动仪式间隙，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主任龙登高就中国市场经济传统、破除华商刻板印象等主题与凤凰网进行了对话。他提到：“中华商道的核心是宽容、多元和开放。在中国，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也能够和谐共处”。

采访|黄寒

整理|侯逸超 黄寒

以下为对话全文：

凤凰网：您的发言中提到在各种直播平台上，海内外主播网红们展现才艺，直播带货，可以获得境内外粉丝打赏和带货提成，有的收入可观。您能否详细谈谈，与传统华商企业家相比，这些新型跨境主体在市场中发挥了怎样独特的作用？直播带货会成为未来中国企业出海的主流趋势吗？

龙登高：这个现象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在过去，华人跨出国界成为华侨是非常不容易的，海外华侨跟国内的联系也很不容易，所谓“家书抵万金”。现在通过免费的视频和电话，跨越国界的交流变得非常容易，所以现在的所谓“跨境市场主体”门槛也很低了，普通人也能走出国界，成为跨境市场主体。比如我谈到的我家乡湖南安化山区里的人，也成为了华侨，到世界各地去开采黄金。这就是1978年以来发生的事情，让我真的感到震惊，当然我也很高兴，疫情三年他们在外边发财。

另外，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使得跨境市场主体的建立几乎是零成本的。只要在平台上注册一下，就可以去建立自己的市场主体，或直播带货，或跨境电商，或主播打赏。还是举我家乡的例子，因为我的家乡比较特殊，是全国特困县，又是山区。有一个唱歌的（网红）叫唐艺，她最初在街头卖艺，都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现在有四千多万粉丝，还给家乡捐钱。还有一个叫玲玲的，也是在短视频上唱歌，一开始也不容易，我还给她打赏，因为也是我们老家的，她现在变成大主播了，疫情期间他们在湖南省歌舞剧团每个月的收入是1500块钱，现在一天的收入就比过去一年的收入还要多。

所以我非常高兴，因为平台经济使得没有任何背景、甚至没有文化的人（当然有文化的同样可以）通过数字平台成为跨境市场主体，去谋求生存，去创新发展。可以说这种变化在我们身边迅速发展，速度非常快，这是过去所无法想象的。所以像这种跨境市场主体使得我们一般人一方面能够建立企业，另一方面能够跨越国界实行经营。

举一个例子，我上个星期在温州，在潮汕，这些都是中国最大的侨乡，过去他们都要偷渡出国，那门槛很高，九死一生，出国很不容易。他们可能ABC都不懂，就去把中国制造卖到海外，去打开和拓展欧洲市场、拉美市场、中东市场和中亚市场等等，这是他们的一种形式。而现在平台经济之下，他们注册一个账号就可以去把他们自己的产品或者其他的产品推向国际市场了。

凤凰网：在您的新著《市场中国两千年》一书中，您以经济学的原理与智识，依托扎实的史料重构了中国古代市场发展的历史书写，带读者回到中国市场发展的历史现场。从过去看现在、看未来，您认为对传统中国市场的研究可以为我国当下市场经济发展、企业出海以及华商发展带来哪些启发？

龙登高：过去有一种误解认为，中国的儒家文化和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不相容，认为中国人就是不善于市场经营，其实这是一种认识误区。从我们的研究中你可以看到，中国人、中国商人是源远流长的，中国市场的发展也是源远流长的，甚至可以说中国在商业经营和市场拓展方面是有我们自己的基因的，所以完全不必妄自菲薄。这是从学术研究上来支撑这个论点。

还有人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重农抑商，这是根深蒂固的，有的人甚至说中国的商人不能参加科举，我给他们讲过课，说中国的商人能够参加科举，而且还可以异地参加科举。比如徽商，状元中徽州籍的后人非常多。还比如朱镕基总理，就是湖南首富的后人，做粮食贸易，还做安华茶叶的销售，小到盐的外卖等等。因为他（指朱昌琳）是湖南的首富，他的孩子又中了举，然后再到下一代，就是朱镕基先生。（编者注：据《人民日报》旗下《环球人物》报道，朱镕基的曾伯祖父朱昌琳，是晚晴时期湖南巨商，其经商之道是“务审时，如治国”。朱昌琳的儿子、侄子或因父辈恩荫，或因科举，相继入仕当官，都留下了清正廉洁的官声。）

这种没有物质财富是培养不出来的。如果家境上连吃饭都吃不饱，怎么可能去读书，怎么可能去增强人力资本，对吧？而且这种往往还要经历几代的努力。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市场的经营，中国的市场经济有他的传统和基因。尽管现在我们市场经济的建设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我想我们仍然应该是具有自信的。

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主任龙登高教授

凤凰网：在《市场中国两千年》一书中，您重新审视了中国传统市场与商人 ，打破了以往的一些认知偏误，例如“中国商人不能参加科举”，“商人的财产遭到随意掠夺”等等。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下，人们对于华商群体的认知仍然存在一些误解和偏见，例如“华商缺乏市场化的现代化企业制度和管理理念，往往以家族为中心”，“华商依赖人脉和关系网络，导致商业行为缺乏透明度”等等，您如何看待这些误解？怎样才能纠正这些刻板印象？

龙登高：这些印象当然是过去的认识误区。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80%多的企业都是家族企业，家族企业并不是落后的象征，它有它的优势。第一，家族企业的创始人和家族的企业家精神是最旺盛的。第二，家族企业着眼于长远，有战略定力，遇到困难甚至可以自己不要工资、不要报酬，都要家族企业能够渡过难关，继续发展。所以这是家族企业的特点。

家族企业又是与时俱进的。在过去，你提到的这些现象当然也有存在，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些家族企业、上市公司，它通过上市去吸纳社会资源，去强化公司治理，使得企业的组织力得到健全。所以这些都没有问题的。

说华商强调人脉，也是一种认识误区。其实犹太人、欧美人也都是强调人脉的，人脉是商业网络的一种，它与法治并不相互排斥。过去中国历史上，就比如江西这个地方，“好讼”，就是喜欢打官司，那不就是法治观念吗？它不是贬义词，是寻求法律的帮助去解决矛盾与冲突。

所以说人脉关系是国际信息传递的一种渠道，一种方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毕竟是有限的，联系（应该）是多样化的，比如说今天我们华人之光的活动，就不是政府行为。所以你不能只靠政府，那是非常单一的，也是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我研究华人华侨三十多年，真的给我强烈的冲击，你像很多人ABC都不懂，就敢于出国勇闯天涯，有的赤手空拳在海外建立商业帝国，这些真是非常不得了的。他们出去的时候，官方的机构、银行不会帮助他们。他们在海外创业的时候，外国政府、外国银行也不会帮助他们。他们就全靠自己的打拼，其中就包括华人商业网络（的帮助），这种商业网络当然也是多种多样的，然后在当地去谋生立足、去创新发展。

凤凰网：您提到了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通过整合资源创造财富的现象，类比之下，您认为跨越不同国界、地域、文化与族群的海外华商群体是如何展现出其独特的商业智慧和市场影响力的？这对于全球华商网络的发展有哪些启示？

龙登高：这个问题挺宏大。不同地域的华人，他们的发展历史是多样化的，但是最主要的就是利用市场来发展。因为他们在本国就是农民，而且通常是“不合格”的农民，也就是那种“不安分”的农民才会走出去。而这种农民为什么走出去，因为土地不够。所以出国之后很少有再去当农民的，通常就是利用市场的这种机会。比如说在南洋，他们往往去做中介人，去做一点小生意。又比如温州人，他们是欧洲一开始也是摆地摊，然后慢慢地把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运销到欧洲，价格比较高，所以逐渐地推动了中国商品走出去。这些故事当然是很多的，也就是说在市场当中去寻找机会，去发展自己，同时也推动了当地市场经济的发展。

你说到犹太人，我就比较过犹太人和温州人或者潮汕人。犹太人有八百年的历史，为什么呢？你像中国过去放贷收取利息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原教旨的基督教是禁止的，伊斯兰教也是禁止的。但到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就放开了，伊斯兰教仍然是禁止。犹太教不一样，他是如果你在本民族内放贷收息，他觉得不好，但是你可以到外边去放贷收息，这就使得犹太人到世界各地去放所谓的高利贷，事实上就是放贷收息。因为贷款是各种社会群体和主体都需要的，它的社会需求很大，所以其他人不能放贷，犹太人到处放贷，那他们就成为了金融家，他们的金融银行也就发展起来了。

然后他们又逐渐地走向世界各地。因为过去宗教对放贷的人进行打击，所以各地排斥犹太人，就让他们到处跑，最后就变成世界各国都有他们的人了。19世纪的时候，犹太人到美国，一开始也是被排挤被排斥的，因为排斥，他们就到处跑，到处跑就形成了国际性的网络，这种国际性的网络就使得他们做的生意别人做不了。就像我们湖南人，如果你在湖南乡下做生意，走出来又有合作伙伴，那不就开展了（商业活动），跨越国界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所以对犹太人来说，八百年的发展历史就是因为他们跨越国界、跨越文化而形成的，就是通过他们自己的网络性的互动而发展起来的。

犹太人八百年，温州人四五十年，道理也是一样的。只不过说温州人四五十年就发展起来了，而且形成了跨越国界的网络，但是犹太人八百年的根基更深。刚才我们谈到朱镕基等政治家是大商人的后代。同样，犹太人也有很多后代去从政、从事科学或者新闻，也就发展起来了。很多人说诺贝尔奖得主犹太人占了将近20%，有的人说他们基因好、文化好、智商高，其实你从他们的历史上去看，他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一个是对市场和商业的重视，还有对知识和读书的重视。我觉得华人和犹太人相比，也是有自己的特点的。现在钻石的生意就是犹太人做的，因为他们在非洲、在欧洲都有商业网络，钻石发展被他们炒作起来了。

凤凰网：在过去几千年的经商历史中，中华商人逐渐形成了一种共同的精神文化基因——“中华商道”。当前，后疫情时代、地缘政治变化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变局，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华商如何以“中华商道”应对挑战？

龙登高：中华商道的核心是宽容、多元和开放。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基督教、伊斯兰教都禁止放贷收息，但是在中国，政府和宗教从来没有禁止过放贷收息，所以中国是比较包容的。

中国人也是开放的。过去有的印象是中国闭关锁国，这种的确有，但是中国人骨子里面有开放的心态，注重对多元文化的吸收。

我举一个例子，1800年一个英国人到圆明园，然后依次南下到广州。因为当时英国刚刚经历了宗教战争，英国人或者欧洲人为了圣经上一句话的理解和阐释不一样，就打得你死我活，烧教堂、杀牧师。但是他说在中国可以看到基督徒、佛教徒、儒教徒、伊斯兰教徒，乃至于犹太人，他们可以和谐相处在一起，没看到他们打来打去。当然也不可能完全没有（冲突），也是有的，但是他所看到的就是信仰不同宗教的人能够和谐共处，至少在他那个时候他是目瞪口呆的。所以说中国人不开放的，也是一种偏见。放眼世界进行比较，我认为中华商道的宽容、多元和开放是其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