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人类文明演化中的社会治理初探

杨宪萍 长江商学院人文与商业伦理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根据作者在2018年4月14日在第四届商业伦理工作坊发言稿整理，略有删节。

学界把信息社会又叫做后工业社会，认为信息社会很多的属性与工业社会是相悖的，但是与农业社会却有许多契合。信息社会有一个鲜明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科学转化为技术的时间在大幅缩短，同时技术进步呈现出指数增长的趋势。因此，科技进步对社会的塑造在深度和广度上要远远大于工业社会。

在信息社会，互联网的产生带来了一场革命。首先互联网在技术上为资本在全球充分而自由的流动提供了支撑和保证。自从有了互联网，资本就实现了自己最大的梦想。现在的资本可以说是没有国界的障碍，也没有政府的约束，更没有了对手的博弈。按照马克思所讲，资本来到世间是与无产者结为对子的，二者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社会演化到今天，资本实现了它的全球化，其后果就是发达国家的工会组织全面衰败，因为资本不再愿意跟本国的无产者玩了。而在新兴国家比如说中国，地方的党政工作，在GDP为唯一考核指标的前提下,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招商引资，招商、亲商、安商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头等大事。这就意味着在经济工作上地方政府与资本更为亲密，一旦有了矛盾，被约束的是工人，被扶持的是资本。这么多年下来，在发达国家，工会已经失去了与资本博弈的能力，而在新兴国家，资本是政府的座上宾，所以马克思讲的作为资本的对立统一体的无产阶级已经从某种意义上消失了，这是一个新的现象。可以说，互联网让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了顶峰。

但天道无情，盛极必衰。同样是互联网技术，在把资本推向巅峰之后，又再次把人的社会关系放在了比资本更为重要的地位。虚拟社群的出现，让人们惊喜地发现，人的每一种需求，无论是物质上的需求还是精神上的需求，不管多么独特小众，甚至不管多么异端冷僻，都能在互联网的虚拟空间当中找到自己的同类，建立自己的社群，并产生超乎想象的力量和影响。在虚拟网络空间里的社群，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很有影响力的。

人的需求在多样性上是无穷的，在变化上是没有止境的。没有互联网之前，人的许许多多的需求只能停留在人们的大脑当中，无法商业化，得不到社会的注意。但信息技术的出现，让人的任何一个需求，都能通过上网或多或少得到满足。在网上，单个的需求犹如一粒水滴，突然就汇入到了滚滚洪流当中。有了规模便有了投资的商业价值，有了规模便必然会引起政府当局和社会各界的重视。互联网就像一根魔杖，轻轻一点，每一个单个的人都分化成虚拟空间当中N多的分身，更神奇的是，每一个集合着许多单个分身的社群，在网络空间中却摇身一变而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比如说，商业领域的“拼多多”，就是一个移动互联网阶段出现的以虚拟社群为主的消费群体。它的出现，颠覆了人们的一些认知，因为人们原来认为阿里巴巴之后，电商已经覆盖一切、垄断一切了，零售再没有机会了，但是“拼多多”凭借移动互联网，凭借社群社区，照样成长为一个独角兽企业。事务部

互联网对人类社会的改造就像电影镜头突然来了一个切换，明明是资本在唱主角，突然脸就变了，“人”又回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资本恐怕只能再次变成人的跟班。西方文明五百年来，资本是主角，人类秩序的建立和维护是以资本的意志为转移的，资本对人极端鄙视，认为人性本恶，人组成的政府因为人的自私与贪婪，是不可信任的，必须严厉监管。政府的权力要关进法治的铁笼里，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资本的自由和劳动者出卖自身劳力的自由。与西方文明不同的是，财产（资本）在中华文明当中从未取得过支配地位，中国上下五千年都是一个礼治的社会。社会治理靠的是礼，礼是建立在人伦关系之上的一整套社会行为准则。礼治就是让每个人在人生的每个时空点上都能按人伦关系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有了礼的规范，社会运行便自然有序，社会的稳定及其发展便可得到保障。

孔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构建了一整套关于“仁”的学说，仁学的核心就是明确宣示人类社会的主体是人，而不是物，合作是社会的黏合剂，合作的过程就是把仁者爱人的原则逐一细分到每一个曾经被定义和新产生的人际关系上。这样，不管社会如何变动，都可以按照仁的学说找到人与人合作与共的契机，并在此基础上，全面的梳理和定义当下的各种社会关系，从而完善礼的规范，形成新的礼治秩序。孔子之所以讲“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是因为礼的功能是界定人跟人的关系以及人在天地万物当中的关系，界定好了，天地间的秩序也就好了。所以说，孔子的仁学外化到社会治理当中就是礼治，礼治就是着眼于解决人在社会中的各种复杂关系，把这些关系界定清楚。这样就在社会治理方式上首次明确了礼治是治理成本最低、最符合人性、成效最佳的社会治理方式。

人类文明的进程犹如九曲黄河，在近代以来画了一个近乎360度的圆弧，在这个圆弧的走向当中，资本成为主宰，人被资本对象化了，某种意义上就是物化了。互联网统摄下的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引导着人类文明走出了那个大的圆弧。信息社会的到来，让人类社会重新回到了以人为主体的原有的前行方向上来。

在经济领域，第三方支付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传统的面对面的交易方式，在完全陌生的交易者之间搭起了信任的桥梁。这个信任靠什么来支撑？靠的是信息时代新的技术。而这个新的技术恰恰捕捉到了人类社会最核心的需求——信任。 区块链技术的出现，进一步将人类所有的交往方式涵盖在内，小到具体的个人，大到各种社会组织，只要你进入到某个特定的区块链社群中，第一，安全就得到有效的保障；第二，社群内所有的参与者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所谓的去中心化，实际上就是社区内所有的参与者人格上是平等的，这才是去中心的本质；第三，相互信任的成本趋向于零。在区块链为底层技术的社群里，所有的参与者，是用不着去考察对方值不值得信任的问题，也就是说信任的机会成本几乎降为零。在这个社群里，每个参与者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既是先生又是学生，既是组织者又是具体的实施者等等，这跟工业社会是完全不一样的。

前面说过，互联网上的虚拟社群都是人的某一特定需求形成的社会组织，这个社会组织是许多人分身的集合体与人格化。现在90后号称互联网上的原住民，90后在网上有很多的“我”，这些“我”都是他的分身，代表着他人生中不同的兴趣和追求、在不同场合的不同形象、以及性格特征上的不同侧重面等等。年轻人这些心理上和精神上的变化，正在加速带来人类社会发展形态上的变化，这些变化对社会治理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要求。

人的需求是丰富多样的，只有在信息社会中，互联网技术才有可能将人的每一个需求在社群中转化为现实，这就意味着随着现代技术的指数性增长，不远的将来，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实现在地球上诗意的居住。比如说白天你可能就是在一个在土地上耕作的农民，晚上你就是仰望星空的天文学者，你既可以是迎风起舞的诗人，也是一个一丝不苟、自己动手打造家具的木匠，……这也许就是马克思所讲的那个大写的人。

自从全球一体化把全球治理的课题提出来以后，人类的社会治理模式就在历史上存在过的两种治理模式当中进行选择，一种是以资本为主体，把人对象化，靠外力强制的法治模式；一种是以人为主体，靠释放心性的自由，通过每个个体的自律实现社会合作的礼治模式。面对这两种选择，结论我想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中华文明的礼治模式，作为一种传统，是建立在农耕社会以血缘加地域约束的人伦基础之上的，有极大的历史局限性。经过工业社会的洗礼，信息社会中礼治的形成，就像当年儒学受到佛教冲击之后产生的宋明理学一样，一定会有一个复古更化的过程，对此我是坚信不疑的。

杨宪萍                                                                                                                2018.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