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相较于授业、解惑，传道更注重对受教育者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具有塑魂定型的作用。可以说，传什么样的道，直接决定教出什么样的人。修大道，走正道，人方能立于天地之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社会文明的传播者，承传道之重任，行弘道之使命，必须先成为有道之人，后才能成为传道之师。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经用“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来形容为师者应有的素质品行。显然，惟有明道才能学高，惟有信道才能身正。因此，新时代的教育者只有从明道、信道做起，才能成为不负时代重托的合格传道者。

明其道必先究其理，究其理必勤于学。正所谓“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教育者只有努力增强自身理论修养，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才能真正担负起教育别人的职责和使命。不学不研，不懂不明，带着问号讲道理，只会带来一连串的问号。教育者必须像毛泽东倡导的那样，“要做好先生，首先要做好学生”，勤于学习、厚积理论，在真学真懂上下真功夫。马克思主义教育家何干之，是勤学研理的优秀代表。他在陕北公学任教期间，天天在油灯下熬夜啃书本、搞研究，被人称为“大书呆子”，但他却以此为荣。新中国成立后，何干之又以高度热情投身理论学习和宣传。正是凭着这股对理论的钻研劲，他成为最受欢迎的“红色教授”。新时代的教育工作者，也要在实践中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始终坚持以勤为径、以学为舟，不断学习理论、传播真理，明晰求真之道、求善之道、求美之道，努力做真正懂“大道”的“传道者”。

信其道必然立于心，立于心方能践于行。信道，就是传道者要在心中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讲自己所信的、信自己所讲的。教育者有了信仰、信念、信心，语言才能有力量，精神才能感染人，传道才能深入人心。南昌起义失败后，面对不少官兵情绪低落、悲观失望、思想动摇等情况，朱德在天心圩整顿中慷慨激昂地号召大家：“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他引导鼓励大家要看清中国革命的前途，不要为当前的失败而丧失信心。在朱德革命到底的坚定意志影响下，指战员们增强了继续革命的信心。陈毅后来回忆说：“人们听了朱总司令的话，也逐渐坚定了，看到了光明前途了，当时如果没有总司令领导，这个部队肯定地说，是会垮定的。”《说文解字》中讲：“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传道者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就能在一言一行中把“道”的内涵诠释出来，在举手投足中把“道”的力量传递出去，达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教育效果。

传其道必要讲其法，讲其法亦要循其道。教育要做到常抓人心、赢得共鸣，教育者就必须在明道、信道的基础上，探索和运用富有时代气息、紧贴受众的传道之法。1928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炎陵县中村乡集中一周时间，对工农革命军进行集中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他把课堂设在八担坵的稻田里，以“中国革命的特点”为题，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反复阐述建立、巩固、发展农村根据地，坚持罗霄山脉中段政权斗争的重要性。毛泽东的讲课有理有据，生动形象，紧贴实际，使官兵入脑入心。这次教育的成功，说明传道不是说教，必须遵循教育规律、善用育人之道。当前，信息网络高度发达，知识技术迭代更新，这就要求新时代的教育者既要注重教育内容上的融会贯通、理论与现实相结合，又要做到教育方法上的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不居高临下、不循规守旧，把守正和创新结合起来，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言传和身教相统一，真正做到以理服人、以情动人，身为表率、行为世范，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培养造就大批时代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