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豆与相思:写给朋友的情诗

从农历二月开始,北方农村各地庙会渐多,二月二、二月初六、三月三、三月十六、四月十八……古已有之的庙会,源于星象及佛道信仰,后演变为春季物资交易会。

开春后,农事渐兴,庙门内外,村巷左右,沿路设摊,迤逦铺开。自村外始,有卖树苗的,卖猪娃羊娃的,卖锄头铲子镰刀的,卖篓筐畚箕的,到了村口有卖麻花的、卖甘蔗的,进村有卖布卖衣裳卖耍货的等等,至庙门口的打谷场上,则是各样吃货摊子,香气缭绕,烟火蒸腾。此时春暖,绿树莺啼,桃柳明媚,四方乡民络绎而至,熙来攘往,如沸如撼,日暮方散。

撰文 | 三书

01

开春采山来买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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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遇冯著》

韦应物

客从东方来,衣上灞陵雨。

问客何为来,采山因买斧。

冥冥花正开,飏飏燕新乳。

昨别今已春,鬓丝生几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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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的情景和气息,总是再现我对庙会的回忆。从二月到四月,很多村都有庙会,日子相互错开,所以整个春天都有的逛。若去别村上会,便早早地吃过饭,喂好鸡喂好猪,换上干净衣裳,全家笑逐言开地出门。但凡本村或邻村有庙会,恰不值周末,学校就放假一天,老师们也都去上会。

麦田已起了深,陌上尽是上会的人。“上会!”从后面过来骑车人,不及答话,彼已自说自笑去远。对面走来的乡邻,或掮着树苗,或拎着锄头,彼此遇见,就问问价钱,谈几句闲天。

《长安遇冯著》,诗中所写,虽然发生在千年前的长安,但冯著春来买斧,他和诗人的相遇交谈,与村人去庙会却有几分神似。对于农耕文明,时间在云游,千年如一日,一日即千年。

即便在今天,我们读这首诗,所有字句依然新鲜。长安遇冯著,仿佛就是发生在昨天的事。冯著衣上的雨,如果你用心去摸,还是湿的。

韦应物是京兆长安人,出身官宦世家,早年横行乡里,以门荫入仕,少年时为玄宗近侍,出入宫闱扈从游幸。安史之乱起,玄宗奔蜀,应物流落失职,从此浪子回头,一改往日骄纵,立志读书,清心寡欲,终日焚香扫地而坐。后复起外任,间回长安故园闲居或短暂任官,遇冯著当在此期间。

冯著早年隐居家乡,后来客游长安,颇擅文名,但谋仕不成,后应征赴幕去了广州。十年之后,冯著再游长安,依旧仕途无着,空有一身疲倦。“客从东方来,衣上灞陵雨”,两句诗,十个字,却说了千言万语。

应物称冯著为“客”,寄予着他对朋友流离人生的同情。从东方来,那是广州的方向,也是冯著隐居的地方,长安作为当时的“世界中心”,冯著始终是个边缘的客人。

“东方”也是春的方向,所以“客从东方来”,给人以春天的想象。这个句式本身也很有古意之美,与汉乐府常见的“客从远方来”一样,给人以新鲜的感受,如同千里之外吹来的风。

如果说第一句比较遥远抽象,那么“衣上灞陵雨”,立刻就变得切近具体。冯著不一定住在灞陵,但既然从东边来到长安,途中必然会经过灞陵。东边有那么多地方,为什么偏偏写灞陵?对词语和意象的选择,正是诗人创造力的体现。

灞陵,即《史记·项羽本纪》中“沛公军霸上”的霸上,后因汉文帝葬于此,而改名“灞陵”。虽然确有这个地方,但诗句中的“灞陵”并非实指,原因也很简单,若仅仅指一个地理上的所在,灞陵下雨,长安和东边很多地方也在下雨,何必非要说灞陵呢。自汉代起,灞陵山就是长安附近的隐逸胜地,东汉梁鸿、卖药的韩康都曾隐居于此。

以隐逸的眼光,再来看“衣上灞陵雨”,这句很具体的诗,又别具一层意味。在长安遇见时,冯著身上的衣衫也许是湿的,也许淋过雨但已经干了,总之肯定下过一场雨。但诗不必如实报告,诗是对现实的重构,以呈现出更多隐秘的现实。“衣上灞陵雨”,不仅有春雨的湿润,还折射出冯著在诗人眼中的隐士形象。

三四句的问答朴实无华,但仍需要好好回味。“问客何为来,采山因买斧”,按字面理解亦好,与灞陵雨亦相照应。然而如此,冯著就是个本色的山民了。若细究“采山”是做什么,“买斧”也就有了别的意思。“煮海为盐,采山铸钱”(左思《吴都赋》),采山是为了铸铜钱。而“买斧”典出《易经·旅卦》,“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结合典故中这些意思,“采山因买斧”,便不是真的买斧以斫木,而是暗指冯著的处境坎坷。

我们可以照字面读,也可以结合典故。我个人更偏爱朴素的春雨和斧头,而不去管那些典故。对此,想必诗人也不会反对,他在写诗时一定知道自己使用的词,在上下文中有多种可能性,而这不正是诗的魔力和梦想吗?

“冥冥花正开,飏飏燕新乳。昨别今已春,鬓丝生几缕”,花儿默默地开,新燕稚嫩地飞,眼前又是一个春天。春天永远是年轻的,人却在年年衰老,一去不返。

明 董其昌《荆溪招隐图》局部

02

不是情诗的情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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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思》

王维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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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名作尽人皆知,但可能有些人不知道,诗中所谓的“相思”,不是男女之间的情思,而是朋友之间的怀念。这首诗还有一个写实的题目,叫“江上赠李龟年”。

古代诗人写给朋友的诗,往往都很像情诗。杜甫怀念李白的诗句,例如“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这种举动在今天很难被接受,在古代不过是亲如手足的友情而已。

李龟年是唐玄宗时的当红乐师,常在豪门贵族家中演唱。曾担任太乐丞的音乐家王维,与李龟年同样,活跃于京城文化名流圈,二人情同知音。安史之乱爆发,李龟年流落江南,杜甫暮年在长沙与他相逢,写下《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杜甫赠李龟年的诗,与王维的诗相比,不仅长相气质迥异,他们与李龟年的关系也亲疏立见。杜甫这首诗虽然入选了《唐诗三百首》,诗艺上却比王维的诗要逊色不少。不在于作为诗人孰高孰低,他们都是大诗人,原因恐怕在于他们对李龟年的感情有本质的不同。正如诗本身所呈现的,杜甫对李龟年的感情,实际上是他对一个时代的感情,李龟年的命运写照历史变迁,所以诗中的抒情显得公共而疏远。王维对李龟年也有叹惋,但他在诗中举重若轻,完全撇开时代和历史,只说采红豆的事儿,应该说,这之间才是一份私人感情。

据史料记载,李龟年流落江南期间,经常演唱王维这首诗。作为朋友赠诗铁证如山,然而不妨碍我们固执地站在爱情的一边。原因有二:对古代男性之间表达“相思”不太适应,此其一;红豆与相思,在今天是很女性化的浪漫,男人采红豆为相思,对这种表达方式也不太适应,此其二。尽管我要说,在古代这些都不是问题,从《诗经》、《楚辞》始,采撷花草并不限于男女之间传情达意,男子也采芳草、采芙蓉、折梅等,寄托对友人的怀思。

“红豆生南国”,多么甜美的意象,每个词都带着暖意。“红豆”的鲜红和饱满,“南国”的阳光和温暖,这两个词作用于我们的感官,立刻就营造出相思的气场。红豆也叫相思子,生于南方,南方的阳光给人更多幻想。汉乐府《有所思》起句曰:“有所思,乃在大海南。”大海在汉代就是天外了,“大海南”是诗人的想象,指向一个不可知的远方,绝望而美丽。

“春来发几枝”,读到这一句,自然想起“寒梅著花未”,皆系神来之笔。亲切设问,意味深长,却又浑然不觉的样子。他问的是花,又不是花,这里的“发几枝”,问的是红豆,其实就是相思。

“愿君多采撷”,叮咛友人多采些红豆,不是要寄给我,而是替我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粒粒红豆都是从相思中结出的果实啊。最后一句很有爆发力,看似若不经意,实将前面婉曲的感情和盘托出。

明 沈周《涤斋图》局部

03

“我想你”该怎么说?

也许有人会问,诗人真爱绕弯,直接说“我想你”不行吗,不是更有冲击力吗?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简单粗暴的表白确实更“震撼”人心。但恋人之间、朋友之间,如果每次都用同一句或几句,相信任何人听了都不再有感。人的感情像流动的水火,时刻处于复杂微妙的万事万物之中,一句简单的“我想你”,未免简单地不知所云了。

我们读王维的《杂诗》“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对故乡的挂念有千千万,该从何问起呢,纵然来者与你吃饭长谈,一一向你讲述故乡事,你的缺席难道就能被填满?更何况故乡的很多事,与其听了,还不如不听。一句“寒梅著花未”,就是对故乡最好的表白。

《相思》也是一样。最深沉的感情,最难表达出来,“我想你”不仅不是诗,也缺乏可感的内容。我想你。哦。我也想你。这是面无表情的短信。王维的诗没有大声表白,却能触动我们心灵深处那根弦,为什么?就在于他不是喊出“我想你”,而是把想念的感觉,很形象地传达出来。

说到这里,想起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曾叫学生写一个句子表达“我爱你”,学生们写了很多不同的句子,他阅罢都不满意,最后说你们只需要说一句“今晚月色真美”,就够了。

王维与夏目漱石表情达意的方式,我们可以归为东方人的含蓄美,但我想这也是文学本身的需要。“今晚月色真美”,这句话说出的,比“我爱你”多,而这句话暗示的则更多,更能激发对方的想象力,想象力不就是爱吗!

最后,关于《相思》,再补充一个版本争议,稍作辨析。

宋人编选的《万首唐人绝句》,这首诗中的第三句,“愿君多采撷”,变成“愿君休采撷”。“休”字反衬离情之苦,但与上下文气脉不合,既然怕相思而休采撷,那干脆就不要提红豆嘛,前面既已蓄势待发,这里却说“愿君休采撷”,岂不有意劝百止一?而“多采撷”,不仅文脉通畅,比起纤弱的“休”字,“多”字的发音和语气也更饱满,整首诗更加一往情深。

由此,我们也可证见,诗歌作为语言的艺术,每个字都很重要,一字之差,千里之遥。一个字可以救活一首诗,也可以毁掉一首诗。好诗与坏诗的距离,有时是天壤之别,有时仅一字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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