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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总有人偷偷告诉我：我妈妈要杀我。

今年清明，没有雨纷纷。

烈日当头，我披着棉外套，甚至有种快要中暑的错觉。

母亲站在父亲的坟前，一言不发，两眼直愣愣地盯着碑上的照片。

父亲过世后，这似乎成了母亲的一场仪式，每年清明都会上演，一晃已经十年。

母亲是外省人，当年外公在这里办厂，外婆去世后，他把母亲接了过来，从此定居在这里。

虽然十几岁就失去了母爱，但在别人眼里，我母亲过的很滋润。

外公是镇上最早一批买电视机的人。

每天晚上，他都会把电视机搬到厂里的宿舍楼底下，虽然只有几个频道，信号差时还得使劲捣腾房顶的天线，但总能引来大半个院子的观众，而正对屏幕最靠前的板凳是母亲的专座。

母亲也是镇上第一个骑上高档女士自行车的人。

那是母亲16岁生日，外公托人从上海弄来的“进口货”，当时镇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台二八大杠，一个身穿碎花连衣裙，脚踏翠绿色女士自行车的少女优雅地穿过大街小巷，成为那个黑白年代的靓丽风景。

高中毕业后，母亲进了外公的厂里工作，身为厂长家的千金，她自然而然地享受着各种特殊待遇。

同期入厂的姑娘小伙都得先去车间学习半年，而母亲可以直接坐办公室，车间长什么模样她都不知道；

母亲没吃过一顿食堂的白菜萝卜咸菜疙瘩，副厂长半个月也吃不到几回的油炸大排、红烧肉，母亲几乎顿顿不离；

迟到、早退、旷工更是家常便饭，没人会管，也没人敢管，毕竟连厂长自己都不管。

出来跑，迟早是要还的，21岁那年，母亲的好日子过到了头——外公的工厂倒闭了。

厂房和机器被拿去抵押，为了东山再起，外公四处借钱，还卖了镇上的宅子，电视机、自行车，家里能卖的家当一样没留，最后父女俩只好搬去了乡下的农房。

但当时的市里引进了一批“新兴产业”，外公那套老旧的生产模式和经营理念已经过时，没有人愿意借钱给这个小学都没念完的外地人重新开始，曾经风光无限的父女俩只好去厂里给别人打工。

母亲开始失眠，她总说夜里能听到隆隆的机器声，即使又累又困，也会整夜整夜地无法入眠。

两年后，母亲嫁给了父亲，他们是同一个车间的同事。

一年后，值夜班的外公突发心梗，意外去世。

又过了半年，我出生了，而这似乎成了压垮母亲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成了全家人的梦魇。

自打我记事起，母亲就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父亲常对我说：“妈妈身体不好，你别吵她，别惹她生气。”

我没有察觉出母亲身体哪里不好，只是经常听到她和父亲在屋里吵架、砸东西，然后父亲摔门而出，门后只留下母亲歇斯底里地哭声。

有几次，我会趁父亲不在家，悄悄溜进母亲房间，跟她聊天，但无论我如何声情并茂地演说，母亲都不会予以回应，也不会多看我一眼，有时甚至会无端责骂我一番，轰我出去。

那个年代还没有“产后抑郁”的说法，每当我问为什么母亲会这样，奶奶总说：“你妈脾气差，肝火旺，还讨厌小孩子，你离她远点。”

我就在这样一个没有母爱的环境里渐渐长大，关于母亲的流言蜚语也越来越多地传到我的耳朵里。

常年失眠让母亲的身体状况变得很差，我出生后，体弱多病的母亲一滴奶水都没有，我成了那个年代少有的没有喝过母乳的孩子。

据说为此，母亲没少遭到街坊邻居的指指点点，奶奶有时也会因为在外头丢了面，回家后对母亲恶语相待，然后升级成一场家庭战争，最后在父亲的一声咆哮之后戛然而止，不了了之。

后来，母亲有精神病的说法在小镇上慢慢传开，但我从不敢向爸爸和奶奶考证。

上小学时，有一次我和同班的“小八婆”闹矛盾，她几乎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指着我说：“你妈是精神病，你是小精神病，你妈一发病就把杀了！”

我哭着回家找父亲求安慰，却只得到他一句：“你怎么这么多事？！嫌我不够烦吗？！”

多年后我才知道，原来母亲真的想杀我。

那是父亲患癌去世后，一天，奶奶拉着我说了很多我不知道的秘密，她说：“你爸爸不在了，奶奶的日子也不多了，以后你和你妈妈的生活就靠你一个人了。”

因为我妈没奶，从小喝粥汤的我免疫力很差，出生半年生了几次病，生理上的折磨和心理上的打击让母亲变得非常暴躁，几次在外头跟人吵架后回来把家里砸得像被土匪打劫过一样。

一天半夜，母亲偷偷用米酒灌下了几颗老鼠药，父亲发现时，她正躺在自己的呕吐物里抽搐。

自杀7小时候后，母亲被救活了。

出院后，母亲便整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她想与外面的世界切断联系。

母亲要“杀我”时，我还没满周岁。

那天下午，奶奶下楼打酱油，睡醒了的我开始哭闹，母亲试图哄我，却怎么也哄不好，奶奶进门时，亲眼看见我母亲一撒手，把我摔在了地上。

奶奶说，那天晚上，父亲把母亲打得没了人形，脸上、身上都是皮带抽出的血印子，父亲几次想离婚，都被家里的亲戚劝住了，“孩子还小，不能没有妈妈。”

借着出差的机会，父亲去过上海的大医院询问过母亲的病症，得到的答案是“抑郁症”，父亲对这个名词一无所知，也不知道要怎么给母亲治病，治病又要花多少钱。

他给母亲带回过几次安眠药，觉得母亲如果睡好了，也许就不会发病了，只是母亲药越吃越多，药效却越来越差。

当时的小镇上根本没有人知道“抑郁症”这回事，更不会有人对我母亲的病状表示同情和怜悯，有的只是背后的辱骂和白眼。

我读大一那年父亲病逝，临终前父亲嘱托我好好念书，赚钱了好好给母亲治病。

父亲离开后，我在学校旁的老校区里租了一间小车库，把母亲接过来“陪读”是唯一的办法。

白天我在学校上课，母亲就在车库里烧饭洗衣服，母亲的低保加上我课余打工的收入勉强能支撑这个临时的“家”。

毕业后，我留在了省城工作，我们从车库搬了出来，住进一间不到40平米的两居室的出租屋里，日子虽然过得紧巴，但母亲的状态慢慢有了好转。

我带母亲去看医生，她很积极地配合治疗，每天按时吃药，晚上看电视时她也会时不时地和我聊天。

周末我会带她去逛公园、逛商场，眼前大城市的舒适与繁华总能召唤出母亲久违的微笑，只要步行能到的地方，我们都用走的，母亲说：“多走走，走累了能睡着。”

扫墓回家的路上，几个十五六岁的孩子骑着自行车，从我们身边飞驰而过，母亲的目光也随着他们渐行渐远。

“妈，我送你一辆自行车吧，你平时没事可以骑出去到处逛逛。”

母亲对我笑笑没说话，转过头寻找那几个消失在视线里的孩子。

我知道，她一定看到了当年那个穿着碎花连衣裙穿梭在街头的翩翩少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