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大汉雄风——上海图书馆藏汉碑善本展”正在上海图书馆东馆展出。针对此次展览，上海图书馆将举办多个相关讲座。11月19日，复旦大学出版社编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总监陈麦青在题为“汉碑之古，善拓之雅”的讲座中，结合其近年来参加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组织多次访碑活动中的所见所闻，以碑刻原石面貌的照片资料与上图展陈的汉碑善拓参互比照，细述有关汉碑悠久历史的〝前生之古”，进而揭示历经递藏赏玩之后所产生的“善拓之雅”。

刻石立碑，最初只是为了记事、纪功，即所谓的树碑立传。也许因为郑重其事，多请高手书写，后来就慢慢又成了人们学习书法时取法临写的范本。当碑刻在其原地原址时，往往具有一种标志性和纪念性；而一旦被保护迁移之后，就只多了保存性和陈列性，即从一个建筑物或建筑中的一部分，变成了一件藏品和展品。因此，当碑刻离开了它所处的原始环境之后，许多信息量也就随之消失了，并且，离开原有环境的碑刻，给人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再说拓本，最早的时候古人获取碑刻拓片，并不只是为了习字，更是为了取得文本、资料。之后，因为珍重名家书作，于是就有了学习性和品鉴性。而在学习品鉴过程中，又有将各自的心得感受写成题跋、题记等，附于拓本并传观切磋者，再经代代传承，就使其更有了一种研究性和交流性。

上海图书馆展厅现场

现在的访碑和古人的访碑有点不一样。古人往往是在荒无人烟的野外，寻访碑刻，而现在许多碑刻基本上都被移入了博物馆、陈列馆，而那些原本较难迁移的摩崖刻石等，也因为各种需要，被分别切割，移入室内，如著名的石门摩崖，就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因修建水库，遂将其中的《石门颂》等十三件名品一一割下，保存于汉中博物馆。还有一些像阙之类的，选择就地保护，则被筑起了围墙围栏、钢化玻璃顶棚等。碑刻本身是物质的，立体的，只有看到其原石全貌之后，才能对其形制规模、质感古意等，有一个比较明白的认识。

刻石

首先讲的一块石头叫《群臣上醻刻石》，是现存西汉刻石最早者，今在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朱山石刻文化园，保存在一个专门的小屋内。咋一看好像不那么起眼，但它的拓片，尤其是有了题跋、钤印之后，就不一样了。如此次展陈的上海图书馆藏道光二十五年（1845）惠兆壬手拓并题跋的《群臣上醻刻石》整拓，就给人一种典雅的美感。

（左）《群臣上醻刻石》（赵廿二年八月，西汉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右）《群臣上醻刻石》（道光二十五年（1845）惠兆壬手拓并题跋《群臣上醻刻石》）

再看《鲁孝王刻石》（一名五凤刻石），是鲁卅四年，即西汉宣帝五凤二年（前56）的刻石， 现存山东省曲阜孔庙汉魏碑刻陈列馆。对比观照上海图书馆藏《鲁孝王刻石》（五凤刻石）的嘉道旧拓，也许又能感受到当年旧拓和现存原石之间的差别。

《鲁孝王刻石》（一名五凤刻石），鲁卅四年，西汉宣帝五凤二年（前56），现存山东省曲阜孔庙汉魏碑刻陈列馆

上海图书馆藏《鲁孝王刻石》（五凤刻石）费念慈旧藏本

现存山东博物馆的《麃孝禹刻石》（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看上去也是一块黑乎乎的石头，但当其被拓成拓片，并有了题签、题跋之后，如这次展陈的上海图书馆藏《麃孝禹刻石》初拓本（王懿荣旧藏）那样，就成了可供玩赏的雅物。而现存山东省曲阜孔庙汉魏碑刻陈列馆的 《孔林坟坛刻石》（祝（况）其卿上谷府卿文坛刻石，居摄二年，7）亦是如此。所以，当你面对碑刻原石时，感受到的应该是千年沧桑、岁月风霜；而在看到类似此次上海图书馆大展中展陈的那些历代善拓时，也许更多的是那种古朴典雅、美不胜收。

（左）《麃孝禹刻石》（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现存山东博物馆；（右）上海图书馆藏《麃孝禹刻石》初拓本（王懿荣旧藏）

西汉时期，以文字、形制都相对简单质朴的刻石较多；西汉之后，虽然讲究石材、精心设计的碑刻开始逐渐增多，但是仍然还有刻石，如东汉光武帝建武廿八年（52）的《三老讳字忌日记》刻石，又称“三老碑”，原石现存杭州西泠印社，但碑亭门外有铁门，一般难以看到。关于三老碑的故事不少，在此就不多说了。从此次展陈的上海图书馆藏《三老讳字忌日记》咸丰初拓（释达受题跋）整张，就可以看到，碑刻拓本经过精心设计的题首、题跋并装裱之后，成了一件赏心悦目的艺术品；再传承至今，又是十分珍贵的文物。

《三老讳字忌日记》原石

上海图书馆藏《三老讳字忌日记》咸丰拓本（释达受跋）

现在新疆哈密市伊州区北焕彩沟的《沙南侯获碑》（伊吾司马侯猗题字，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刻石，石头上所刻的字原本就不那么清晰，传拓之后，则给人一种云里雾里的感觉。上海图书馆藏《沙南侯获碑》潘祖荫旧藏之拓，虽号称六行足本，但同样石花弥漫。只因配上了众多的名家题跋，才堪观赏玩味，甚至包括专门定制的盒子及其题签、盒盖背面的题记等，都值得一看。还有吴大澂旧藏本，则把原拓那些模糊不清的字勾勒出来，与拓本原字并列，做成双钩本，也别具一格。所以，碑刻的拓本及其题跋等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又可视作沟通古今的桥梁。

上海图书馆藏《沙南侯获碑》六行足本（潘祖荫旧藏）

上海图书馆藏《沙南侯获碑》同光拓本（吴大澂旧藏）

汉阙

阙是流行于汉代的一种建筑，原先设在一群建筑中那个留作出入的缺口处，用以导引、瞭望。用现在的话说，阙大概就像一个大门岗亭。后来又慢慢演变为象征主人身份地位的仪仗建筑。汉阙有宫阙、城阙、祠庙阙、墓阙之分，现存常见者多属后两种。

当阙离开了它原来附属的建筑群之后，就很难想象其为何叫阙了。如现存河南省登封市嵩山的太室阙，已经被安置在一个保护房中，成了一件藏品，当然也就失去了原来的环境和功用。幸好乾隆年间的金石名家黄小松（易），在其《嵩洛访碑图》册中，有对嵩山太室阙（中岳庙）、少室阙和启（开）母阙的描绘，才让我们通过写实的画面，得以稍稍想见其当初原址场景旧貌和功用。如《中岳庙》图中，画面上中岳庙前的太室阙，东西两阙中间留有一个口，似可从中进入，再沿着一条隐约可见的道路，通往寺庙。

太室阙（现存河南省登封市嵩山）

清黄易（小松）乾隆年间所作《嵩洛访碑图》之“中岳庙”

太室阙旧照之一

尽管在那些晚清民国间的老照片里，也留下了太室阙当年仍在原址的旧影，但周围已经基本是荒郊野地，原始的场景已不复存在。如今，连同少室阙、启（开）母阙等，无一例外地都进入了保护房中。没办法，为了保护，只能如此。再说即使留在野外，那种身临其境的历史感，也早已随着沧桑变迁而荡然无存。

少室阙现状

启（开）母阙现状

无论是近代还是当下所拍摄的汉阙照片及其上面镌刻的文字，都是无法与传世善拓相提并论的。因为你面对的不管是原石还是照片影像，其实就好比是一个已近风烛残年老人的晚境；而那些明清善拓所呈现的，则更接近其风姿犹存的当年。而此次展出的上海图书馆藏《嵩山三阙铭》嘉道间拓本（刘喜海旧藏）长卷，更把分刻于三阙的各自铭文，集存一卷，再加上许多相关的题跋文字，又构成了其独特的文化气息，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内涵。

上海图书馆藏《嵩山三阙铭》嘉道间拓本（刘喜海旧藏）

现存的汉代墓阙，大多在四川境内。如四川渠县的冯焕阙，为防止酸雨侵蚀，正在加盖玻璃钢棚顶。雅安的高颐阙，非常有名，梁思成也曾对其作过考察、测绘。渠县沈府君阙的所在，也已修筑墙院。对比此次展陈的上海图书馆所藏《沈府君阙铭》晚清拓本，就可以发现，拓本虽然雅致，却无从反映原石的立体形态和质感。

冯焕阙近貌

沈府君阙石面

上海图书馆藏《沈府君阙铭》（清末拓本）

因为阙不仅仅是碑刻，还是一种雕塑艺术。而那些相关拓本只拓存平面文字和纹饰，不能反映其整体的形制全貌。当然，对于那些已经消失的阙石而言，之前的旧拓就格外珍贵了。

高颐阙旧照

摩崖刻石

汉代摩崖刻石，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地处汉中的石门。那里是古代进入四川蜀道的要道，但路途艰险。当时，地方官员主持凿通隧洞、修桥筑路之后，就会将有关歌功颂德的文字，刻在摩崖壁上。明末清初以来，又陆续被人访见并拓取。

下图中，一张是石门旧照，另一张是原址现状（石门因修水库被淹，故新建亭阁，标记原来的位置）。而从旧照中，可以依稀看到原先密密麻麻的摩崖石刻。上世纪70年代初，此地修建水库，石门旧地将被淹没，最终只能把最有名的十三种摩崖刻石切割下来，保存于汉中博物馆。同样，通过那些现在也已几乎成了文物的珍贵旧照，还能看到石门摩崖刻石离开原来环境前的大概模样。

石门今昔

石门旧照

石门旧照

现存于汉中博物馆的石门摩崖刻石（十三品）

石门摩崖刻石中比较有名的汉代之作，是被称作“汉三颂”的《石门颂》、《郙阁颂》和《西峡颂》。从照片中，似可通过今存原石与历代善拓的对比，分别体会它们的古与雅。

《西狭颂》（东汉灵帝建宁四年，171）现存甘肃省成县天井山鱼窍峡

上海图书馆藏汉《西狭颂》乾嘉拓本（沈树镛旧藏）

《郙阁颂》原石

上海图书馆藏汉《郙阁颂》清初拓本（吕并旧藏）

碑版

相比阙、摩崖石刻等，碑版是最容易迁移的。所以，历史上就有不少汉碑都早已移入庙堂学府。碑版与前面说的西汉刻石又有所不同，后者多只是利用原石，直接刻制；而主要开始流行于东汉的碑刻，则是一种经过精心选石并打磨加工、设计制作的成果。因此，相比西汉的刻石，东汉碑刻事事讲究，不仅石质好，而且镌刻精。

说到这里，先大略介绍一下有关碑版形制中最基本的要素。其设计中，最重要的是这样几个组成部分：碑额、碑身、碑座及碑穿。碑额也叫碑首，在整块碑的最上面，就像人的面额，一般刻碑名或者图案，也有无碑额的；碑身即中间的部分，刻碑的正文；碑座则是最底下安放碑石的基座。有些碑刻在其额或者稍下一点，又有个圆孔，那就是碑穿。关于碑穿的用途，有说是为了将系拉棺材的绳子通过碑穿增加阻力，用来减缓并控制棺材下葬入坑的速度。到了后来，碑穿则成了一种显示高古的装饰。

东汉《景云碑》碑面、碑额及碑穿

上海图书馆藏《景君碑并阴》乾隆拓本（褚德彝旧藏）

此次上海图书馆大展的展览中，还有一些既有碑面“碑阳”，又有石背“碑阴”，甚至还有两边“碑侧”的拓本。如著名的《史晨碑》前后碑明拓善本，以及《礼器碑》并碑阴碑侧都全的明清善拓等。这种碑阳碑阴乃至碑侧齐全的拓本，相对就比较珍贵难得。而现存山东省济宁市博物馆汉碑陈列室的《鲁峻碑》（东汉灵帝熹平二年，173），从照片上可以看到，为了保护碑石，其两边有两块石头把它夹住；还有的碑以前更干脆被砌入墙中、只露碑面，这样的话，如果碑阴碑侧刻有文字，往往就很难甚至根本无法拓取。

《鲁峻碑》（东汉灵帝熹平二年，173）现存山东省济宁市博物馆汉碑陈列室

如何看待整拓

最后，再说说我自己个人觉得在此次上海图书馆的展览现场，最重要是看什么的问题。今年年初，我曾在为浙江省博物馆举办上海博物馆藏善本碑帖展的媒体采访中，强调应该在观展中抓紧难得机会，重点看原拓的墨色，感受并在记忆中储存不同时代拓本的墨色特征，因为这是碑帖鉴赏中一个其他途径无法解决的重要问题。而在这次上海图书馆的汉碑大展中，我想特别提出的是，除了墨色，展厅中展陈的那36件整张善拓，更值得一看。因为平时在一般情况下，将汉碑善本中那些巨幅整拓，郑重其事地张挂起来细细观赏的机会，极为难得。

上海图书馆藏《李孟初神祠碑》康熙、雍正间拓本

上海图书馆藏《孔褒碑并额》乾隆初拓本（刘喜海旧藏）

碑拓整张的优势有哪些？第一、能从整张中看到原石的行款形制、大小尺寸，这是剪裱册页不能体现的。第二，能从整张中直观原石断裂泐损的原位情状，因为在剪裱册页中，泐损的地方只是一块白色，无法直观其泐损的具体位置状况等。如现存陕西省西安市西安碑林博物馆的《曹全碑》（东汉灵帝中平二年，185），碑石有一处贯穿左右的横向裂缝，这就是其断裂之处，据说是早在明代万历年间的地震就造成的。所以，《曹全碑》拓本就有断本和未断本之别。而不断本之中，又可分为据说是最初碑石在城外发现地所拓的“因”字不损本和运入城中之后的“因”字已损本。如果从剪裱册页中看，只见泐损痕迹，无法想象为何偏偏这个“因”字泐损，而其上的“国”字、其下的“氏”字却都完好。倘从原碑整拓上，就能一目了然地看到，这个“因”字刚好位处碑石的右下角，所以搬运中极易磕损掉落。第三，早期整张善拓不仅留存了原石的尺寸行款，且其存字较一般后拓又相对完整，所以对那些原石已经残佚的碑刻而言，则既可以通过所存整拓，略窥其原貌，又能将整拓作为日后重刻复制的可靠依据。

《曹全碑》（东汉灵帝中平二年，185） 现存陕西省西安市西安碑林博物馆

上海图书馆藏《曹全碑》明拓未断本（俞复旧藏）

《曹全碑》整张

《曹全碑》“因”字泐损情况参照

如此次展陈的上海图书馆藏《汉三老赵宽碑》，其存于青海省博物馆的原石，在1950年的火灾中遭损，仅残存一小块。幸有全碑整拓，才得存其原刻概貌。而大名鼎鼎的汉《西岳华山庙碑》，原石早佚，今存故宫博物院的“四明本”，为该碑存世仅有四件旧拓善本中唯一的整拓，且不说其裱边所存众多历代题跋，即就赖其仅存的原碑行款尺寸而言，就已经是独一无二，弥足珍贵。此外，还可一提的是，同样年代，或者相近年代的旧拓善本，整张往往要比剪裱册页珍稀难得。如汉碑明拓，固属珍贵；但整张能到清初，就已经非常稀见了。

上海图书馆藏《三老赵宽碑》初拓整张

《西岳华山庙碑》四明本（故宫博物院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