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两国的霸主传递路径

导言: 18世纪,英国凭借其岛国优势和高效的战争筹款效率,取得了对荷兰和法国的最终胜利,并由此成为独

导言:

18世纪,英国凭借其岛国优势和高效的战争筹款效率,取得了对荷兰和法国的最终胜利,并由此成为独霸的海洋霸主。陆地霸主法国、德国反复挑战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都失败了。最终美国能成为继英国之后的世界霸主,除了历史机缘和岛国优势这两个因素外,还与美国和英国在精神内核的传递关系上有着直接的关系。

节选自《枢纽》第八章“世界历史民族的精神自觉”第二节“大国的自我超越”。

英国从18世纪中期开始直到20世纪初期,都是无可争议的海洋霸主。这个霸主地位是它从荷兰手里抢来的,荷兰在其鼎盛时期,商船吨位占了欧洲商船总吨位的四分之三,以此垄断了东西方海上贸易,积累了巨额财富。

英国为打破荷兰的海上贸易垄断地位,在1651年颁布了《航海条例》,规定只有英国或其殖民地所拥有、制造的船只可以运装英国殖民地的货物,其他国家的制造产品,必须经由英国本土,而不能直接运销殖民地。

1665年,第二次英荷战争爆发

英国于此挑战的并不是作为抽象原则的海洋自由,而是自由的海洋上荷兰人对于商船的垄断地位。这种挑战带来了绵延的战争,英国既要与荷兰争斗,又要与同样觊觎海上霸主地位的法国争斗。

最终,城邦规模的荷兰败给了国家规模的英国;在与法国的争斗中,英国的岛国地位又被证明是一种无法超越的先天优势,它可以资助陆上盟友对抗法国的陆地霸权,自己则放手在海外行动。

七年战争:改变欧洲大陆格局

最终在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英国彻底毁灭了法国的海上帝国,成为独霸的海上霸主。

成立于1694年的英格兰银行,对英法争霸的战局有着巨大影响。它在成立后不久便成为英国国债的最大买家,极大地便利了英国政府的战争筹款工作,使得综合国力相对较弱的英国,却能够比法国更容易筹到战款,最终将法国拖垮。

作为私人银行,英格兰银行必须考虑风险收益比,之所以它敢于大量购买英国国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英国的制度转型所带来的信用基础。

▲ 英格兰银行

1689年的光荣革命,在英国稳定地确立起议会与君主共治的结构,但在英国人看来,这也不是什么颠覆性的革命,只不过是恢复了“英格兰古老的自由”。革命后的议会掌握财政权,国王掌握行政权。

在英国,发行国债的决策要通过议会批准,这意味着发行出来的国债有着可靠的国家财政能力做担保;而在法国,由于君主专制制度,国债的发行由君主决定,只以君主本人的筹款能力为担保,风险远高于英国。英国自由的内政制度使得其国际战略得以顺畅展开,在此已经显示出其世界主义转型的潜力。

“七年战争”结束后没多久,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中期,英国成为世界工厂,继军事之后,其经济也成为世界性的领导力量。

第一次业革命

英国煤矿使用蒸汽机作为矿坑升降动力

工业革命深刻地改变了英国的社会结构和财富分配结构。

此前,土地阶层、商业阶层和金融阶层是英国社会中最有力量的群体。包括后两个阶层在内,这些人多半都有贵族身份,都是大地主,他们掌控着议会,操控国家的大政方针。《航海条例》正是在商业和金融阶层的联手下获得了通过,并一直延续下来。

1815年,在土地阶层的推动下,英国又通过了《谷物法》,规定国产谷物平均价达到或超过某种限度时方可进口,以保护农业经营者免受外国廉价谷物的竞争。

这两部法律对于新兴的工业阶层都是不利的。《航海条例》所带来的航运垄断,提高了制造业对外贸易的物流成本;《谷物法》则提高了英国的谷物价格,进而提高了自由劳动力的成本。工业阶层亟欲改变不利条件,对他们来说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进入议会,通过议会程序来推翻这两部法律。

▲ 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

在工业阶层的不断抗争和努力下,1832年英国进行了议会改革,工业阶层终于在议会中有了自己的代言人。

这次议会改革中最根本的变化在于,将选举资格从基于特定的土地保有权改为基于财产权,以年纳税额作为基本衡量标准;在财产权标准面前,传统的等级身份差异被转化为阶级身份差异,异质化的臣民身份转向均质化的国民身份,从传统的等级政治向现代的大众政治的转型,就此打开了出口。

第一次议会改革的口子一开,后续的改革就不那么困难了。1867年、1884年又经历了两次议会改革,使得议会内部的人员构成更能够反映英国社会的变迁,更能够聚合民意。

在此过程中,1846年《谷物法》被废除,1849年《航海条例》被废除,到19世纪中期英国确立了单方面自由贸易政策。英国的商业资本、金融资本也在悄悄转型,逐渐与工业资本合流,土地阶层不再垄断政治。资本的无界、流动性原则终于战胜了土地的有界、固定性原则,英国在制度层面的世界主义转型也完成了。

伴随着工业革命,一场精神革命也在英国发生,这就是起于18世纪中后期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它促成了英国在精神层面的世界主义转向。

▲ 启蒙运动倡导者们

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以全球为其思考单位,提出,全球普遍市场的运行,最终会展开为一个世界历史过程。通过不断的商业交互与技术传播,包括对于亚非等地落后民族的传播,最终带来人类对于自由的普遍享有。

这样一种论证,使得后来英国所推行的自由贸易获得了高度的伦理正当性,其支撑的全球普遍秩序被承认为一个可欲的秩序。英国成为一个全方位世界主义的领导性国家,英国的国家利益也正在这一世界主义转型中获得了最大的实现。

到19世纪后期,发生了以电力、内燃机、化工等产业为主导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英国在这些领域没有优势,逐渐将制造业龙头的地位让给了美国和德国。但伦敦仍然是世界金融中心,掌控着国际金本位,从而掌握了国际经贸秩序的根本;帝国海军仍然是世界海洋和平的保障。英国仍旧是世界霸主,美国和德国正是在英国给定的规则秩序内崛起的。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美国

就地缘结构而言,美国是一个超级岛国,它也拥有成为海洋霸主的潜力。但美国本身又是大陆规模的国家,庞大的内部市场使其经济有着相当的自给性;再加上其清教立国精神,拒绝旧大陆“不道德”的均势政治,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力图构筑一种新的理想政治,迟迟不愿与外部世界发生政治联系。

因此,美国的经济力量一直未能为其带来相匹配的国际政治影响力。

第一个转折点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大战使得美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黄金储备,其经济开始有了一种世界主义品性;美国的军队成为决定欧洲战场命运的力量;在凡尔赛和会上,威尔逊总统提出的民族自决和集体安全理念获得了普遍的赞许,美国一跃掌握了世界伦理的制高点,其在国家理想上遂也有了一种世界主义品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吊诡的是,这种世界主义伦理,同样来源于清教精神。清教徒自视为上帝选民,孤芳自赏,在自己尚弱小时,宁愿孤立起来,以免被邪恶的旧世界所玷污;但是清教徒也有一种普世情结,希望把自己的价值推广到全世界,以消除旧世界的邪恶,一俟自己的力量足够,便会迸发出强烈的世界主义热情。

但是威尔逊总统并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国际制度框架,作为其理想与实力的中介性要素。他所设计的国际联盟方案,没有独立的行动力,被英法的意志所劫持,集体安全的精神丧失掉了;他殚精竭虑斡旋出来的《凡尔赛和约》,对于他所推动的民族自决原则半心半意,又对战后秩序没有一个可行的安排,更兼对于德国过分苛刻以致丧失正当性。

▲ 1919年《凡尔赛和约》签订会场

这些问题使得,在国际上,威尔逊各种主张的道义真诚性大受质疑;在国内,国会又质疑威尔逊,认为他把美国引入旧世界的均势政治之中,遂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这一系列挫败,使得美国在精神上再转回到孤立主义,并未完成世界主义转向。

真正的转折点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前期美国仍抱守孤立主义,但《租借法案》已经彰显出其作为“民主国家兵工厂”的巨大经济潜力;到正式参战后,美国的巨大生产能力马力全开,令其他所有国家相形见绌;战后初期,美国的工业产量占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半以上。

战争也使得美国成为真正的海洋霸主。

第二次世界大战

战后所建立的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等等一系列国际制度,使得美国所欲想的、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世界新秩序获得了可行的制度框架。

不久后冷战爆发,美国面对的不再是搞均势政治的旧世界,而是另一个抱持普世主义精神,却与美国的理念尖锐对立的阵营,这又将清教徒的普世主义热情强烈地激发出来。

美国的国际战略与国民的精神冲动于此形成共振,构成一个巨大的动员力量,内政外交于是联立起来。美国的世界主义转向就此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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