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档案馆里珍藏有张学良将军于1931年10月12日写给他的亲信部下何柱国将军的一封密信。当时，何柱国指挥3个旅驻守山海关内外一带，地位十分重要。张学良写此信时距九一八事变爆发还不到一个月时间，正是宁粤和谈之际，时局紧张不定。此信对我们了解张学良当时的内心世界很有帮助。因为过去学者们从未引用过这封信，故笔者认为有必要撰文加以介绍。

一

为了让读者全面了解这封信的内容，笔者认为有必要将这封信全文抄录如下：

柱国兄：

函悉，因候罗总长由粤返平，昨日乃到，确知粤中情形后，再覆兄信。现和议进行甚顺，弟已派罗总长昨日即刻返沪，参加和议，以便悉其内容。看现在情形，兄可不必再去广东，兄之热心可嘉，因弟不愿兄离开榆关重地也。所以，候粤信，知有眉目，非不得已，必兄去广东，才可去。因现在我们已半亡国军人，所服任务，恐兄去，旅中乏人照料，而山海关又甚关重要，非兄，乏人可胜此大任也。现在最重要者，要确实团结，上下一心，外可以御强敌，内可以除卖国贼。弟十分痛心者，真有不是人类者，确愿作李完用第二，只求目前一点小利禄，言之不觉泪下。夫人必自恶，而后人恶之;国必自亡而后人亡之。可叹!我生此时，亲眼看见卖国奴，真使我五衷如焚，恨不得食彼辈肉而方快。切盼我兄，训咱将卒，内忧外患纷来，此正男儿报国时也。敌国尚有可和之议，卖国奴非杀不可。弟书时心火上升，不修辞句，谅兄知我心矣。

此信写了三天，今日忽接唐少川(唐绍仪字——笔者注)电，又唱高调(蒋下野，另组新政府)，可叹!到这步天地，大家(大老)还不牺牲一切，一致对外，真伤【丧】心病狂，不怪人民之不爱戴，敌人之看不起也。弟五衷如焚，写了个乱七八糟，阅完切要一焚，以免落人手，笑我也。如兄对公对私，有所见，切不要客套，常来信为要。

弟良手奏

十月九日书

十二日完成

张学良是在一种十分愤懑的心态下写这封信的，在这封信中用了许多愤激骂人的语言，所以他要求收信人“阅完切要一焚”。但何柱国并没有按照长官的意愿将信销毁，还是保存了下来。何柱国在抗战胜利后不久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参谋长，正当他准备率领部下前往东北接收，一洗当年不抵抗丢失东北大好河山的耻辱的时候，他的政敌却在一次国民党军方上层的宴会上在他的酒中下毒，将其双眼毒瞎，致其成为残疾人，不得不永远脱离军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何柱国曾居杭州多年(后定居北京)，担任过浙江省政协委员等职务，因此之故，何柱国保存的包括这封密信在内的一批历史文献资料均被浙江省档案馆收藏。

二

要理解张学良的这封信，有必要介绍一下当时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

1931年春夏，因为国民党元老、时任立法院院长的胡汉民反对召开国民会议制订《中华民国约法》、选举总统，急于爬上总统宝座的蒋介石(当时他的职务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因此而恼羞成怒，两人为此争论了好几个月，弄成僵局。蒋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悍然解除胡汉民的所有职务并将其软禁于南京郊外的汤山，使其失去人身自由。蒋的专制独裁行径激起国民党内反蒋派的强烈反弹，各路反蒋派要人在反对独裁的口号下，以两广(广东、广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的武力为依托，于1931年5月28日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南京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史称宁粤对立。国民党的分裂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提供了可乘之机，3个多月以后，日本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身为南京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兼东北边防司令长官的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前后，面对日寇的侵略威胁，他的基本思想是，单凭东北军不足以抵抗强大的日寇，要抵抗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强有力支持。1931年9月28日，张学良在北平各界举行的抗日救国大会上直言不讳地说：“欲抵制日本，则中国必统一。如果中国在统一之下，我敢云此事不会发生。”张学良认为，要抵抗日本的侵略，必须立即结束宁粤分裂的局面，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以全国之力来抵抗日本的侵略。

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全国舆论强烈要求国民党结束分裂对峙的状态，宁粤双方虽然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表示愿意和平解决争端，但又各执一端：粤方坚持以蒋介石下野作为和解的先决条件，企图借此改组南京国民政府，掌握国民党中央大权;而蒋介石则想借和议之名把胡汉民、汪精卫等粤方大老拉过来，取消广州国民政府，使全国重新统一到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之下。由于双方各有所图，和谈陷入僵局。

从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身处前敌第一线的张学良对当时正在进行的宁粤和谈十分关切。信中的罗总长即罗文干(1888—1941)，广东番禺人，曾任北洋政府财政部长、司法总长等职务。北洋政府覆灭以后，罗文干于1928年底开始担任张学良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高等顾问。宁粤和谈开始后，张学良即派罗文干南下广州，了解情况，并敦促他们和平解决争端。张学良原本还想派何柱国(广西人，与两广的高级将领有同乡、同学之谊)南下促成和谈，但张学良从由广州返回北平的罗文干口中了解到“和议进行甚顺”的情况后，又考虑到何柱国身负重大军事责任，不便在此时离开部队，便改变了要何柱国南下的主意。10月6日，张学良派罗文干和刘哲乘坐他的专机前往南京、上海参与和议。

在宁粤和谈期间，粤方曾发电报给张学良，要他“促蒋介石下野”。不久，粤方的唐绍仪又发表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另组新政府。

张学良认为，在空前的国难面前，反蒋派的政客们不恤国难，徒争个人的“小利禄”，他对此非常气愤，故而在信中说：“弟十分痛心者，真有不是人类者，确愿作李完用第二，只求目前一点小利禄，言之不觉泪下。夫人必自恶，而后人恶之;国必自亡而后人亡之。可叹!我生此时，亲眼看见卖国奴，真使我五衷如焚，恨不得食彼辈肉而方快……敌国尚有可和之议，卖国奴非杀不可……今日忽接唐少川电，又唱高调(蒋下野，另组新政府)，可叹!到这步天地，大家(大老)还不牺牲一切，一致对外，真伤【丧】心病狂，不怪人民之不爱戴，敌人之看不起也。”

张学良当时对蒋介石十分迷信，1931年7月30日，他还应蒋介石的要求发表通电，攻击粤方反蒋派“丧心逆理”，表示他自己坚决服从蒋的命令，时刻准备“彻底讨伐”粤方反蒋派云云。由此可知，张学良信中所骂的对象显然是粤方的反蒋派政客官僚。

三

九一八事变前后，张学良无疑是十分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之所以如此，据笔者多年的研究，主要是对日寇的侵略野心估计不足，以为日寇还是像以前一样，只是虚张声势，制造事端，勒索利益。他根本没有想到日寇的侵略胃口是如此之大，要一口吃掉东北三省。由于对日寇侵略野心估计不足，张学良在事变前后一再命令部下对日寇的挑衅绝对不得抵抗，希望以此避免事态扩大。张学良在事变后承认：“不抵抗主义实乃误会。此次时间除我想不到外，即各位亦恐想不到。事前为防止日人挑衅，故令取不抵抗主义……”

张学良虽然出身于旧军阀营垒，但他本质上却是一个难得的纯洁的爱国军人，自称“爱国狂”。张学良执行不抵抗主义，被国人讥讽为“不抵抗将军”，国难家仇集于一身的张学良从此背上了沉重的黑锅，内心的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曾沉痛地对部下说：“国土不能守，父仇不能报，我是一个民族罪人，我有何面目再见东北父老?”

在日寇的侵略野心暴露无遗后，张学良一直盼望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全力支持他抵抗日本侵略，收回东北三省，但蒋介石顽固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反 动国策。在等待了数年以后，爱国心切、忍无可忍的张学良不得不联合杨虎城将军一道，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以非常手段迫使蒋介石放弃先安内后攘外的反 动国策，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是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