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最终验证了议程设置假设：大众媒介为政治运动设置议程，影响政治事件的显著度。麦考姆斯等人在后续研究中，多次强调议程设置的核心概念是显著度的转移，由媒介议程的显著度转移至公众议程的显著度。
议程设置的核心思想是，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者意见的具体看法，但是可以通过提供信息的多寡和对议题报道的轻重，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件以及他们谈论这些事件的先后顺序，即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去想什么。
理论渊源
麦库姆斯认为议程设置理论的渊源来自李普曼在其《舆论学》中引自柏拉图《理想国》的“洞穴影像”隐喻，即人们头脑中的图景由何而来的问题；而议程设置的概念化灵感则来自于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en）的著名论述：在大多数时间内媒介并不能告诉人们对事情的看法（what to think），但却能成功地告诉读者该认真考虑些什么（what to think about）。
媒介在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中所起作用是美国新闻传播学始终关注的研究问题，但是20世纪40年代的研究结果却显示媒体对选民的直接影响有限，这一阶段的传播效果研究由此被冠之以“有限效果论”。麦考姆斯与肖对有限效果论表示怀疑，“尽管媒介改变投票人态度的证据并不充分，但是投票者要在选举中接触大量的信息却是确凿无疑的”。
他们认为“有限效果理论”的失误恰在于将态度作为核心概念，这一概念自20世纪早期被提出就主导了社会心理学研究。而“有限效果”理论的逻辑推演原本是这样的：首先，媒介让受众知晓某事；其次，媒介为受众提供一系列信息；再次，这种信息为受众态度的形成与改变提供基础；最后，态度影响了行为。但大多数“有限效果”研究却绕过前两个阶段而将注意力直接集中在态度与行为的改变上，并以此得出结论：大众媒介对受众的传播效果有限。基于此，麦库姆斯和肖将“议题设置”假设置于认知而非态度的框架内。
议程设置研究显示出对有限效果研究的承继与反拨，其研究问题一脉相承，但麦库姆斯和肖将一个由来已久的研究议题带入具有转折意义的研究框架中，具体说来，议程设置研究的转折意义至少有以下两点：
1、议程设置将一传播学研究的传统议题植入美国实证研究的话语体系，并验证成立。洛厄里等认为传播塑造观念的看法实际由来已久，而“缺乏的恰是有人能将这些要素综合起来形成一个系统的可供研究的假设，并通过认真搜集的实证数据来检验这一假设”。
不仅如此，议程设置研究的吸引人之处还在于它将研究假设操作化为可以直接测量的自变量和因变量，而对于传播系统构建社会现实作用的研究则并不总是能做到这一点。麦考姆斯和肖将议程设置研究带入量化研究的话语体系中，对美国传播学研究影响深远。
2、议程设置研究重申了大众传媒的重要地位。洛厄里等人认为这是新闻传播学研究主体意识确立的结果。伴随着大众传播学教育的发展，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专业特征日益显著。研究者也逐渐将研究兴趣由社会学和心理学话题转向找寻一个更符合新闻传播学知识遗产的话题，而“媒介的力量”——议程设置试图验证的大众媒介所具有的政治影响力正是这样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新闻学主题。
议程设置理论的历史发展
2014年，议程设置的初创者们撰文回顾该研究历经40余年的发展历程。他们认为，多年来，议程设置在以下7个不同方面均有所发展：
1、基础议程设置研究，即一级议程设置，关注媒介议程对公众议程的影响，以事件、政治人物及其他事物的显著度为切入点，自1972年论文发表以来，大量学着者对议程设置理论最有影响力的观点在各个领域应用效果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
2、属性议程设置，即二级议程设置，以事物属性的显著度为切入点，关注媒介议程对公众议程的影响，作为后续研究，研究学者们推测，不仅是媒体议程，事件的本身属性也有议程设置的重要效果，属性议程设置包含力认知部分，比如描述事物特征的信息；也包括了情感部分，如叙述的语气（积极的、消极的、中性的），也就是说，新闻对事件的某些信息着重描述或以不同的感方式呈现，会左右受众对其重要程度的判断。
第一和第二层级的议程设置中都包括了议程的显著性从媒体议程到公众议程的转移。不同的是，第二层级的议程设置专注于事件本身属性的显著性，在这方面，麦库姆斯认为属性议程设置不仅能够改变议程设置的第一层，即观众对议题的关注力，甚至还能告诉他们如何去思考一项议题。也就是说，议程设置的第二层通过强调一个事件的某些特征和性质而忽略另外一些特征和性质来对受众的认知产生影响。
3、关联网络议程设置（Network Agenda－setting），即三级议程设置，认为无论是媒介议程还是公众议程均以关联网络的形式存在，关注上述两者在事件及其属性之间的显著度，关联网络议程设置则认为受众在心目中是依照要素间的关系绘制事件或属性的网络关联图景，其研究关注大众议程和媒介议程中的事件或属性之间的关联。依照研究者的说法，一级和二级议程设置分别能够告诉我们想什么、怎么想，现在通过建构议程网络还可以影响我们怎样将不同的讯息联系起来。研究者利用2012年总统选举期间Twitter上的有关公众、新闻媒介及政治选举讯息的数据，验证新闻媒体设置“议程所有权关联网络”（Issue Ownership Network）的效应，结果显示，新闻媒体不仅可以设置公众关于政治候选人的独立事件的认知，也可设置其对整个事件网络的认知；
4、导向需求（Need for Orientation），对理解议程设置作用十分关键，详细描绘了个人接触媒介时的心理，议程设置效果中的个体差异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导向的需求和议程的融合来衡量的，导向需求这一概念对议程设置的个人变量做出了心理解释：当人们对某一议题了解不多时，需要引导的要求就越高，则导向需求更高。他们研究发现导向需要与媒体中报道的政治信息有明显的相关性，并导致更强的议程设置效果，导向需求是在相关性和不确定性两个条件决定的。因此，个人导向需求的概念强调了接收者的积极参与，并为解释“人们用媒体做什么”做出了贡献；
5、议程融合（Agenda melding），关注人们融合其带有个人观点经验的社区议题与媒介公共议题的方式。议程设置的研究集中在个人从大众媒体议程中学到信息的过程，而议程融合的研究则认为个人通过使用各种媒体收集信息将自己本身的议程与社区议程相融合。从这个意义上讲，议程融合被解释为议程设置的一种反向效果。初创者们指出，这其中，导向需求、关联网络议程设置与议程融合是当前特别活跃的研究领域。
6、上述三级议程设置对态度、观点及行为的影响；
7、媒介议程的来源，从流行的文化心理到新闻源、媒体间影响、新闻业规范与流程、记者的个人特质等方面探讨媒介议程如何而来。
批评与反思
40余年来，自议程设置第一项研究成果发表以来，诸多学者对其研究局限进行着批评反思。学者认为由于缺乏对“议程设置”效果发生机制的探求和描绘，这一媒介效果假说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1974年，麦克劳德等提出告诫：不应对议程设置不加批判地接受，将其作为广泛、没有前提条件的媒介效果。他强调议程设置发生过程受到诸多偶然因素的影响：比如公众的党派立场、媒介接触、媒介使用需求、选举兴趣及年龄等。
议程设置研究对现实的简约化不仅体现在其对议程设置产生效应过程中各类因素的忽略，还在于其研究中隐含着的一个重要前提：议程是“个人的议程”，即该理论假设将民主社会中的公众视做个人。但是，议程设置研究中测量的却是个人议题的显著度，而不是人际传播层面的议题显著度。
议程设置研究的另一重要变化是以新媒体为介质的研究大量涌现，46.8%的论文关注新媒体的议程设置，而在2008年之前，这一比例则为24.9%。对新媒体的关注不单拓展了议程设置的研究领域，该理论的概念内涵也因此有所丰富与深化。
近年来，大量研究发现，即使在web2.0时代，媒体议程设置理论依然发货着显著效果，尤其是当研究设计大量对微博、推特相关数据的使用时，其理论效果则更为显著。
首先，公众议程受到重视。以往的中国议程设置研究完全是围绕着“媒介中心”来进行的，受众议程被忽视了。而在2008年之后，研究中提及公众议程的论文占到43.7％，这其中近七成的论文是对新媒体议程设置的研究。在新媒体研究的影响下，论文中同时提及的其他理论也发生了变化。1986年－2008年，“把关人”是议程设置研究中被提及最多的其他理论，而2009年之后则变为“意见领袖”。把关人理论通常被视作传者理论，它将传媒视作社会中一种基本和具有威力的力量，议程设置与其联系在一起显示出研究者心目中带有一定的“传媒中心论”的倾向。而新媒体具有的互动性、低门檻等特征使研究者注意到公众由此可能会充当起意见领袖，形成公众议程。
其次，关系逻辑渐趋明显。议程设置最核心的逻辑是关系，主要为媒介与公众间的关系。郎氏夫妇对水门事件所做的“议程建构”分析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各方行为体：政府、精英、媒体与公众间的议程互动。以往的中国研究中由于集中于媒介议程，无法展现议程设置过程中中国社会中各方行为体之间的关联互动。伴随着新媒体日益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中，中国语境下议程设置中的某些关系逻辑也渐渐显现，当然，这一关系的实质与影响则有待于研究者谨慎地观察与证实。
麦库姆斯提出了当代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的两大主流趋势：1、修改和扩张议程设置理论的基本概念；2、修改和扩张新的环境中的理论。然而，在新的互联网格局中，探索议程设置的研究方向是十分重要的，最好的研究方法是去探索议程设置所处的位置。
参考文献：张军芳.“议程设置”:内涵、衍变与反思[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22(10):11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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