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巨大的风洞之中，一阵风吹来，所有人为之心神摇荡，风之后又空空如也。

来到这里最强的感受，是我长期熟悉的话语系统消失了。

曾经，这套话语系统是人文训练，是会谈到思想、价值、批判、反思、卡尔维诺的话语系统，我们在里面谈理想、谈努力。

话语系统消失之后，我们进入了一个商业化的系统，所以现在的商业演讲，就特别喜欢用马尔克斯作为开头。

前不久，我去薇娅的直播间拍了一个节目。

我非常好奇，为什么在一个小小的直播间里，会发生这么大的事情，而我却一无所知。于是，我去到了她的直播间，一次在北京，一次在上海。

我从来没有在微观世界里，看到一个能量场是这样运转的。

这空间是如此地丰沛，有很多件物品——衣服、包包、口红、面包、牛奶，它们杂乱地放在那个地方。但同时，我又感觉到房间里充满了一种惊人的匮乏，所有的物都是一样的，房间里看不到一种更富层次的东西，只看到主播充满热情地在描述这个产品。

在巨大的热情背后，我看到的是不断重复。使用者大量涌进来，买这个，买那个，说我是薇娅的女人、薇娅的骑士，整个屏幕都是一样的话。我看到信息在巨大流转，物在巨大流转，同时也看到了它的单调性。

这种热情如此巨大，但似乎又不可推敲。这个热情甚至让我非常地疲惫，拍了两个下午，摄制组一半人都病倒了。但12点直播结束之后，薇娅和她的团队还会继续分类，第二天重复做这件事情。

在阿里巴巴小基地的工作房里，所有墙壁都空空荡荡，杂乱的物品堆满了房间，每个人都用一套术语进行交流。那套术语，会让你觉得不知道该如何进入这个世界，开始困惑，那个世界跟你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然后你会按照过去接受的教育，批评这一切，觉得这是被物占据的世界。

但我也在那个世界里，看到很多“渴望”。

看薇娅和她的助手推销物品，已经变成了很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为这么多人需要陪伴，在喧扰的过程中又感到一种孤独，这种孤独是无声的。

接着，你会发觉自己的热情无处安放，因为个体的日常热情不来自社区，不来自你的家庭，不来自你可改造的世界，所以你只能投靠一个消费的世界。在这个消费世界里，充分表达自己参与的热情，获得同伴的热情，建立人际亲密关系的热情。

这背后，当然是造就某种经济奇迹的巨大动力，很少有国家和社会会像中国社会一样，在如此单向的维度之中投入如此巨大的热情。

如今的社会正在鼓励一套新的创业方式，需要你牺牲个人生活、情感生活，甚至是睡眠。整个社会像进入了一种谜团的状态，其他丰富的需求变得不重要起来，或者变得滞后起来，我们需要达到某一个目标才能够去做什么。

这是过去几十年，给我最强烈的印象。这一整套商业语言，鼓励我们继续往前寻找新的机会、新的可能。

我非常喜欢一个波兰社会学家说的话：

所有时髦的言辞都倾向于分享相同的命运：它们假装能说清的经验越多，它们自身就越发难以理解，它们排挤和取代的真理越多，它们就越快地成为无可置疑的信条。

那些做直播的小孩给我展现了一个非常一致的成长背景。他们成长在上世纪90年代末之后的20年时间里，中国社会基本被娱乐的碎片化信息、技术、消费所驱动。不管是技术还是消费，它们都天然排斥更多可能性，所有迟缓的东西都被慢慢过滤掉了，因为它们强调“我要，我现在就要”的即刻结果。

所有人都在证明自我，通过消费和购买证明我跟别人不一样，但这个自我缺乏丰富的系统构成，缺乏对绵长历史的比较，这个自我变得单薄、脆弱，容易受伤，容易被击败。

所以，社会的情绪如此摇摆，我们看到一个强调自我的社会，一个前所未有的盲从的世界。消费主义鼓励你购买，鼓励个人成长，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创业者希望操纵大众，希望创造某种事件。

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巨大的风洞之中，一阵风吹来，所有人为之心神摇荡，风之后又空空如也。

就像晓波说的，我们在面对时代的失迷时，也面临双重问题。

一方面，话语系统受到明显压迫；另一方面，我们跟这个正在变化的时代脱节了，如果每一种传统思想不被新的状况所激活的话，思想就会陷入僵化。但是，每一个新的事物如果没有传统保持稳定的话，就会迅速地滑落。

过去的中国一直是这样，我们是一种由经济驱动的动物。此刻眼前的热情，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可摧毁的还是会突然改变的？

来到厦门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个福建人。

他叫林文庆，他爷爷的那一代从福建移民到新加坡，所以他从小就接受着英式的教育，讲的也是英文，他从小就认为自己是大英帝国的子民。

在爱丁堡大学读书时，他发现老师们把他当做中国人看待，而自己却一句中文都不会讲，他感到一种处于英国和中国之间的焦灼。回到新加坡后，他成为了当地的领袖，开始寻找儒家思想，学习孔子，成为康有为、孙中山最重要的接替者。

右边这张照片中，一定有福建人。

一百年前的福建人，漂洋过海到新加坡、南洋。当时他们生活在一个深受屈辱和资源匮乏的中国，最想要得到的便是个人财富、个人安全，但他们心中又始终涌现某种无法排遣的激情。即使在当地已经算颇为富裕，却仍然觉得没有个人尊严。在英国人某种森严的统治下，他们觉得大英帝国无法保护自己。

看到此刻高度现代化、秩序化的新加坡，你很难想象一百年前，这里是一个如此激荡的地方。

那个时候的中国人，被认为是为了一点点报酬就可以拼命工作的人，但在转瞬之间，他们也可以放弃所有利益，投入新的冒险之中。人对自由的想象会打破之前某种固定的印象。

另一个福建人林语堂，也是对我影响非常大的作家。

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包括之前一代的人，他们都想逃离中国，觉得纽约、巴黎的生活更可以想象。因为眼前的这个国家充满压迫，伤害个人尊严，缺乏自由，腐朽，所以我们需要去新世界学习一些东西回来。

1935年，林语堂用英文写作了一本书叫做《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他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诠释了他眼中的中国传统。

他描绘了一个栩栩如生的中国。在1935年的世界里，中国处于整个世界中非常卑微的位置，这一本书极大地改变了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林语堂因此成为上世纪30年代之后，中美之间的大使，他重新诠释了传统。

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正在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

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非常触动。

我出生于1976年——改革开放前的三年，尽管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不断开放，物质逐渐丰沛的国家，但是你会发现你对自己的国家所知仍然甚少。每个中国人都生活在高度反差之中，每个中国人都在被教育。我们有着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但走在街上时，却很少看到一栋有五千年历史的建筑。

这种巨大的历史传统是一种抽象的存在，这是一个强调层级的中国传统，一种操纵式的传统。

这也是我自己在写《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这本书时强烈的感受。我写这本书花了5年的时间。面对晚清那个世界，我突然发现它离我们似乎并不那么遥远。

当我们在讨论眼前这些新的技术革命，讨论信息爆炸的时候，出生在1873年的梁启超同样面临着一个信息爆炸的世界。那一轮全球化由铁路、电报所驱动，他一个曾经只读四书五经的年轻人突然面对报纸杂志的世界，对他来说，同样是一种巨大的外来冲击。

而清王朝的整个结构看起来无法应对这一切，梁启超感觉非常不安又无力。当我们说到梁启超的时候，总是在讨论传统中国在他身上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但其实他要面对的是过去更多的传统，面对的是先秦两汉的中国、魏晋的中国、宋代的中国、明清的中国，面对的是数学、汉学之争，中文学、古文学之争。

他的老师康有为发现巨大的中国难以撼动，必须找到一个新的方式，进入固化的系统撬开裂缝。于是他们重新把孔子塑造成一个改革者，而自己则成为了变革者，在变革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牺牲。

这样的传统充满争辩、彼此矛盾，但也正是因为充满争辩、彼此矛盾，才给予我们重新理解的可能性，因为它随时会提醒你眼前的方式是某种僵化，并不是唯一的未来。

另一个参照是我很喜欢的历史学家，柳田国男，他向西方学习。

他感到深深的不安，他觉得传统的日本正在被新的国家意识所慢慢地掩盖。于是他去到偏远的乡村、遥远的岛上，寻找那些日本可能失落的声音。失落的声音代表着另一个日本，是对眼前粗鄙、令人压抑的日本的某种校正。

这也是日本人寻找自我的方式，在1970年代也发生过这样的寻找。那个时候的日本经济获得高度成功，他们发现日本的一档节目在NHK大受欢迎，这个节目里有很多没有被列到旅游表上的地方，但它们却代表了日本的丰富性。

而我们此刻的中国，需不需要重新发现传统，发现周围的世界？

我们每个人都在一个巨大的平台上满怀热情，比如美团、阿里巴巴、直播……但我们很少对身边的事情产生热情。

这是因为周围世界趋于匮乏，我们缺失了对真正属于自己小范围世界里的亲密感，才会把这种缺失给予一个遥远的平台。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变得更加具体。

在薇娅直播间，我与她聊天，常常惊叹于她的努力和高效。薇娅非常感谢购买者给她的安慰和陪伴，但她每次讲自己故事的时候，总是会被购买者所打断，因为对购买者而言，个人的叙事不重要，他们只想知道哪个东西最便宜。三年之后，薇娅慢慢放弃了讲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故事，慢慢进入到一个更为直接的阶段——给你最便宜的东西。

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很多地方正在失去这些微小的对话能力，失去了真正的沟通和真正的社群感，所以我们形成了一个孤立的个体和巨大平台之间的关系。

个体对丰富生命的渴望被压抑着、沉睡着，只能找到一个单向的通道来缓解自己的抑郁和焦虑。但是如果不通过具体的方式来解决，而通过集体的方式来解决，就永远不会获得真正的解决，个体会陷入永远的抑郁之中。

但是，我又对个体内在的弹性充满信心。40年前是穿中山装的时代，仅仅几年过去，世界就充斥了五颜六色的服装。我们也希望自己可以变成关心周围世界、理解他人、关心艺术的人，而不再是某种标签，真正来自内心真诚的召唤和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