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刺猬》：祝福我们不被卡住的人生
曾于里
注：本文有剧透
“疯癫与理性”的关系，一直是文艺创作中的重要母题，“疯癫”也可以置换为“疯子”“神经病”“神金”“狂人”“异类”“边缘人”等词。改编自郑执小说《仙症》，顾长卫执导，葛优、王俊凯领衔主演的电影《刺猬》，就是从一个异类的视角，讲述一个“疯子”的故事。
《刺猬》海报
“我”是口吃的周正（王俊凯 饰），是他人眼中的异类；“我”的姑父王战团（葛优 饰），则是他人眼中的“神金”。
王战团（葛优 饰）
周正（王俊凯 饰）
王战团很怪。他有一些非常规的行为举止，比如借味闻烟、指挥刺猬过马路，等等，充满荒诞感。
他似乎有臆想症。他骄傲讲述自己当过海军、潜艇兵，去过太平洋的“光荣事迹”，实际上这些可能只是他的幻想。他甚至尝试模仿《海底两万里》中的飞鱼，插上大葱试图飞翔。
他还我行我素。即使面对家人的不解，也能保持独特的生活方式，精神状态不内耗。
王战团看着挺疯，可很多时候他又表现出超乎常人的睿智和理性。
比如他有高超的棋艺。他能够一边看书一边与人下棋，并且还能赢得比赛，这多少显示了他清晰的思维能力。
他坚持自我身份。比如不让“我”称呼他为“大姑父”，而是要求使用他的名字“战团”。他重视个人的身份和独立性，不愿被家庭关系所定义。
他有时甚至像个智者，对社会规范和个人遭遇有着深刻的诘问。比如他反复询问“不应该啊”，看着莫名其妙，其实他质问的是周遭那些不合理的行径。
不论如何，家人和外界都难以理解王战团，王战团也没有争取家人和外界理解的意思。换句话说，并非主流社会不愿意接纳王战团——其实家人还是爱着王战团，只是王战团自身拒绝遵从这套主流体系，他没有刻意让自己活成外界眼中的“正常人”。
在福柯看来，“疯癫”并不是一种固定的疾病状态，而是一个随着历史和社会变迁而变化的概念。在启蒙时代之前，疯癫和理性之间的界限并不像后来那样明确，人们有时会将疯癫视为一种特殊的知识形式或超自然的力量；但启蒙运动之后，当理性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的力量，被用来维持秩序和一致性，而那些不符合这些标准的人就会被标记为“疯癫”或“不正常”，受到排斥或控制，逐渐被排除在社会之外。
从这一层面看，王战团并非真的“神金”或“疯癫”，由于他偏离了社会对于正常行为的期望，他就被划到“疯癫”的阵营中，并遭到外界的治疗与规训。
王战团的家人视他为需要治疗的精神异常者，对他采取一系列控制措施，比如大姑给王战团下安眠药，让他长期处于睡眠状态，将他排除在正常社会活动之外；而赵老师（任素汐 饰）不仅体现了某种迷信或落后观念的存在，也展现了社会对“疯癫”充满权威性和压迫感的处理方式。
神棍赵老师（任素汐 饰）
王战团并没有屈服。比如面对赵老师的狐假虎威、虚张声势，他通过轻蔑的言辞和无所谓的态度，挑战赵老师的权威。
王战团解构所谓的“权威”
只是，哪怕王战团再“四两拨千斤”，这种规训都是痛苦的。电影经由“我”的视角，将这种痛苦具象化。
为治疗口吃，周正被迫接受各种离谱的治疗。
周正因为口吃和留级，一直被视为“异类”。他经常受到同学的嘲笑和排挤，比如饭盒里被扔进粉笔。面对父亲的责备、贬低和殴打，周正的处境更加艰难。
周正在学校遭遇霸凌
周正与王战团一样“倔”，这种“倔”必须付出代价。家人拿王战团没办法，可以“放弃”王战团，毕竟他年纪大了；但周正青春年少，外界的规训力量不会放弃努力，父母的爱让周正感到压抑，赵老师更是把周正打到口齿冒血。
父亲（耿乐 饰）对周正非打即骂
用王战团的话说，他和周正的人生，被“卡住”了。
怎么办呢？疯癫与理性的角力，不会有所谓的和平共处，因为当“疯癫”存在，它与理性的关系只能是东风压倒西风。
所以，王战团被送进精神病院；而周正最终也成为一个“正常人”，融入主流社会秩序之中。
电影对于周正如何转变，一笔带过。这是相较于小说一个令人遗憾的改动——这本是小说中最华彩的桥段之一。在小说中，王战团笑对规训的力量，他可以接受被卡住的人生，但面对人生才刚刚开始的周正，他不忍心周正走上他的老路。
所以，在周正经历着赵老师的痛苦仪式时，被关在屋内的王战团发出他的呐喊，“你爬啊！爬过去就是人尖儿！”
周正终于开口说话，终于屈服，终于“认罪”，终于被规训，终于成为一个“正常人”，终于爬啊爬啊成为“人尖儿”。
电影的改动则有些“轻飘飘”——周正偷偷将手机塞给王战团，王战团打电话报警，周正成功地拒绝规训。只是，一个拒绝规训的异类，如何顺利承继了王战团的梦想成为一名海员，如何长成一个体面的大人？这是一个巨大的逻辑空白。
电影中，周正拒绝规训；小说中，周正最终“认罪”。
无论如何，融入主流社会秩序并不意味周正就是幸福的。为了符合社会的期望，周正不得不放弃一部分真实的自我，接受外界强加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尽管他声称自己“再不会被万事万物卡住”，但他的内心深处仍然受到王战团以及过往经历的影响，不堪的往事给他带来的精神负担并没有完全消除；他对母亲说出的“我不原谅，我不能原谅”确有千钧之力，但他的底气并非源于他始终做自己，并非源于他真的成为下一个王战团，而是他成为“人尖儿”，他爬得比父母高了。
《刺猬》本质上是一个“理性”压迫“疯癫”、异类被最终同化的悲伤故事。在面对异见与不同时，我们往往选择以理性的名义进行打压，而非尝试理解和接纳。功成名就、成为“人尖儿”、不再口吃的周正，并没有获得预期中的幸福，电影由此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当我们试图抹平个体间的差异，迫使每个人都按照同样的模式生活时，实际上是在剥夺每个人的独特性和幸福感。
虽然《刺猬》讲述的是上世纪末新世纪初发生在东北的故事，但相较于小说，电影多多少少“去历史化”了。小说中王战团之所以疯癫，与动荡年代的经历有关。电影版本中这一背景被剔除了，王战团的性格和行为缺乏足够的解释和支持，未读过小说的观众或难完全理解王战团的性格形成过程。同时，由于缺乏与时代背景的更深勾连，电影主题表达背后的时代批判显得力度匮乏。
王战团为什么疯癫？这个问题其实很关键。
周正这一角色固然能够展现出青少年的愤怒和叛逆情绪，但不足以让他融入到王战团所代表的那个更为复杂的时代背景之中。电影轻描淡写了周正父母下岗的经历，但周正父母很快走出时代的伤痕，他们对周正的压迫好像只是为人父母的极端，而不是有什么时代后遗症，比如下岗让他们对读书改变命运有更深的执念。也由此，周正的“我不原谅”指向的是个体，时代反而隐身了，电影的结尾部分相较于小说显得平淡而冗长。
瑕不掩瑜，葛优演得实在太好。虽然“去历史化”了，但今日的观众并不难get到《刺猬》的核心表达。因为个人的成长过程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化”的进程，它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个理性压倒感性、大众化压倒个性的过程。个人往往会被鼓励基于逻辑和实用主义的思考方式，逐渐取代孩童时期更为直观和感性的认知模式。与此同时，社会不断地向个体灌输主流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个体必须逐步学习并适应社会规则和文化习俗。因此，成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个性与社会期待之间的冲突和调和，“被卡住”是一种普遍性的人生体验。
“从此我再不会被万事万物卡住”，这也许是一种奢望，有着一颗自由灵魂的王战团尚且被困住、尚且被迫逃出疯人院，更何况我们呢？但电影的意义也正在于这里，它挑战现有的观念和社会规范，鼓励我们去发现和思考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可能被忽略或避而不谈的问题，呼吁我们接纳不同、包容异己，一同反思或对抗那些以理性之名、以为你好之名的压迫性力量。电影的力量不必立竿见影，它能潜移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