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财经国子策第42期】（李梦淙）

本期嘉宾：携程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局主席梁建章

2018年8月14日，《新华日报》刊发了南京大学教授刘志彪、张晔联合撰写的文章《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引发热议。文章中提到，要设立生育基金制度，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补贴，但如果公民没有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需等到退休时才能取出。

对此，携程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向凤凰网财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表示，无论是“公民工资按比例缴纳生育基金”还是对丁克征收“社会抚养税”，都是强制性计划生育思维的延续，这是不能接受的。

梁建章称，人们有多生的权利，也有不生的权利。现在应该通过奖而不是罚来解决严峻的低生育率问题。奖和罚的区别在于减负还是加负。现在的中国经济急需减负，因为总体税负（包括社保和医保等）处在一个很高的水平，而且总体税负占GDP收入比还在快速上升。所以这种征收生育基金的加重整体税负的方式是非常不合适，也引起了社会广泛的批评。

鼓励生育窗口期已出现很久了

国家应给予真金白银的资金投入

梁建章称，实际上，中国社会早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 人口红利已经转变为人口负债；随着老年人口加速增加和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部分省份的养老金已经收不抵支。而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则远低于预期；随着育龄女性数量的快速萎缩和年轻人生育意愿节节走低，出生人口更是面临雪崩。

长期低生育率会导致人口迅速老龄化，劳动力数量相对于需要抚养的老人数量迅速减少，将导致整个社会的养老成本和税收增加。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在未来20年内将成为老龄化和养老负担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会不断恶化，这将严重拖累国家财政和经济活力。

所以，鼓励生育的窗口期，不是已经到来，而是已经出现很久了。

梁建章表示，如果仔细比较与中国拥有相似文化的其他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就会发现：无论有怎样的政策干预，中国的生育率都将变得非常低。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生育率，都在1.1～1.4，是全世界最低的。随着中国越来越富裕，其生育率将继续下降。今天中国的生育率会只有1.2，类似于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事实上，即使公布了二孩政策，中国的城市生育率仍处于世界最低水平。

其他国家的模式非常多，比如欧洲的一些国家，德国的孩子可以直接从国家领取补助一直到18岁，有很长的产假，父母可以得到不菲的月收入补贴；法国的父母享受最长可达3年的育儿假，生育越多，国家给予的补贴越多；韩国和日本，也都是有相应的奖金奖励以及假期保障的。方式很多，方法也很灵活，但是前提是国家肯给予这方面真金白银的资金投入。

鼓励生育是奖励多生而非惩罚少生

可给养育家庭实施育儿免税

梁建章提到，鼓励生育的具体方式，可以是对养育家庭发放一次性现金奖励，也可以是给养育家庭实施育儿免税。要通过减税增收来降低育儿成本，是要奖励多生而不是惩罚少生。

税收减免或发放现金补贴，实质是把从所有纳税人那里收集的税款，转移支付给有孩子的家庭。这样的转移公平吗？现代社会，养老和教育都一定程度的社会化，也就是用所有纳税人的钱去抚养老人和小孩。而一般来说，抚养老人的支出要远远大于教育支出。养老社会化就意味着用所有年轻人的钱养所有老人，包括那些没有小孩的老人。现在多生一个小孩，是为未来的养老基金贡献税源，所以现在让社会承担一部分抚养小孩的费用是公平的。

此外，大量年轻人不敢生育二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看护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成本高昂，这特别体现在孩子入托、入幼、入学的困难上。尤其是未满三岁孩子的托儿服务严重缺乏。在这方面，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牵头兴建大量的幼托中心，并把学前看护纳入免费的义务教育范畴。

建议取消征收社会抚养费

并保障非婚孩子的合法权益

梁建章就鼓励生育政策提出了具体措施：在税收、教育、医疗、就业等各个方面切实减轻养育家庭的负担，让普通家庭愿意生、敢于生、乐于生、生得起、养得起、养得好。

具体的做法可以包括：

（1）全面放开生育，取消征收社会抚养费，取消生育审批制度。

（2）对养育家庭给予财力支持，可以按孩子数量抵税，对养育家庭的补贴也可按孩子实行累进制，鼓励家庭生育更多孩子。

对养育孩子的家庭来说，孩子接受免费的公立义务教育，相当于家庭享受了政府的教育补贴，但孩子长大后缴纳的用于支持社会养老的社保等税金，则相当于这个家庭未来对社会养老体系的补偿。综合世界中高收入国家的情况来看，政府的教育投入一般占GDP的5%，而养老支出占15%。因此，相对于个人收入，养育一个孩子意味着从政府获得了5%的教育补贴，但未来则贡献了15%来支持社会养老体系。从公平角度来看，政府对每个小孩应该补贴人均收入的10%（=15%-5%）才足以补偿养育家庭对社会的付出。所以，从公平角度看，应该补偿多孩家庭。

（3）把学前看护纳入免费的义务教育范畴，也就是说政府提供免费的托儿所和幼儿园，让常住当地的家长只要有意愿就可以将孩子送入。

大量年轻人不敢多生孩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看护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成本高昂，这特别体现在孩子入托、入幼、入学的困难上。特别是在很多大城市中。

实际上，城市完全有能力为此提供足够的看护和教育孩子的资源。此外，对整个社会来说，这是一项高回报的投资。中国很多行业投资过度、产能过剩，但对人力资源的投资严重不足。我们建议，看护和教育资源应按维持常住人口更替水平的孩子数量来规划和配置。

（4）在法律和法规上取消对非婚生育的歧视，充分保障非婚孩子的合法权益。

随着女性教育水平和职业发展的提升，很多职业女性不愿或者未能婚配，导致各国的结婚率在逐年降低。日本近几年的结婚率已降低到70%，而中国的一些城市似乎也在步其后尘。这些趋势也会严重影响未来生育率。假设女性不婚的比例达到30%，而且不婚女性都不生孩子，即使70%的已婚妇女平均生育两个孩子，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4。

（5）取消大城市人口控制政策，充分发挥大城市的引领作用。

大城市的优势体现为集聚效应，更多的高素质人口聚集在一起，就会有更旺盛的创造力，更多相同和不同行业的企业集聚在一起会创造更多的机会，并提升效率。大城市是创新和创业的热土，吸引了大量新的企业。大城市有优质的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所以能吸引全球最顶尖的人才。

此外，梁建章也呼吁整个社会更加关注女性赋能和平权，政府和企业出台更多优惠政策帮助女性平衡家庭与事业，让女性更愿意生育，这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而女性赋能和平权的措施，就包括了“缩短学制”、“代孕合法化”、“取消单亲家庭歧视性政策”、“企业支持灵活工作时间地点”以及“转变社会观念”等。

对于企业而言，也要加大对女性职场权益的保护。例如女员工占比较高的携程，平衡女性的职业发展与家庭关系也是一个重要议题。

公司积极提供辅助生育福利，以此来解决育龄女员工的后顾之忧，帮助她们在事业的黄金期能够充分享受投入工作的过程，同时，也不耽误她们对下一代的培育。携程推出了冻卵福利，最高可以享受200万的金额保障，为孕期女员工提供3000元的额外生育津贴和上下班打车费用报销。仅孕期女员工打车报销这一项费用，携程每年就支出超过300万元人民币。

中国至少要花2万亿来鼓励生育

相比其他国家非常合理

梁建章提出，如果只是放开生育而不鼓励生育的话，并不能有效扭转生育率的降低。在中国，至少要用GDP的2%到5%来奖励生育，才能够将生育率提高到一个相对较好的水平。

资料图

如上图所示，横坐标是每个国家用于补贴有孩子的家庭的财政补贴占GDP的比例，纵坐标是这个国家的生育率。可以看出这是个正相关的关系，所以更多的补贴能够提高生育率，图中的各个国家都给了GDP的1%到5%，奖励生育真正比较成功的北欧国家，给了GDP的5%。中国的生育形势比他们更严重，所以中国很有可能至少要用GDP的2%到5%来奖励生育，才能够提升生育率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水平。

由于房价、教育、女性就业等因素，中国养育小孩的相对成本是全球最高的。即使全面放开生育，自然生育意愿以及实际生育率也将进入全球最低之列。

大部分低生育率国家将GDP的2%到5%用于鼓励生育。照此标准，中国至少要花2万亿来鼓励生育。乍一看，这似乎是个不可思议的天文数字，但分摊到中国2亿多儿童，每人每年也才1万元左右。我们认为，比起当年4万亿基建刺激，这2万亿的鼓励生育刺激是非常值得和有必要的。除了发挥减轻家庭负担和刺激相关消费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播下希望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