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澳门妈阁庙的“洋船石”。

一五九二年春，汤显祖在澳门写下“不住田园不树桑，珴珂衣锦下云樯”时，妈阁山麓的烟火已缭绕了一个世纪。渔民们供奉的妈祖像前，葡萄牙商人正将一枚刻有十字架的青石碑嵌入礁岩──这方后来被称为“葡国石”的航海纪念碑，无意间成为澳门文明共生的第一块界桩。

当我站在今天的妈阁庙前地，凝视这块被香火熏染出包浆的石刻，总能听见两种时空的回响：一面是闽南船工吟诵《妈祖显圣录》的悠长祷祝，一面是里斯本航海士用罗盘测量“上帝荣光”的急促脚步。这座相传始建于明弘治元年（一四八八年）庙宇，见证了中华文明海神信仰与天主教东扩浪潮的首次深度相遇。

这种相遇绝非偶然。乾隆年间《澳门纪略》记载，葡人初抵时误将“妈阁”（A-Má）发音为“Macau”，使地名本身成为文化互鉴的活化石。初来乍到的葡萄牙人，为示友好，竟效仿华人焚香祭拜妈祖，将圣母玛利亚与天后娘娘的神龛并置，形成“左圣母，右妈祖”的奇观。庙内现存清雍正年间的《重修妈祖阁碑志》，记录着葡人理事官捐赠白银百两的史实。更值得深思的是，妈祖信仰非但未被外来宗教压制，反而在教堂林立的澳门衍生出独特的“三巴圣迹”传说──大三巴牌坊残壁上的圣母像，竟被渔民解读为妈祖巡海时的化身。而最早将妈祖信仰传到西方世界的，也是葡萄牙人。

近年对妈阁庙建筑群的激光扫描，揭示出令人震撼的文化层积：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年）扩建的正殿梁架上，工匠用广式金漆木雕技法刻出葡式帆船纹样；光绪年间添置的铜钟铭文，竟同时出现“天后元君”尊号与拉丁文“IN HOC SIGNO VINCES”（凭此徽章必胜）。这种视觉符号的迭合，暗合了我们提出的“双核共生”模型──中华文化始终作为主体核，通过开放性吸纳异质文明要素，形成动态平衡的文化生态系统。澳门也因此傲立于世，名闻世界。

这种共生机制在仪式实践中更为显著。每年农历三月廿三妈祖诞，巡游队伍会特意绕行至圣老楞佐教堂前洒净祈福；而天主教“花地玛圣母圣像出游”途经妈阁庙时，神父也会向庙方致意。这种默契源自历史深处的生存智慧：据澳门档案馆藏一八八七年《香山县丞札谕》，清廷官员曾明令“澳内华洋庙宇各遵其俗，毋得相扰”，赋予不同信仰平等的合法性。而在欧洲宗教裁判所年代，很多被视为异教徒的西方人士，逃到澳门平静生活。一九九五年，澳门机场启用仪式上，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四大宗教同场举行祈福仪式，蔚为壮观；近年，澳门六大宗教每年还连手举办音乐会共祷世界和平，令人动容。这不仅是澳门的故事，还是澳门的叙事。

二○一七年“天鸽”台风袭击澳门后，妈阁庙修复时发现一组被泥沙掩埋的十七世纪瓷片。经检测，这些产自漳州窑的青花残片上，竟绘有持橄榄枝的圣母形象──这很可能是最早的中西合璧宗教艺术标本。这种文化基因至今仍在延续：澳门青年艺术家黄家龙的作品《圣母妈祖像》，将妈祖冠冕与圣母光环熔铸成3D打印的钛合金结构，在威尼斯双年展引发对“新信仰语法”的热议。

更深层的共生逻辑，体现在澳门独特的身份认同建构中。二○二三年澳门理工大学调查显示，百分之八十七的土生葡人同时参与妈祖诞与圣诞节活动；而年轻一代在社交媒体创造的“MacauBlend”卷标下，妈阁庙的葡国石已成为打卡照片中最常出现的文化混搭符号。这种超越二元对立的包容性，或许正是澳门对文明冲突论的最好回应。

初时的澳门，是蜑家人避风的港湾。渔民以“行船争命，阿妈保佑”为信条，将妈祖信仰从福建莆田湄洲岛带来，在礁石嶙峋的海岸线上垒起第一块基石。庙前石阶上，至今可见明代商船压舱石雕成的“洋船石」，海浪纹中依稀可辨“利涉大川”的祈愿──这是海洋子民对未知的敬畏，更是对家园的笃定。

一八三九年，钦差大臣林则徐巡视澳门，特赴妈阁庙进香。随行幕僚记下“神像庄严，华夷共瞻”的场景。彼时鸦片战争阴云密布，庙前广场却成外交博弈之地：葡澳理事官率兵列队相迎，英商义律暗中窥视，而林公掷地有声的禁烟令，借妈祖“护国安民”之神谕，化作震慑列强的文化符码。

抗战时期，妈阁庙更成民族气节的象征。一九三八年，澳门同胞在此发起“献金救国」运动，蜑家渔船满载铜元驶向内地，庙前楹联“德周化宇，泽润生民」被抗日志士重新诠释为“德泽华夏，周济苍生”。香火缭绕中，一座庙宇悄然承载起超越宗教的家国大义。

今天，站在港珠澳大桥人工岛回望妈阁庙，夕照中的葡国石与妈祖阁构成奇妙的对位，做成一道人类文明独特的风景线。这座用逾五百年时间书写的文明实验报告，给出了关乎人类未来的关键命题：当我们将文化差异视为创造新文明形态的原料而非威胁时，妈阁庙前的香火，便永远指向共生之路；澳门的文明之光，也照亮不断前行的人。（文/吴志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