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二次西征，是指太平天国于1860年至1861年发动的进攻湖北的战役。因为1853年太平军曾发动过一次进攻湖北的西征之战，故而称为二次西征。这次西征共有两路大军，北线由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统领，南线由忠王李秀成统领。然而遗憾的是，这次西征最终没有成功，二次西征的终极目标：解安庆之围也终于没有实现。而在早前，太平军由于具备高度机动的优势，经常使用围魏救赵之术解救危局，那么这次攻湖北而救安庆的策略为何失效了呢？
一、李秀成的私心太平天国内讧后，杨秀清、韦昌辉、秦日纲等元勋宿将都被诛杀，石达开远走湘桂，天国后期的军事局面，全靠忠王李秀成和忠王陈玉成支撑。1860年5月太平军二破江北、江南大营，天京周围的军事局面稍有缓解，但西线安庆却陷入湘军重围，迟迟不能解围。城中叶芸来所部仅有二万余人，局势岌岌可危。安庆是天京上游最重要的战略重镇，失安庆则长江沿线再无遮挡，太平军就算把江南、江北大营灭一百次，也逃脱不了湘军环环进逼的危险。
基于此，在干王洪仁玕主持下，太平天国召开了军事会议，商定了下一步的军事策略，即，先东征、后西征，东征的目的是攻下苏南、浙江，特别是要拿下上海，以打通和洋人通商的口岸，准备采购大批洋轮——即西洋军舰，以组建强大的水师与湘军抗衡。西征的目的更为宏大，即南北两路并举，撇下安庆暂时不管，远道袭取湘军的老巢武汉，迫使湘军回援，而后乘其弊以破之。从总体上看，这个计划并没有什么大错。打苏浙、上海，这等于断了清朝军大的财源，必将扰动整个战局，不仅会拓展太平天国的战略纵深，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清廷恐慌，进而调动湘军入浙作战，这也可以从战略上救安庆之围。
但陈玉成反对。他的理由是，苏浙早打晚打都可以，而安庆是天京的门户，形势已经十分危急，如果拖延时日万一失陷，将会陷天京于绝地。干王洪仁玕和忠王李秀成却执着东进之策，反复与陈玉成争论，最后拗不过人多，陈玉成终于从众。1866年5月以后一直到9月，陈玉成率部入苏，连克常州、苏州、无锡一带，与李秀成大军协同作战，取得了不错的战绩。按照之前的战略，太平军诸部应当调头西进，攻湖北以解安庆之围。
但李秀成的心态此时发生了变化。从外因上看，是因为进攻上海不利，遭到了淮军联合洋枪队的反击，并且嘉兴方向的太平军被杭州清军攻击。李秀成不愿撤兵西进。而更主要的是内因。李秀成手下的军队一直在苏南一带活动，这里可以说是他的势力范围，故而在东征战役中，他一直很卖力。安庆和皖南则是英王陈玉成的势力范围，救安庆的主责在陈玉成，而不是他忠王李秀成。李秀成对安庆能否解围也没有足够信心，他甚至主张太平军多购粮食，做好天京城的储备，以备来日大战，也就是说，他已经预感到安庆将会失陷，天京城将会被湘军直逼城下。陈玉成苦等李秀成无望，遂于1860年9月自行率军北渡长江，开始西征计划。
二、迟缓的北路军南北两路齐进的战略计划搁浅，陈玉成的似乎也有点气糊涂了。按照原计划，陈玉成应当率军从安庆北面，轻兵疾进，以最快速度直入湖北省内。彼时湘军主力云集安庆周围，湖北腹地兵力空虚，根本抵挡不住太平军。但陈玉成也犯了战略上的错误。
9月渡江后，陈玉成先率兵杀到定远，当时捻军正被湘军围困，陈玉成与清军大战，解除了定远之围。虽然耽误了一段时间，但总算两军汇合实力增长。可是，按原计划，陈玉成应当立即挥师入鄂。鬼使神差，陈玉成并没有直接西进，而是南下庐州，企图就近解安庆之围。他在挂车河（今安徽桐城西南）连营40多座，与湘军多隆阿、李续宜部激战一场。多隆阿是湘军头号悍将，素来是陈玉成的克星。陈玉成战斗失利，又退回庐州休整。这次偏了轨的援救计划失败的主因，就是因为湘军准备好了围敌打援，陈玉成正中下怀，与湘军优势兵力硬碰硬，才导致失利。挂车河之战前后耽误了陈玉成近三个月的时间。到1861年年初，陈玉成才下定决心继续入鄂。3月进兵湖北，由于湘军尽出，腹地空虚，陈玉成一路猛攻到黄州（今湖北黄冈），武汉已近在咫尺。武汉城中只有三千弱兵，如果陈玉成继续猛攻，武汉必失。
湖广总督官文在武昌城内哀叹城池必失。而胡林翼是安庆战役的总军师，是他提出了包围安庆进取皖南的策略，闻知此事，他急的吐血，痛责自己是“笨人下棋，死不顾家”。但是，就在这一关键时刻，事情发生了急剧变化。起先是英国参赞巴夏礼到黄州会见陈玉成，表示了英方决议干涉。因为长江中下游是英国的势力范围，破武昌则上下游截断，严重影响英国的商业利益。陈玉成畏惧英人武力干涉，志气为之一沮。续后，安庆方面又急报，说清廷已与洋人约定，不得再向安庆城中输粮，叶芸来部无食无援，已接近崩溃。而此时，陈玉成迟迟不见李秀成大军前来，只好留下赖文光守黄州，自率主力转攻鄂北，此后又转入皖南战场，掉头去救安庆了。
那么李秀成在干什么呢？他敢不遵洪秀全的决策吗？李秀成自陈玉成北渡后，一直在苏南战争犹豫不决，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是继续开拓苏南、浙江乃至江西、福建，以东南为基地与湘军抗衡。但在洪秀全和干王的多次催逼后，终究不情愿地发兵西进。直到1861年6月，也就是陈玉成撤走后三个月，李秀成才攻至武昌（今湖北鄂州），与长江对岸的黄州遥遥相对。一时间，活跃于湖北的义军还是大受鼓舞，大冶、武昌、江夏、兴国等地的各股义军纷纷加入李秀成麾下，李部兵力高达三十万，成了太平军诸部兵力最多的。
此时英国人又派驻汉口领事金执尔来威吓李秀成，要求其决不能进攻汉口，否则将会招致英军的打击。李秀成本就不愿西征，遂以此为借口退兵。太平军素来不怕与外国开战，早前英军舰艇从天京经过，因为出现外交争端，太平军浦口炮台就与英军发生激战，毁伤了英军船只。陈玉成、李秀成之所以都在英国人威胁后退兵，只不过各有各的想法罢了。事已至此，二次西征两路大军都已退还，以攻湖北解安庆之危的战略计划，也就彻底宣告失败了。
三、曾国藩识破围魏救赵之计围魏救赵之计，是太平军屡试屡验的妙计。就在二次西征之前，陈玉成、李秀成联手大破江北、江南大营，就是先调动清军远出，而后趁机攻灭了两座大营，怎么到了曾国藩这里就不好使了？曾国藩与清军绿营兵后统帅们不同，诸如德兴阿（江北大营统帅）、和春（江南大营统帅）都是行伍出身，他们虽勇于战斗，但战略上始终棋差一着，往往摸不透太平军灵活多变的战术，故而经常中计。曾国藩则不同，他集团中的胡林翼、赵烈文都是书生出身，书生为将大多善谋谨慎，遇事不冲动，习惯于打有把握之仗。这一特点在应对太平军二次西征上体现的特别明显。
曾国藩在陈玉成入鄂之初，就判断出太平军是在用“围魏救赵”之计，他在向朝廷的上书中鲜明地指出：“逆党之救安庆，其取势乃在千里之外，皆所以掣官兵之势，解安庆之围。”陈玉成、李秀成两部先后逼近武汉后，胡林翼急的咯血，想要调李续宜一部回援湖北，曾国藩坚决制止，并指出：“（太平军）皆所以分兵力，亟肆以疲我，多方以误我。”两军对决，首在庙算。既然在战略上看破了太平军的图谋，再加上江北、江南大营被灭新鲜热辣的教训，曾国藩就坚持不动如山，始终没往湖北派一兵一卒。如此一来，太平军所谓的围魏救赵计，反而把自己拖得很累，陈玉成东奔西走，来回于湖北和安徽之间，士兵十分疲惫，可以说，这是后来安庆解围不力的直接原因。那么，就算曾国藩看破了陈玉成之计，太平军就真的没有取胜的希望了吗？非也。
事实上，就在李秀成漫不经心地取道江西、皖南进攻湖北时，就遇到过一个天大的机会。湘军五路大军围攻安庆，曾国藩当时只以万余人驻守长江以南的祁门，其中久战之兵只有四千余人，可以说实力相当弱小。而李秀成所部数万大军当时正从祁门经过，李秀成虽知曾国藩在此，但他认为湘军主帅所居之地，必然有重兵把守，于是仅仅一经接仗就走。当时南路太平军分为三队，李秀成一队，李世贤一队，杨辅清一队，都没有认真侦察祁门湘军的情况，或是受阻撤回，或是绕路而走。反观曾国藩，则一度忧虑被南路太平军合围，甚至还写了遗书交待后事，并产生了从江北岸调兵巩固防守的念头。精明如李秀成，怎么会没有发现这一情况呢？大概还是因为他既不是真心实意想西征，故而进兵时也就机械执行既定方略，全然没有了机动灵活。倘若他能及时调整计划，把二次西征的矛头定在祁门这个要害，说不定才真正能调动安庆的湘军。一旦能让湘军来回奔波，那就进入太平军熟悉的运动歼敌的节奏，说不定安庆之围可解，而太平天国后期局势为之改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