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3月29日报道 （文/安娜·拉塞尔）

如果英国著名诗人约翰·济慈能够在坟墓里与我们说话，他会说些什么？济慈不谙世故，身体虚弱，在短暂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中常常因病惊厥。更重要的问题是，他会怎么说？济慈的说话方式不同于拜伦、雪莱等文辞华丽的同时代诗人。他说起话来就像一个旅馆老板的儿子，一名训练有素的外科医生兼药剂师，这正是他的出身。说话方式与劣质鞋子和龅牙一样，都是校园霸凌的经典素材，济慈也未能幸免。1818年，他的《恩底弥翁》一诗出版后，他被讥为下流诗人，用“最粗野的语言”表达了“最不合宜的想法”。济慈因其出身和教育背景受到指责，也因他人所谓的粗俗和“以伦敦东区方言作为韵律”受到批评。一位批评家在颇具影响力的《布莱克伍德杂志》上发表的尖刻评论广为人知：“做一个饥肠辘辘的药剂师比当一名饥肠辘辘的诗人更好、更明智；所以，约翰先生，回你的药店去，回去继续和‘膏药、药片和药膏盒子’打交道吧。”呵！

没有人喜欢受到恶评，而这些评论感觉是在进行人身攻击。正如济慈的传记作者安德鲁·莫申所指出的，“伦敦东区方言”既是一种文学评判，也是一种道德评判。济慈竭力假装自己对此满不在乎，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一个人对抽象之美的热爱会令其成为自己作品的严厉批评者，赞扬或指责对这样的人来说只不过会产生短暂的影响。”但文学界的很多人士认为他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济慈25岁早逝后，他的许多朋友指出，《布莱克伍德杂志》的上述评论是他健康状况恶化的一个转折点。雪莱写道，这篇文章发表后，“可怜的济慈陷入了可怕的状态。他的长期痛苦导致了肺部血管破裂”。拜伦把济慈之死写入了自己的史诗《唐璜》中：“可叹济慈让一篇批评送了命……啊，可怜的诗人！多乖戾的运命！他那奇美的心思，那天庭中的火焰一丛，竟让一篇文章把自个儿吹熄。”

实际上并不是这篇文章杀死了济慈——济慈死于肺结核——但这于事无补。莫申描述说，济慈在生命的尽头越来越沮丧，并把注意力放在批评者身上。在医生的建议下，济慈乘船前往意大利，希望生活在更温和的气候中。在罗马时，济慈在毗邻西班牙台阶的一个出租屋里深居浅出。他被安排了以面包和凤尾鱼为食的饥饿疗法，还被告知要放松。读书、写信都会让他心神不安。他对一个朋友说：“我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我的真实生命已经逝去，我现在过着死后的生活。”当他几个月后去世时，他留下了意在痛斥诋毁者的言辞。他的墓碑上写道：“英格兰诗人，早逝葬于此。临终病榻上，愁绪万千结。不堪恶人伤，惟望己墓镌：此地长眠者，声名水上书。”

关于济慈病愈后会如何说话的问题近日由济慈-雪莱纪念协会提出。该组织位于罗马西班牙广场26号，济慈的病逝地。和其他与济慈有关的组织一样，济慈-雪莱纪念协会今年计划举办一系列活动纪念诗人逝世200周年。协会联系了数字考古研究所所长罗杰·米歇尔，他建议在活动上通过计算机成像技术生成重现济慈的形象。数字化形象的济慈会在他度过最后时光的房间中朗诵自己的诗作《灿烂的星》。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诗人墓碑上的死亡日期是错的：济慈死于1821年2月23日，而不是墓碑上所写的2月24日。米歇尔说：“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他解释说，以数字手段让济慈“起死回生”将“还给他多出来的那一天”。（胡溦译自3月24日美国《纽约人》周刊，原题为《让济慈“起死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