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以为即将平息的新冠疫情，近日在北京又卷土重来，惊醒城市中开始享受长夏的人们。
如琼·贝克韦尔所说，“城市生活阻碍你感受季节，而步行恢复了你的感知。”被囚禁了冬春两季的双脚原本在夏日得到释放，积极投入“复活”的市井生活中：菜场闲逛、公园散步、近郊远足……如今却要被再次禁足，陷于无形的栅栏之中，继续和这个夏天保持着一层口罩的距离。
如果没有这次漫长的疫情，我们也许很难会意识到“出门走走”竟也会是一种奢望。远程办公、交通停摆、街道封锁……再次加深了原子化社会里人和人、人和城市，甚至是人和自身之间的间隙，当然，与此同时，这种特别的“封锁时光”也给予了我们反思的空间。
长期囿于有限的活动范围内，譬如在家工作，并非一种健康的现代隐居方式，人反倒会因为物理环境和心理环境的双重挤压而导致身心紊乱。毕竟，即便是可以久伏案头的狄更斯，也不禁呐喊“我无法表达我是多么需要它们（街道）……我可以一两周内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大量地写作……然后在伦敦呆上一天，又可以重新如此工作。但如果没有那盏神灯，日复一日地写作将是莫大的劳苦。”（《发达资本主义的抒情诗人》）
我们需要直接地和自己所在的城市发生关系，以及一定程度的社交联结。而“行走”，就像是一条条由人形成的河流，本该以另一种交通网络的形式流入城市，模糊种种有形或无形的边界，让干涩的城市保有水分。
我们为什么会渴望走上街头，和城市以及他人发生交流？不妨通过“行走”的历史，来看看人和人边界是如何存在，又怎样被试图打破的。
撰文 | 林翠羽
1
城市中的行走，
在历史上并不总是体面而惬意的
城市中的行走，在历史上并不总是体面而惬意的。
在18世纪初的英国，徒步出行仍被视为底层民众的象征，“只有徒步的‘拦路贼’—— 贫民、乞丐、流浪汉和更普遍的穷人——才会走路。”伴随着经济转型、道路系统的改善，行走（当然，更多是指花园漫步一类的贵族休闲方式）慢慢蜕变成为新中产阶级时髦的休闲方式。此后，伴随着文学浪漫主义、环保主义运动等的兴起，行走的概念变得愈加丰富，当它落入文学、宗教、文化地理学等不同领域，也就产生了诸多变形：城市漫游、朝圣、徒步等。
《行走的历史》， / / 编， 张源 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0年5月。（点击书封可购买）
《行走的历史（1800-1914）》一书指出了行走的历史演化。在“行走和劳动”一章中，作者伊丽莎白·科金·沃马克通过分析亨利·梅修的论文《伦敦劳工和伦敦穷人》，将我们推向“行走”的最初几个原型之一——作为劳动的行走。
“实际上，如果劳动者不一步步地走，许多职业过去和现在都是不可能的。”（《行走的历史（1800-1914）》前言）对于街头小贩而言，行走是“为了卖出货物，我们必须走得更远。”她进一步区别了劳动行走与闲散行走，“在《伦敦劳工》中，‘行走’基本都是表示劳动，‘徒步’或‘慢吞吞地走’或‘转一圈’可能表示劳有所值。”
伊丽莎白还引用了亨利·梅修在《伦敦劳工和伦敦穷人》中记述的一个小故事，卖豆瓣菜的8岁小姑娘每天在伦敦走街串巷，一天要走9到10英里，却不知道这个城市有公园。“公园！在哪儿？”女孩惊讶地问道。阻碍女孩进入公园的不仅是超额的劳动时间，也许还有社会身份。
对于真正靠行走谋生的人来说，它不是闲散行走者眼中浪漫化后的漫游，而是真正的流浪。更直接的区别在于，劳动行走者的行走时间，即是他们的工作时间；而闲散行走者的行走时间，是他们工作之外的时间。
2
你我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人群中的人”
在当今社会，公共场合的空间阻碍已基本消弭，城市的包容性远超过去的两个世纪。在这里，阶级差别、社会身份似乎被模糊化，我们暂时投入到相似的行为中：散步、眺望湖景等。而行走，更取消了交通工具附加于人的身份标签，将我们还原至两条腿的动物。本来彼此疏离的城市人，甚至因此拥有了静默的亲密感，你我拥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人群中的人”（波德莱尔语）。
“行走”可以打破人与人之间的界限，但在消除边界的过程中，碰上了更隐秘牢固的边界。不过，正是这种渴望模糊边界、跨越边界的张力，构成了波德莱尔之“城市漫游”、梭罗之“对野性的征服”……也构成这些老旧却仍然时髦的问题最有魅力的因素之一。
行走折射的阶级差别从未消失，也在另一些细节里悄然显现。行走的姿态、速度，若有若无地传递出关于个人身份的信号。拾荒者在街头行走的时候，会更愿意贴着墙壁，带着一点倾斜或摇晃的姿态前行，且尽量与迎面走来的人的视线避开，他们和周遭的一切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似乎并未完全融入。而典型的在通勤路上的白领则要显得自信一些，即便是匆忙的步伐，也是以一种更有力的方式行动着，他们对周遭的事物相对显得更有掌控力一些。
对于“城市漫游”的追随者们、闲散的行走者来说，走在街头犹如在翻阅一本书，可以很快地捕捉到最生动的众生碎片。“他那逍遥放浪的个性是他对把人分成各种专业的劳动分工的抗议”（《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波德莱尔迷恋行走街头的感觉，仿佛通过自由的行走消除了有形的地理边界，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无形的心理边界。
我们不得不承认，城市漫游的快感有一部分即来自于这种快速建立又快速取消关系的过程。串入某条街巷，短暂地进入某个陌生人的生活侧影里，却不用为他的生活真正负责。
如黄灿然的这首诗《他我》：
凌晨我经过天后地铁站附近的巴士站，
看见一个像我的男人，
坐在路边花圃的石沿上等巴士，
他年纪跟我差不多，戴着跟我相似的眼镜，
留着像我这样的胡茬，头发比我黑
但可能是在黑暗中的缘故；他正在抽烟，
那姿态也跟我一样。我能感到，他刚才
一直在观察路过的行人，抬头看星星，
想些神秘的事情，因为他脸上
还留着刚才的状态的痕迹。我还能感到
在我发现他之前，他已先发现我，
并把目光移开，装作不知道我，
但注意力还集中在我这儿，
眼睛在闪烁。
城市行走在某种程度上打开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暗道，又将之闭合，人们之间既彼此吸引，又只能停驻在一次次交错的凝视中。这种渴望触碰却无法真正建立关系的过程，就是城市生活里闪动的“冷漠里的一点点热意”。所以，也就更能理解鲁迅所言是何种诚恳的“冷漠”：“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3
行走的速度，
与个人的秩序
在闲散行走者的眼中，除了对社会边界的挑战，“行走”还扮演着另一个角色——对城市时间的反抗。
在瓦尔特·本雅明笔下，生活在19世纪的波德莱尔积极地投入城市生活，又以精妙的方式否定它既有的秩序，反抗城市生活对个人的规训。他以自身为样本向我们示范了在现代都市如何通过“行走”进行隐秘的反抗，建立自我的秩序。
对于波德莱尔而言，城市漫游是建立个人时间的一种方式，“在街头，他把时间用来在众人面前显示其闲暇懒散，这是他工作的一部分。”在强调产出有效时间的资本社会里，波德莱尔通过非劳作的漫游“浪费时间”，书写城市里的种种侧面。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论波德莱尔》， 著 ， 张旭东 / 魏文生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 2007年4月。 （点击书封可购买）
而对于我们而言，如今仍然生活在劳作时间大大超过闲散时间的社会里，这种渴望通过闲散行走对抗城市时间的传统依然存在。回顾一个都市白领典型的一天，大部分时候其实都是坐在椅子上，或者等到夜晚直接躺在床上，双脚几乎一直被囚禁在有限的范围内，而个人时间和个人价值也就相应地被划定在劳作范围内，散步、外出、远足都成为我们对机械时间的反抗。
木心在散文《明天不散步了》中写到，自己是“一个散步也会迷路的人，我明知生命是什么，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如今，我们可能是时时刻刻都太知道如何是好，时间以一种隐秘，但也更强势的方式嵌入我们的生活，如同一张隐形的巨网，无论你怎样抬脚，最后还是落入网眼。
而迷路和发呆一样，在生活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低。各种地图APP、电话将你固定在巨网中，即便关掉手机、闹钟，心中似乎仍有一台时钟在不懈、精准地运转着，提醒着我们一系列待办事项和下一个目的地。
本雅明在《经验与贫乏》里揭示，我们“繁荣”的经验其实是贫乏的，时间叠加、经济膨胀以及那些五花八门的娱乐方式，其实“并非真正的复兴，而是一种遮掩。”而“经验贫乏——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似乎渴望新经验，不，他们试图从经验中解放出来，他们渴望一种能够纯洁明确地表现他们的外在以及内在的贫乏环境，以便从中产生真正的事物。”我们渴望再次“迷路”，是渴望遭遇真正从自我生发的经验，为自己严丝合缝的生活留有意外的可能，诗人孙磊在《取向》一诗中写，“夏天去散步，是去等一次爱。去违背。去歪曲这一生。”这是渴望建立自我叙事下的时间，让自己不仅仅活在单一的时间标准下。
个人时间相对于外部时间，是否就是缓慢的呢？也并非如此。以两位诗人为例，在兰波和罗伯特·瓦尔泽的行走中，我们可以看见另外两种时间速度。
在《论行走》一书中，作者将兰波的行走比喻为“出走的愤怒”，行走时的兰波固执却又充满激情。他在短短二十五年的人生中，始终以一种急迫的状态穿行在各个城市之间，无休止地寻找可以刺激他感官的事物，“行走其实是一种愤怒的表达和一次虚空的决定。”而这种急迫的状态和加速的时间，也反映在他超速热烈的诗歌文本中。
《论行走》， 著 ， 杨亦雨 译，新经典文化丨南海出版公司， 2019年8月。 （点击书封可购买）
而对于另一位诗人罗伯特·瓦尔泽而言，行走并非是让时间加速或减缓的过程，也并非是为了获取某种意义。罗伯特·瓦尔泽患有精神分裂症，老年时住进精神病院，并逐渐失去写作能力，不过仍保留着二十几年来的散步习惯。“他在不同精神病院度过四分之一世纪，其间他的写作枯竭了。他的主要消遣是长时间在乡村散步──像他在那里冻死的乡村。”（库切评论瓦尔泽）
对于瓦尔泽来说，散步更像是一种无意识的重复行动，如同雪地里被反复重叠的车辙，是对失去写作能力的生活的静默回应，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否定附加于时间的外部意义，更接近了时间的本质——虚空。“散步在瓦尔泽的生命中的重要程度远远超过文学创作，他的一生可以用“散步”两个字来概括。”（范捷平语）
由此可见，即便是区别于“劳动行走”的“闲散行走”，它的速度也是因人而异的，有加速、匀速、甚至是停滞，而并非局限于“缓慢”这一种速度。如果行走可以为我们带来建立个人秩序的可能，我们所要追求的应该是拥有个人化行走自由的权利，更大程度地控制从实际意义到精神意义上的行走速度、范围和时间。
4
还是要回到街头
疫情当下，我们自由行走的权利被病毒所侵蚀。长时间被困于房间里的人，加强了在其他纬度上的“行走”：精神行走——阅读、云音乐会；情感行走——线上视频通话……我们拥有着数不尽的宅家休闲方式，甚至开始体会到蛰居生活的妙处，仿佛不再受限于不能出门这件事。
不过，脑部活动永远无法替代双脚行走带来的愉悦。尼采说：“如果一个作者是在弓着背、长时间久坐、独自面对着墨水瓶、埋首纸页的情况下获得想法的话，我们定能一眼看出……由于长期伏案，作者对肠道进行着长期压迫，我们似乎可以透过这番景象，感受到稀薄的空气、低矮的顶棚和局促的空间。”（《论行走》）
对于大多数中国都市人来说，我们既无法忍受格子间里长时间的“无行走”状态，也不能直接获得完全行走自由的生活。这构成了当代大都市生活的尴尬。适宜行走的街道便成了中间地带，用以缓冲生活节奏。
当你沿着城市的街区走，感觉轻轻地扫过城市的皮肤，以肉身直接触碰它的肌理，对一座城市的亲密感与愉悦感油然而生。这也是为何街头文化愈丰富，道路规划愈人性化的城市，可以让人更快与之建立心理联系。在北京街头复活的小吃摊，就是被塑料薄膜包裹起来的城市被扎出来的几个气孔，使人久违地闻到了俗世的气息。
也许正因为这场疫情，我们猛然意识到，即便在网络发达、宅文化盛行的时代，我们的身体仍呼唤着行走，我们的双脚仍需要踏入真实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