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8日，长春一家商场推出“男性分娩体验”。现场工作人员在体验者腹部贴上电极片，模拟分娩时的剧痛。/视觉中国

无论男女，能够自愿选择避孕方式，才能在两性关系中更好地实现性别平等。

2020年6月，一则“广西90后父母生9娃”的新闻冲上热搜。当时，这对夫妇的第10个孩子正孕育在年轻母亲的腹中。

丈夫韦国则接受众多媒体采访时对于节育手术的看法更是令人深思。上游新闻的记者问他是否想过做节育，韦国则回答：“妻子身体不太好，不能做手术，现在条件好些了，生完孩子后就去做。”

韦国则们根深蒂固的认识是：妻子才是需要做节育手术的那个人。

事实上，男性避孕药、避孕针被证实安全有效，有120年历史的男性结扎手术也日臻成熟，但这都难以让大多数男性心甘情愿地选择长期节育。这是女性长期客体化的后果之一，但凡涉及生育的相关问题，锅基本都甩给了女性。

受此影响，很多男性在本该承担的避孕责任中逃脱了，他们享受两性关系的欢愉，但将防止意外妊娠的责任全部推给妻子，所有与意外妊娠有关的危险和不可预测，也都由妻子一力承担。

有调查显示，在我国，避孕产品的实践者基本为女性。也因此，在对待男性主动使用安全套这种再正常不过的行为时，很多人已经将其看作男性对女性的尊重；而一个男性如果选择节育，似乎就成了对女性天大的妥协甚至恩赐。

选择“自断后路”与好男人就此画上等号，事实果真如此吗？

子宫长在女性身上，这是生理结构上不可更改的事实，也正因如此，才带来了避孕问题上的性别不平等。男女两性平等享有生育的权利，同时，也应该在避孕上承担平等的责任。

2019年3月11日，浙江台州，白塔镇圳口村文化广场举行了一场“超级奶爸PK 赛”，参赛奶爸仔细为“宝宝”洗澡、按摩、抚触、换尿布、喂奶。/ 视觉中国

“作为丈夫，在避孕这件事上我缺位了”

尚斌在2019年年底做了男性节育手术。术后半年，他才将此事告诉父母。这对年过七旬的老知识分子，起初吃惊得说不出话。刚缓过神来的父亲说，在他年轻的时候，确实有不少男人选择结扎。

也是从那一天开始，每周一次的家庭聚餐上，母亲总是端详尚斌好久，一直盯着他的下巴看。几经追问之下，母亲终于说出心中的顾虑：“我怕你不能再长胡子了。”

尚斌虽然觉得母亲的想法很可笑，但为了让母亲放心，他特意蓄起了胡须。

“你看，就连我妈妈这样的大学教授，都对男性绝育误会重重。”事实上，尚斌在决心做绝育手术前也经过了长久的挣扎。尚斌与妻子谈恋爱时，就决定成为“丁克”族。尚斌是家中长子，虽说弟弟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尚斌没有传宗接代的压力，但母亲总是私下念叨，担心大儿子和儿媳以后老无所依。

尚斌能理解老一辈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尚斌说，他的父母并不重男轻女，只是单纯觉得一个家庭有孩子才算完整：“这是传统中国社会的生育理念，在很长时间内，以血缘为纽带为家族开枝散叶似乎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很少有人想过，人有选择是否生育的自由。”

2019年11月上映的电影《阳光普照》剧照。电影以“阳光普照之下，所有人都有阴影”为主旨，直面家庭伤痕式的亲子关系与社会问题。

在妇科就诊时，医生曾建议尚斌的妻子要么上环，要么做皮下埋植，或者口服短效避孕药。尚斌妻子选择了避孕药。“那段时间，她吃避孕药后，我们确实安心了不少。但每两次服药间隔期就会有撤退性出血，甚至有时候不到经期还有点滴出血。我看着她这么受罪，真的挺心疼。”

不生育是两个人的共同决定，但现在看来，避孕责任全部落到妻子身上，尚斌对此有些不知所措：“作为丈夫，在避孕这件事上我缺位了。”

尚斌也在想，几乎每个家庭都会把妻子当成避孕首要责任人，丈夫似乎永远可以置身事外，而且这种现象在大多数人眼中并无不妥。尚斌说，大多数90后是尊重女性，并愿意身体力行地支持性别平权的，“在避孕这件事上，我还是没有给妻子选择权，没有问她的意愿”。

于是尚斌开始上网搜索各种男性避孕的方法。男性避孕的主要方式除了使用安全套，还有一种是服用男性避孕药，通过降低睾丸酮和促性腺激素水平达到避孕的作用；另一种则是做男性节育手术。对两种方法做了比较后，他选择做节育手术。

“说不怕、不担心是假的，我在网上搜到节育手术的图片，脑子里冒出的都是古代‘净身’的场景，后背阵阵发凉。心想，我会不会变成太监？”尚斌跟妻子聊起自己的担忧，担心影响性功能、担心自己变“娘”，等等。

瞎琢磨了一段时间，尚斌始终下不了决心，其中最大的心结，依然是害怕节育手术会连带着阉割他的男性气质。

“不生，也是成年男人负责任的选择”

回头想，尚斌觉得自己在节育手术这件事上最明智的决定是没有事先告诉母亲，否则一场可预料的狂风暴雨会席卷整个家庭。“手术前的担惊受怕和重重误区，自己都消化了，把手术搞明白了。先斩后奏，绝对是明智之举。”尚斌说，如果当时背负母亲的压力，他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还有勇气去结扎。

而刘宇在做节育手术时面对的挣扎与困扰，几乎全部来自提前知晓的父母和家人的阻挠。

刘宇和妻子结婚10年，大女儿8岁，小女儿3岁。“两个女儿都是有计划的怀孕，我们只有一次没有做安全措施，就出了意外。”那次意外妊娠，发生在小女儿1岁2个月时。因为当时孕周很小，医生建议药流。刘宇妻子吃过药后，还是断断续续出血、肚子疼，去医院拍过B超后，医生建议清宫。

宫内节育器和避孕药。/图虫创意

心疼妻子的刘宇很是自责，再加上他们已经生育了两个孩子，基本没有再生育的需求，之前他就想过做绝育手术，这次意外让他终于下定了决心。

一次，与远在家乡的父母视频时，刘宇聊着生活近况、汇报妻子身体复原的情况，顺嘴提到了自己打算做绝育。意料之中，急脾气的母亲大吼“你敢”，父亲的脸也瞬间拉得老长。

“那段时间，为了阻止我做节育手术，我妈每天给我打电话，威逼利诱，全用上了。我爸干脆说，要是我节育，就等于不认祖宗。”刘宇说，父母强力反对的气势让他犹豫，从小听话的他不敢违抗父母，也不希望因此伤了父母的心。

后来，刘宇瞒着妻子特意请假回了趟老家。父母为他准备了一场特殊的家宴，爷爷、大伯、三叔还有两个姑姑悉数出席。目的很明确：全家给刘宇施压，让他放弃节育的想法。

刘宇感到尴尬也觉得愤怒，避孕、节育是很私人的事，与生育一样是个人选择，是成年人的基本权利。那顿饭吃得特别漫长，刘宇脑袋嗡嗡响，他看着母亲不停地抹眼泪，所有人都在指责他，“自私”“断子绝孙”“对不起祖宗”“怕老婆”“不是男人”……

“最好笑的是，饭后我三叔神神秘秘地跟我说，村子里的某某某、邻村的谁谁谁做了节育手术后，就过不成夫妻生活了，在老婆面前抬不起头。”刘宇的两个姑姑甚至认定刘宇是“妻管严”“窝囊废”， 并把怒气对准了刘宇的妻子。

刘宇起初还耐心地给家人解释，已经咨询过泌尿外科和男科的专家，男性节育手术上世纪60年代就在我国普遍推广，手术难度也不大，打上麻药后，大概一小时就能结束。

2016年12月15日，丹麦奥胡斯，全球最大的精子库Cryos。/ 视觉中国

但刘宇很快就发现，包括父母在内的家人听到男性节育手术就第一时间出面阻拦的原因，与手术安全与否无关，而是他们认为这事关男性尊严与香火延续。

天津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向贤在《为什么男扎能成为一些国家的主要避孕方式——男性气质、国家和计划生育运动的互相构建》一文中提到，不愿结扎的男性，大多认为男性结扎是地位低下的表现，结扎的男人不是真男人、纯爷们。

几经沟通无果，刘宇尽力了，让家人改变对男性节育的错误看法几乎不可能，而他也在这场抗争中顿悟：成年人面对理所应当行使的权利时，也有很多不自由与无奈。

回北京前，刘宇跟父母说了句“不生，也是成年男人负责任的选择”。他不知道父母是否真正听懂了这句话，反正他下定决心，回北京后尽快预约手术。

一次“从体内到体外”的权力确认

尚斌在手术前分别去了两家医院进行咨询，医生的解读扫除了他的所有顾虑。

女性节育手术，简单说就是结扎输卵管，但输卵管位于腹腔内，手术操作较为复杂，未来如有生育需求，可重新连通输卵管，但有造成宫外孕的风险。男性节育手术是结扎输精管，只需在阴囊切开小口，剪断输精管并结扎。相比之下，男性结扎对身体伤害更小，恢复更快。

国家卫健委的统计数据显示，过去50年，女性节育手术超过9.8亿例，是男性节育手术的23倍；而40年前，男性节育手术数量是当今的30倍。

节育手术。/Unsplash

为什么几十年后的今天，男性节育手术的数量却出现严重下滑？这或许是因为，它与人们常常提到的“男性气质”发生了抵触。

医生告诉尚斌，男性结扎仅仅是阻断精子排出，不会导致谣言所说的睾丸激素、雄性激素降低、男性特征减弱等。如果哪天后悔了，还可以做输精管复通手术，复通率为90%以上。

最近，一位未婚男性选择结扎，引发了一场公共话题讨论。这位男性在自述中写道：“我成年了，可以掌握自己的身体和命运。”“有伴侣的支持，让我完成了人生的一件大事，成功地在24岁拿回了自己的生育自主：选择不生育的权利。”

这名男性看到有些网友将结扎与“阳刚之气”联系在一起，他解释道：“我选择结扎，跟男性气质关系不大……结扎是我在思考自己在亲密关系中如何承担更多避孕责任的一个结果。”他认为，男性只需坐享避孕的成果，而规避了所有风险，这对女性而言绝不公平。

2016年9月6日，北京，一对父子在巨型奥特曼前拍照留影。/ 视觉中国

显然，最终选择结扎的尚斌、刘宇与这位24岁的男性有着类似的思考。在避孕这个话题上，两性公平不仅体现在不能将与生育有关的责任强加给女性，同时也体现在将一半的生育和绝育的责任体面、公开地还给男性。

有人因此做了更为大胆的假设：如果未来男性能生孩子，会有哪些不同？首先，意外怀孕将大幅减少。因为男性从性活动中收获快感、彰显权力，却从不直接承担孕育的痛苦负担，因此更倾向于放任怀孕后果的发生。但如果由男性负责孕育，会提升男性的决策成本，从而减少意外怀孕的可能。

这一切终归很难成为现实，但起码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与反思。男性承担避孕的责任并不那么值得称颂，更不必因此被贴上“好男人”标签。在多数女性几乎承担所有责任的时候，男性将其中至少一半责任背在肩上，主动承担，互相达成理解、互相支持和体谅，才是一个更为正常与美好的社会。

（应受访者要求，尚斌、刘宇均为化名）

✎作者 | 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