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平：从合理性角度看，央行购买国债的行为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国债是优质流动性资产，并非清偿手段和支付工具，并非“准货币”。从必要性角度看，目前国债与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已经存在比较好的衔接，这主要体现在国债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抵押品上面。央行已经采取了一系列逆周期调节措施，目前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没有必要通过央行购买国债的方式来大规模投放流动性。进一步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关键在于通过活跃国债二级市场交易提高其流动性，进而增强国债收益率的基准性，而不能依赖央行通过购债来加以支持；否则不但缺乏市场基础，还会被误解为央行向财政透支。
盛松成：2018年，我国经济增速呈现“前高后低”的特征。目前大部分人对2019年的中国经济较为悲观，但我们认为二季度以后经济有望企稳， 2019年全年，经济增速可能“前低后高”。目前我国经济已在底部区间运行，中美贸易摩擦大概率阶段性缓和，我国投资可能加快，并且结构逐渐优化，而消费也有望回升，有关方面已经开始采取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的政策措施。我们认为，从消费、投资、对外贸易和相关政策措施看，我国经济二季度有望企稳。
程实：受制于内需低迷和“抢出口”退潮，四季度经济增速降至6.4%，表明前期内部改革阵痛和外部贸易摩擦的滞后冲击正在显现。虽然现阶段“减速”压力增大，但是两大因素正在夯实中国经济的增长底线。一方面，经济“增质”稳步改善，经济结构优化和制造业高端化发展进一步推进，持续提振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宽财政”提速发力，不仅发挥托底作用，亦初步纾解了货币政策的结构性瓶颈，“宽货币”向“宽信用”的传导得到边际增强。展望2019年，基于内部政策的充裕空间和外部博弈的抗压需要，新一轮“稳增长”政策有望多管齐下，“宽财政”与“宽信用”联动料将继续增强。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大寒”之后，“立春”并不遥远，2019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将大概率企稳反弹，增长表现有望超出市场预期。
李湛：最高领导人在研讨班上的讲话表明，中央对金融风险的认识以及对金融风险的定义出现了显著变化。行动源于认识，中央对金融风险的认识发生变化，金融监管政策也将会有较大的调整，政策纠偏下宽信用可期。一是以辩证联系的视角看待金融风险和经济风险。金融风险并非经济风险的代名词或主要内容，而仅是经济风险一部分。如果因为治理金融风险而导致金融体系服务能力不足，进而导致企业经营困难和经济下行，也属于经济风险。二是对金融风险的定义更具实操性，更为全面。以金融领域划分金融风险（如影子银行风险、债券市场风险、信贷风险等）清晰明了，但实操意义不强，并且有掩盖风险背后的真正原因、混淆矛盾焦点的缺点。许多时候，金融风险仅是表象，背后则是国企改革滞后、央地关系不协调、财权事权不匹配等问题，治理金融风险需以改革为切入点，而非针对表面上的金融业务。此外，最新的定义还将监管政策引发的金融风险包含在内。
廖群：今后内地的经济增长关键看内需。而内需仍具有中高速增长潜力，首推就是持续城镇化。持续城镇化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更多的农民继续进城，二就是农民工市民化，使得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看齐。农民工市民化，将从消费与投资两方面创造内需的新增长点。从消费角度，目前农民工由于不是城市居民，他们在城市生活仍是临时观点，消费水平大大低于当地城市居民。但如果成为了城市居民，他们，特别是他们的子女的消费水平就会逐渐地向城市居民看齐，出现跃升，不但在商品消费方面，而且在服务消费方面。1.37亿的进城农民工占目前全国城市居民数量的23%。这么一个庞大群体的消费水平出现跃升，所形成的消费增量，进而新的内需或经济增点，将是非常可观的，对经济增长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
潘向东：目前国际市场上的主要三大避险货币是瑞士法郎、美元和日元。其中瑞士法郎和美元是传统的避险货币，受到政治环境和经济因素支撑。而日元成为避险货币主要有几点原因：一是雄厚的经济实力为日元币值稳定提供基础，日本拥有庞大的经济体量和较大的外储规模；二是长期低息环境是日元成为避险货币的直接原因。低利率环境导致日元成为国际套息交易中的主要融资货币，并限制日本央行继续降息的空间，令日元突发贬值的概率变小。对于日元未来的走势，我们认为，2019年美国经济由过热向均衡收敛，美国经济基本面对美元的支撑可能减弱，同时，美联储官员近期表态一致“偏鸽”，2019年美联储加息进程将放缓，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美日利差的进一步扩大，从而利多日元汇率。此外，避险情绪也可能继续给日元提供支撑。
邵宇：相较于2018年，2019年有几个重要变化。一是外贸不确定因素会如何变化；二是终期选举后，特朗普失去众议院多数席位，约束其关税权利；三是距离下一届总统选举日期临近，失去众议院的共和党需要调整工作重心；四是美国经济动能不断削弱，特朗普的《减税和就业法案》刺激作用边际趋缓。人民币汇率今年可能会出现宽幅波动，中枢在6.8左右。如果上述谈到的可能利好因素反而出现恶化，那今年人民币汇率“破7”的概率是比较大的。除了在极端的情况下，即使“破7”也不会出现跌跌不休的情况。如果这些利好的因素都兑现，人民币汇率升到6.5的位置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升值过多不利于出口。按照购买力平价来看，人民币仍然处在被低估的区间，不存在长期贬值的基础。只要中国经济内部调整走在正确的轨道上，人民币汇率就不是一个大问题。
沈建光：从实际情况来看，无论是工具选择、侧重，还是实施的力度、节奏，当前的政策操作较2008年都有所不同。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货币政策放松空间有限，结构性困境使得政策工具倾向于定向调控。二是财政政策发力减税，基建投资角色相对弱化。三是房地产刺激的老路难以为继。四是扩大对外开放明显提速。总体思路上，本轮刺激政策着重强调减税降费和开放的作用，同时实施逆周期调控，在货币和财政传统政策工具的运用上注重区间、定向调控。基本符合高层强调的“不搞大水漫灌”，但效果目前尚未体现。本轮稳增长政策开始于2018年四季度，目前各项政策仍在不断加码，考虑到上述政策时滞，笔者预期，若各项政策能够落实到位，中国经济有望在2019年二三季度企稳。
伍戈：宏观调控的目标而言，房地产调控或许是成功的。一方面通过调控稳住了房价，另一方面在最近一年多房地产投资也相当稳健。当前去库存政策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在2018年高基数的情况下，2019年房地产开发商的土地购置可能会较快降温，房地产动能下降会很显著，但另一方面建安投资可能并不悲观。对2019年而言，因土地投资急剧下降，上半年房地产投资下行幅度可能比较大，下半年会有所减缓。最后，当房价过高时，不应不允许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而应对资金进行分类，抑制消费贷或者投机贷，对于供给者的开发贷款应增加资金需求而非抑制。
徐高：我国正面对一个“人造”的流动性陷阱——过于严厉的金融监管政策对影子银行业务的一刀切式打压，以及地方政府去杠杆和地产调控政策，让货币政策传导路径阻塞。于是，人民银行的传统宽松措施只能传导到银行间市场，而无法带动社会融资的增长。按照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2002年给出的央行应对通缩的宽松路线图，人民银行现在有理由采取非常规的货币宽松手段，直接向实体经济注入融资。这是近期人民银行买国债、买股票等非常规话题浮出水面的原因。但不管是否采取非常规的宽松措施，人民银行都需要付出不小的代价。这让人民银行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局面。为了化解实体经济融资难，并最终实现经济的平稳运行，需要调整政策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路径，消除当前这个人造流动性陷阱。
姚余栋：在美联储加息预期的推动下，全球流动性呈现紧缩趋势，预计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将放缓，新兴经济体货币将继续面临较大贬值压力，逐步进入平庸增长时代，但占优货币国F4（美国、欧元区、日本及中国）仍具备较强增长动能，建议重点关注F4国家的投资机会。根据大成四季方法论判断，美国2018年前三季度处于夏季，受美联储加息等因素影响，预计美国2019年大概率处于秋季，建议多配美国债券，低配美国股票和大宗商品。预计欧元区和日本在2019年均处于秋季，但由于两国（地区）利率水平维持低位，债券整体配置价值较小。预计2019年上半年中国处于秋季，重点配置中国债券，下半年受政策影响银行风险偏好有所转变，经济增速预计企稳，中国或转向春季，可根据季节转变调整仓位，提前布局“沪深港300”等权益类指数产品。建议资产配置比例如下：美国债券40%，中国债券15%，中国股票5%，发达国家股票20%，新兴市场10%，大宗商品和黄金各5%。
张明：未来欧元区的扩张速度将会放缓，甚至不排除欧元区成员国收缩的可能性：首先，欧元区国家必须要加强内部整合，这包括创建跨国财政转移支付机制甚至财政联盟（尽管短期内实现的可能性较小）、促进各种要素在欧元区内的自由流动（尤其是劳动力）、约束欧元区内的经常账户失衡等；其次，由于整合过程是痛苦的，欧元区的一些边缘国家可能会发现，放弃欧元、重新使用国别货币可能是一种利大于弊的选择，这些国家可能会选择退出欧元区。边缘国家的退出将会提高欧元区内剩余国家的一体化程度。虽然英国并非欧元区成员国，但近期英国脱欧这一事件未来可能会成为导致欧元区“缩水”的诱因之一；再次，尽管欧元区未来可能变小，但欧元不会消失。欧洲主要国家已经意识到，只有推动欧洲经济体一体化，才能够实现持久和平、维持国际地位，这就意味着，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将会展现出螺旋形上升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