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酒从中国传统君子文化中吸取养分，提炼出从理念到行为的系列内涵，倡导饮酒人涵养健康饮酒、文明品酒的“君子之好”。这其中的智慧，来源于孔子对人类文明的思考和日常生活的实践。

孔子酒量怎么样？

孔子并不以酒人名于世，却是一位真正知酒、懂酒的人。史籍中颇多孔子与酒的记载，对孔子的酒量亦无定论。《孔丛子·儒服》载：“平原君与子高饮，强子高酒，曰：‘昔有遗谚：尧、舜千钟，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饮十榼。古之贤圣，无不能饮也。’”平原君即为“战国四公子”之一赵胜，子高为孔子六世孙孔穿。钟、觚、榼均为酒器，千、百、十概言古圣先贤之能饮。“昔有遗谚”一语还提示，“孔子百觚”之说流传甚久甚广。

平原君为劝子高饮酒，故言“古之贤圣，无不能饮”。子高便告平原君，相关说法并不可信：“生于嗜酒者，盖其劝厉奖戏之辞，非实然也。”（《孔丛子·儒服》）东汉思想家王充说：“文王饮酒千钟，孔子百觚”，是为彰显“圣人德盛，能以德将酒”，即言圣人酒量大是彰显其能用德性压制、控制酒性。（王充《论衡·语增篇》）

但在其他一些记载中，孔子酒量又是另一种景象。北魏名臣高允撰有《酒训》，其言：“子思有云：夫子一饮，不能一升。”（魏收《魏书·高允传》）子思为孔子嫡孙，孙辈言自家祖辈酒量，当为不虚。然高允“被敕论集往世酒之败德”，故引述子思“夫子一饮，不能一升”为证，并言“千钟百觚皆为妄”。

孔子酒量从“百觚”到“不能一升”，其间差距太大，原因在于言说和记载目的之不同。故明代“后七子”之一的王世贞，曾如此说道：“百觚故为过辞，一升亦非实录。”（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孔子酒量记载的矛盾，还在于孔子是一位极具智慧的饮酒人，曾说过“惟酒无量”的话。

孔子饮酒的智慧

孔子非常注重礼制，对周公“制礼作乐”称颂不已，并直言“吾从周”。在孔子的饮酒智慧中，便有了兼顾礼制与个人的双重考量。具体说来，在于如下数端。

首曰“惟酒无量，不及乱”。语出《论语·乡党》，该说历来存在两种解读。一是孔子此言，乃是专就燕礼而言。燕礼即宴礼，是诸侯政余闲暇与群臣的宴享之礼，对饮酒程式、行酒次数和饮酒爵数都有严格规定。“无量”是指行酒不再规定次数，饮酒不再统计爵数，“不及乱”是上下之礼、宾主之序仍得以维持。（杨少涵：《“惟酒无量不及乱”正义》）二是指一般饮酒场合，如朱熹便言：“酒以为人合欢，故不为量，但以醉为节，而不及乱耳。”酒以合欢，是给人带来快乐的美好物品。因此不限其量，但以醉而不乱为止。

次曰“沽酒市脯，不食”。亦语出《论语·乡党》。朱子集注曰：“沽、市，皆买也。恐不精洁，或伤人也。”该说是从饮食卫生与安全的角度立论。用今人眼光观之，即来路不明的酒肉饮食，也是应该拒绝食用的。然据《汉书·食货志》，羲和鲁匡曾言：“孔子当周衰乱，酒酤在民，薄恶不诚，是以疑而弗食。”其时“礼崩乐坏”，贯彻周公“祀兹酒”“饮惟祀”禁酒思想的“酒酤在官”制度遭到废弃，市场上出售的都是不合礼制的粗劣酒品，故孔子“不食”。（周苇风《论孔子饮酒以礼》）

再曰“不为酒困”。语出《论语·子罕》：“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在此，孔子强调的其实是为人应该有的忠、孝、敬、慎。亦如朱子所言“事愈卑而意愈切”，将“不为酒困”上升到对社会、家庭和个人都很重要的位置。周人对殷商因酒亡国的历史记忆很是深刻，故《尚书·酒诰》反复告诫勿“湎于酒”。但如鲁匡所言：“百礼之会，非酒不行。”（《汉书·食货志》）孔子也说：“酒者，所以养老，所以养病也。”（《孔子家语·观乡射》）在整个礼制系统和日常生活中，酒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不可一日无之。故孔子倡言“不为酒困”，用酒之利而不受制于酒。

要而言之，孔子的饮酒智慧，对社会和个人都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从社会的角度言，要涵养文明，饮酒需尊重相应的规范，逾越者皆不可为。从个人的角度言，要注重心性修养与健康，酒因其诸多特性而要求个人有着精准判断和适度超脱。“不及乱”“沽酒不食”“不为酒困”，表明孔子是一位真正了解酒的人，其蕴含的智慧既是君子的饮酒准则，也是君子人格修养的指针。习酒所倡饮酒人文明品酒、健康饮酒的“君子之好”，是对孔子饮酒智慧的当代实践，也是“酒中君子”习酒致力于现代文明构建的具体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