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盛鸿:我向张艺谋们介绍南京民国时期的妓院情况

我向张艺谋们介绍南京民国时期的妓院情况

2010年秋冬间,张艺谋导演率领《金陵十三钗》剧组的大队人马,来到了南京,进驻南京远郊溧水拍摄基地。我像许多南京人一样,充满了兴奋与期待。在这期间,一天,电话响了,是江苏电视台的一位编导打来的,他正为张艺谋导演和《金陵十三钗》剧组做服务工作。他告诉我,张艺谋导演和《金陵十三钗》剧组想了解南京大屠杀前后,南京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关于那时期南京妓院和妓女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在日本侵略军攻占南京后,她们的遭遇,以及南京保卫战和南京大屠杀的有关情况和细节,等等,想采访我,因为张艺谋导演和《金陵十三钗》剧组了解到我是研究南京大屠杀史和民国史、南京史多年的专家,出版了《南京沦陷八年史》等多种有关论著。我未加思索,立即爽快地答应了,因为这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只要是宣传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事,我都愿意做。于是约定日期,他们上门来采访。

过了几天,在约定的下午,他们来了,来到了我位于南京秦淮河西清凉门大街的家。张艺谋导演因正忙于《金陵十三钗》剧组的拍摄事情,也怕暴露行踪,引起社会轰动与麻烦,没有能来我家,而是派遣他的副导演李爽来了,陪同的是那位江苏电视台的编导。李爽副导演向我简略地介绍了《金陵十三钗》的大致的情节和人物,然后就根据他和张艺谋导演拟定的提纲,向我提出了一个个的问题,其内容主要是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战前南京的妓院分布和妓女的生活、“工作”情况,以及她们在日本侵略军攻占南京后的遭遇,南京保卫战和南京大屠杀等等。我尽我所知,向他们作了详尽的介绍。

第一,关于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前,南京妓院和妓女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在日本侵略军攻占南京后她们的遭遇。

我说,南京在历史上曾是六朝金粉之地,娼妓业一直很兴盛,娼妓活动由来已久。狎妓之风,南朝已盛。明清时期,南京娼妓业空前繁荣,秦淮河艳名远扬。明永乐年间,在城南以东,内秦淮河沿岸的武定桥两侧,有胭脂、粉黛、翡翠、鸳鸯等妓院24楼。在明代中叶,南京秦淮河两边的夫子庙一带,青楼林立,莺歌燕舞,色情业达到鼎盛。夫子庙可以算作当时中国最大的“红灯区”了。明末清初,南京秦淮河地众多妓院里,更涌现了李香君、柳如是、陈园园等著名的“秦淮八艳”,给那战乱的年代,抹上了一层枚瑰色。

清初,南京的妓院逐渐移至淮清桥、钓鱼巷一带。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写道:“那秦淮河到了有月色的时候,越是夜色已深,更有那细吹细唱的船来。凄清委婉,动人心魄。两边河房里住家的女郎,穿了轻纱衣服,头上簪了茉莉花。一齐卷起湘帘,凭栏静听。所以灯船鼓声一响,两边卷帘开窗。河道里焚的龙涎,沉、速香雾一齐喷出来,和河里月色灯光合成一片。望着如闻仙人,瑶宫仙女。还有那十六楼官妓,新妆炫服。招接四方旅客。真乃朝朝寒食,夜夜元宵”。文中提到“那十六楼官妓”,说明娼妓这一行业,在明、清时代,是合法化的。

1853年3月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后,厉行禁娼。1864年7月清军攻占南京后,南京饱经战火破坏,秦淮两岸更是一片荒芜。两江总督曾国藩以救市为名,重整画舫,再揽歌妓,夫子庙恢复市容,妓院又部分移至石坝街周围。乾嘉以前,妓女散处各地,如姚家巷、东关头、东钓鱼巷、武定桥等;光绪中叶以后,改为群居制,一院数十人,群居于钓鱼巷。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南京下关正式开辟为商埠;1908年和1911年,沪宁铁路和津浦铁路南段相继通车,下关成为南京水陆交通枢纽,商贾云集,市场繁荣。随之,在下关龙头房附近有娼妓聚集。

入民国时,南京妓院生意最好的共有四家。其中以“四喜堂”最大,因这里妓女多,年龄又小,所以生意最旺。另外,下关的大马路、商埠街一带,妓院也较多,是当时南京又一主要红灯区。

1927年4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开始,对娼妓实行所谓“寓禁于征”的公娼制度。1927年6月,南京市第二次市政会议通过《南京特别市财政局征收花捐章程》,规定本市妓馆分甲、乙两等纳捐:甲等妓馆每月缴纳银元24元,乙等妓馆月捐12元;妓女则分一、二、三等,规定各纳月捐6元、4元、1元;限1927年8月10日前,南京各妓院、妓女,要向南京市财政局登记、纳捐、领取执照。妓女初次纳捐,应缴4寸半身照片2张,一存备查,一粘于执照,随身携带,以备财税稽查或警察核查,违者罚银1元。1928年2月起,增加“借用执照或徽章者处罚10元”的条款。 当时南京妓女的生活高下区别,更是鲜明对照。

名妓,就是纳月捐6元的高级妓女,红妓,人长得漂亮,文化素质也较高,住所叫“香巢”,多在秦淮河边,房间里有琴棋书画,有女佣服侍。进出有人力车甚至小轿车。来这里的嫖客都是衣冠人物,就是达官贵人、富商大贾,来此寻欢取乐,一掷千金。鸨儿把这种红妓看做摇钱树。所谓“娘儿爱俏,鸨儿爱钞”。每逢农历新春,妓院大门贴上“日进斗金”四个大字,大放鞭炮,通宵达旦,叫做“接财神”。活财神(嫖客)接到了,无非花天酒地,纸醉金迷,任情挥霍,终至倾家荡产,流落街坊,比比皆是。诚然,民国时期南京秦淮河边的高等妓院是“销金窟”。

月捐1元的妓女是所谓下等妓女,多在南京城北长江边下关一带活动,那里是南京的交通枢纽,是火车站与长江轮船码头集中区域,“苦力”众多。下等妓女主要为社会底层人服务。妓院简陋不堪。

月捐4元的妓女,是所谓中等妓女。她们散处南京各妓院中,“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但不管是高级妓女,红妓,还是中等、下等妓女,都是因家庭穷苦,或个人失意,被卖,被骗,被迫,沦入风尘。她们几乎都有一本血泪史。她们是那个不幸时代的牺牲品。她们中的许多人,竟通过刻苦学习,掌握了琴棋书画甚至英语。尤其可贵的是,她们中有许多人,虽文化水平不高,却深明大义,懂得人间善恶,富有爱国、爱中华民族的精神与志气,痛恨侵略者和汉奸。明末清初著名的李香君、柳如是等秦淮八艳,就是她们的典型代表人物,她们的事迹今流传不衰,令人敬仰。有人说拍摄妓女题材的南京大屠杀影片是情色爱国主义。那是胡说!众所周知,晚清北京著名的赛金花,虽为风尘妓女,但也有颗中国人的良心。她曾说:“我虽然是个妓女,却究竟是个中国人,遇着可以帮助中国的地方,自然要出力相助”。比起当时清廷那许多锦衣玉食、脑满肠肥、父荫子袭、夫荣妻贵的官僚贵族、纨绔子弟来,她在人格上并不逊色,也许还要胜于他们千百倍。读赛金花与秦淮八艳的史料,使人常常不期然想起法国作家莫伯桑笔下的那位不幸的妓女羊脂球,想起围绕在羊脂球身边的各式人等,特别是那些大人先生们。她们虽因国情、人生有所不同,无法完全比拟,却都令人生出无限感慨。

1928年7月3日,南京特别市政府开始转而实行禁娼政策,令警察局,限两个月将公娼、私娼一律查明废止。劝其改业或习艺、择配,如逾期仍未改业,应即驱逐出市;又令市财政局自8月1日起,停征妓馆、妓女捐。南京市内娼妓闻讯大起恐慌,在两周内逃离开南京的,占十分之三。1928年8月11日,南京全市举办娼妓登记,原有一、二等娼妓300余名,第一天仅有双福堂、四喜堂、青楼阁、芝轩别墅等30余人,前往登记,大部观望疑虑。至9月1日废娼日止,娼妓活动趋于隐蔽。9月19日,据娼妓较为集中的南京东区警察署报称:自禁娼后,各娼妓有则另租房屋,变作私娼,有则逗留旅馆秘密卖淫,近日茶馆中更是娼妓参杂其间,以致点戏争胜之风大滋。在禁娼三年之后的1931年,首都警察厅厅长仍然频频颁布训令,查禁私娼,但私娼人数依旧直线上升。据估计,1933年,南京市约有私娼3000多人。

当时南京市政府缺乏足够的财力物力与收容所来完成禁娼工作。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警察常借禁娼为名,“无故侵入人民住宅或旅馆房间”,甚至借机敲诈良家妇女,而对真正妓女则“罚款了结”。因此,禁娼不仅收效不大,反而成为扰民之举。由于禁娼后,娼妓依然泛滥,而秦淮商业却因禁娼而变得萧条,商家纷纷呼吁开放娼禁。甚至连一些曾积极主张禁娼者,也主张驰禁。南京市政府面对困局,曾多次考虑开禁,并于1933年11月拟定于次年开始实施《禁娼救济办法》,规定夫子庙、秦淮河以南钓鱼巷等区域,为娼妓营业区,同时限制娼妓年龄,试图有限度地开放娼禁。这一做法遭到社会舆论,特别是女界的强烈反对,结果此事也不了了之。

此后,1935年、1937年,民间屡有娼妓开禁的传言,但南京市市长多次出面予以否认。这样,面对禁娼后的娼妓泛滥现象,南京市政府束手无策,尽管它在表面上声称毫不妥协,但在事实上已经无力把禁娼政策彻底贯彻下去。妓院在某种程度上,在南京复活,公开、半公开地开门营业。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公然派人到各难民所,强行“征召”中国妇女作“慰安妇”。其中,有许多南京妓女被迫沦为“慰安妇”,遭日军蹂躏侮辱。

1937年12月24日上午,日军某师团派一名高级军事顾问,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公然向该所的负责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籍教授魏特琳女士(Minnie Vautrin),要求挑选100名中国妇女去充当日军的慰安妇。魏特琳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

……10时,我被叫到我的办公室,与日本某师团的一名高级军事顾问会晤,幸好他带了一名翻译,这是日本使馆的一名年长的中国翻译,他要求我们从1万名难民中挑选出100名妓女。他们认为,如果为日本兵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这些士兵就不会再骚扰良家妇女了。当他们许诺不会抓走良家妇女后,我们允许他们挑选,在这期间,这位顾问坐在我的办公室里,过了很长时间,他们终于找到了21人。

1938年1月,侵华日军在南京开设“慰安所”,日军官兵拥挤在门前。

在日伪当局的引导与鼓励下,沉渣泛起。为了给日军士兵提供性服务,汉奸乔鸿年先后在城西铁管巷(现四环路)瑞福里(现四达里)、山西路路口开设“上军南部慰安所”和“上军北部慰安所”。1938年4月12日,乔鸿年向南京市自治委员会呈请在南京夫子庙一带开设“人民慰安所”。这一要求随即得到南京市自治委员会的批准。

1938年6月中,曾长期在南京经营妓院的孙锡臣、姚炳华等人,向伪“督办南京市政公署”呈文,要求开办妓院,并以繁荣市面为标榜,猛烈抨击原南京国民政府的禁娼政策,为开放娼禁寻找历史佐证。其后,在伪“督办南京市政公署”的批准与推动下,一些妓院在南京相继设立。

在整个日伪统治南京的八年期间,大大小小的妓院在南京公开复活营业,与日侨娼业主开设的多家“慰安所”互为映衬,勾勒出一幅丑恶的殖民主义图景。关于这方面的详情,我下次再说。

《金陵十三钗》剧组了解了南京妓院的历史和国民政府禁娼失败的情况,从而对1937年12月日军攻占南京时,南京存在妓院和妓女的史实不再存疑。而我讲述的当时南京妓院和妓女分等级,剧组就把剧中的妓院定为甲等妓院来描述与拍摄,并对日军在南京建立“慰安所”、抓捕“慰安妇”的情况有了了解与表现。

2003年笔者在南京原日军利济巷“慰安所”遗址前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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