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俊才：湖北问津书院讲学与黄州地区儒学的传播

柏俊才 儒藏 2018-08-31

鲁哀公六年（前489）,孔子自蔡赴楚，途径邾城（今湖北武汉新洲区），为匡人所围困，孔子使“子路问津”于长沮、桀溺。面对艰险，孔子临危不惧，淡定自若，泰然处之，为弟子讲学不辍。公元前164年至公元前122年间，西汉淮南王刘安修建孔子庙，以纪念孔子使子路问津之事。宋末元初，龙仁夫侨居黄州，筑室孔子山下，在孔子庙的基础上改建问津书院，首开书院讲学之风，“明万历间邹南皋、赵侪鹤、耿天台、淑台、彭旦阳诸公，暨吾邑萧康侯会集讲学其间，彼时冠甲海内，与梁溪中分鲁泽焉”。问津书院的讲学活动到明代万历年间达到极盛。问津书院集众讲经，遂有“知津”之谓，“其时或退而经世,或退而洁身，如天台、旦阳、日台、武皋、拙斋、康侯诸先生道学、经济、节义、文章麟麟炳炳，辉映后先，嗣是有知津之会。知津者，因源及流，嗣有问津之会。问津者，穷流溯源。一时同道筑室墙阴，藏修习游庶。知者必问，问者必知。而立德立功，皆可于肄业及之矣”。由子路问津，到问津书院儒士知津，其意虽略有变化，然大体相同，均是对儒学之道的弘扬。综观问津书院的讲学活动，传授儒学是贯穿始终的宗旨，以下试分不同阶段略述之。

一

讲学肇始：宋元时期

问津书院讲学肇始于龙仁夫，“问津书院自龙麟洲先生创兴讲席，讵今三百余年，流风余韵，瞻溯无从”。

龙麟洲先生，即龙仁夫，首开讲学之风,并延请其好友吴澄、董敬中和吴应澍讲学问津书院，“（龙仁夫）与西山吴应澍、参政董敬中及乡里草庐吴澄友善”。四人中，吴应澍与董敬中是黄州本地乡贤，均以隐逸闻名一时。吴应澍“重义好施，岁饥设食于路，贫难殓者助之棺，置桥四十余处，井十九，居民便焉。湖广平章以事闻，诏征不起。御书西山二字赐之，人称西山先生”,以儒行称誉乡里。董敬中大德八年（1304）任参知政事，后“隐居龙丘之团湖，构百尺楼于中，名曰镜心，以时游憩。龙麟洲赠联云“水光天上下，楼影月东西’”。龙丘在今武汉市新洲区三店街镇，其地至今还保留有龙丘居委会。吴应澍与董敬中以隐逸闻名乡里，故龙仁夫邀请二人到问津书院讲学，具体情形无文献可征，尚不得而知。龙仁夫与吴澄虽为外乡人（二人均为今江西人），却是元代著名的儒学家，他们讲学问津书院，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龙仁夫“潜心理道，深探濂洛关闽之学”，“尤深探濂洛关闽之学”。二书所载相同，龙仁夫精通儒学，特别擅长于濂（周敦颐）、洛（程颢、程颐）、关（张载）、闽（朱熹）之学。换句话说，龙仁夫尤精于程朱理学。龙仁夫不仅倾慕程、朱，而且决心要以程、朱思想为旨归，“以为己之立身之本，以下学上达为进道之阶。外之穷理以廓其志，内之持敬以树其本”。在问津书院讲学之时，龙仁夫正是发挥这种“下学上达”之精神，不遗余力地宣扬程朱理学。对于龙仁夫这种讲学之精神与贡献，其好友刘岳申高度概括为：“讲学南北之交，独擅江黄之誉。其精神足以感召，其义气足以呼号。己退老孔山之上，逃潜颜巷之中，亦偶然之邂逅。岂执着为艰劳。四方来者，或以公为河汾，或以公为东坡。而公于其间从客酬酢，又未尝厌楚而效曹。逃盖公之学，贯穿理数，出人王霸，迂儒瞽生固不足匡略其万一，而达人大观亦何以许折于秋毫其里”。时人称誉龙仁夫为隋末大儒王通（河汾），可见其儒学造诣非同一般。“逃盖公之学，贯穿理数，出入王霸”是刘岳申对龙仁夫治学的最好评价，正是这种远离黄老之学（盖公之学），贯通儒学道统的治学理念为问津书院的讲学奠定了基调。

吴澄是元代大儒，自小就“大肆力于朱子诸书，犹以《大学》为入道之门”，崇尚朱子之学。元人虞集对其学术渊源剖析得更为详细：“孟子殁千五百年而而周子出，河南两程子为得其传……斯道之南，豫章延平岛明纯洁，又得朱子而属之……朱子以来又将百年，为其学者毫分缕析……（先生）垂十数年其所以致于圣贤之道者，日就月将焉。”以程朱理学的后继者来评价吴澄，确实深得其要。吴澄是龙仁夫的同乡，二人又都崇尚程朱理学，故龙仁夫邀请吴澄讲学问津书院，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在教育思想上，吴澄将国子学分为经学、实行、文艺、治事四大门类，亦即四科。“经学”包括研读《周易》、《尚书》、《诗》、《仪礼》、《周礼》、《礼记》、《春秋》等书；“实行”包括践履孝、悌、睦、姗、任、恤等伦理纲常，治事”则包括选举、食货、水利、数学、礼仪、乐律、通典、刑统诸方面。这些思想在问津书院的讲学中得以弘扬，并对问津书院以后的讲学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龙仁夫、董敬中、吴应澍和吴澄讲学，是问津书院讲学的开始。龙仁夫和吴澄崇尚程朱理学，为问津书院日后讲学定下了基调，也是黄州地区懦学传播的开始。

二

讲学兴盛：明代

明朝，尚书耿定向、御史舒山、湖广巡抚熊尚文等高官鼎力相助，两次大规模复建书院，孔子庙与学宫合建，并在河南商城汤池建问津书院分院。熊尚文还题写了“问津书院”四字。“一时鄂城、汉上、衡山、耒阳以及京都之首善、江右之澹祠、无锡之东林，互相章明，而问津之盛遂揎天下。”后来明魏忠贤权倾朝野，人称“九千岁”，全国上下为其建生祠,唯湖北不建，魏党欲置楚中士子于死地。以东林党人邹元标、顾宪成、高攀龙等汫学问津为由，借机对问津书院儒师萧继忠、刘承烈迫害。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锦衣卫至书院抓捕萧、刘，他们泰然自若，连家人也不告知，欲从容赴义。在押赴京城途中，魏党遛诛，始获还乡。在明代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问津书院独领风骚，不依附权贵，独立特行，保持己有传统，不断地讲学论经，使黄州地区书院儒学教育达到鼎盛时期。

有明一代，问津书院讲学达到极盛。据《问津书院志》中的《讲学源流》和《讲学师儒姓氏》所载，主讲者共有九类74人。具体见下表

在上述九类人中，“四方会讲者”与“移书讲论者”显系不是亲登讲坛的，而是进行学术讨论，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学术研讨，其他七类人都是亲自授徒的儒师。就政治层面讲，这74人分属不同的政治派系，有的属东林党，像邹元标和高攀龙是明代东林党首领，邹元标与赵南星、顾宪成号为“东林三君”，髙攀龙与顾宪城、顾允成、安希范、刘元珍、叶茂才、钱一本、薛敷教并称“东林八君子”，官应震是楚党党魁；就学术渊源而论，有支持阳明心学的，也有反王阳明心学的。由此看来，明代问津书院的学术气氛是非常自由的。

执讲问津书院的74位儒师中，尤以王阳明的弟子、再传弟子以及后学居多，像郭庆、吴良吉、耿定向、耿定理、萧继忠、邹元标、黄云阖、黄奇士、张绪、朱试、周之训、樊玉冲、樊玉衢、谢天眷、王时槐、刘承烈、盛朝衮、唐虞、王师鲁、杨际之、曹钦承均为王门弟子，可以说，明代的问津书院成为王阳明心学传播的中心。

王阳明一生以讲学为“天下首务”，无论归隐乡里，还是戎马倥偬，甚或谪居夷地，皆不忘聚徒讲学，故王门弟子遍天下。据吴云《江西理学言行录序》所载，阳明弟子达到6000人之多。“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江右传道，是王阳明一生最重要的讲学阶段，其弟子多能得其真传。问津书院讲学是王阳明江右讲学的一部分，其主讲儒师或受业于王阳明，或受业于其第一、二、三代弟子。

结合明代阳明心学在江右的传播情形与问津书院讲学事业的发展，明代问津书院的讲学可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以一人为主体，多人为羽翼，他们共同努力，将问津书院讲学事业以及黄州地区儒学的传播推向高潮。

明代问津书院讲学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是吴良吉、郭庆，二人均曾亲授业于王阳明，是王氏嫡传弟子。郭庆，字善甫，黄冈人，明正德丁卯（1507）举于乡，“闻王阳明倡道东南，徒步往从之。三年归，讲学问津，充然有得”郭庆回归故乡之时，王守仁作《赠郭善甫归省序》相赠，以农耕为喻，劝其立志于学，并说：“从吾游者众矣，虽同说者多未有出于立志者，故吾于子之行，卒不能舍是而别有所说,子亦可以无疑于用力之方矣。”由此看来，郭庆对王阳明心学领悟较好，故老师才青睐有加，勉励其立志于学。此后，郭庆与王守仁多有联系，王守仁《与善甫书》有云：“致知格物之说，善甫已得其端绪”,则知郭庆的心学造诣很高。吴良吉因郭庆引荐得求学于王阳明：“先生故深居简出，出应四方来学者，就质有常期。一日值先生出应来学期，孝廉趣吴以前质正。先生时燕居楼上冶嬗，聆吴生语已，不答，第目摄而指示之曰：‘子视此盂中下，便能载下，便能载此盂。地又下，便能载此楼。人贵能下，下乃大。’语已，更摄吴生者再，竟无他语。吴孝廉问曰：‘先生时何言？’吴生咽哽不能应，第潸然涕数行下也。”吴良吉少于郭庆，年轻人容易冲动，当面诘问王守仁。王守仁以“鳍”为喻，暗示年轻人要谦虚谨慎，不可心浮气躁，方能有所长进。

郭庆与吴良吉均为黄州本地乡贤，二人虽同为王阳明之弟子，但领悟却有不同，故为学亦有高下。因郭庆追随王守仁时间久，故其修为略髙于吴良吉：“文成之鑪锤人也，不在言论辨折，即精神盼睐间，其陶镕多矣。虽然即郭、吴之舟中省愤若此，彼志学初已有得师矣，岂漫然系籍者伦哉？前辈之发志为学也都若此，吾侪志学者视之可省矣。”郭庆质朴，吴良吉颖悟，二人对王阳明心学领悟各异。尽管如此,他们均是后辈学习之楷模。吴良吉与郭庆之著作不存，其在问津书院讲学之概况已不可知。

明代问津书院讲学第二阶段的代表人物是耿定向、耿定理、耿定力。“三耿”被确定为第二阶段的代表人物，主要原因是：三人年岁略小于吴良吉与郭庆，亦未能亲授业于王守仁，而且是第三阶段代表人物——萧继忠的老师辈。“三耿”虽同为兄弟，然师承略异，思想稍有不同。他们同时讲学问津书院，可见当时思想之自由。

耿定向是阳明后学，“学本王守仁”。王守仁去世时，耿定向才五六岁，当然没有机会向王守仁请教学问。《问津书院志》云，“定向在都日尝与弟定理从罗念庵、胡庐山游”，“（耿定理）在郡尝与罗念庵、胡庐山游”。罗念庵、胡直是江右王学的代表人物，罗念庵之“主静”说、胡直之“心造万物”说都给耿定向的思想带来了或多或少的影响。此外，耿定向交游极广，泰州学派的罗汝芳、王艮和李贽三位代表人物亦与之有交往。黄宗羲曾云：“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虽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黄宗羲所言极是。耿定向与罗汝芳、王艮和李贽三人最大的差异就是没有走向反阳明学的地步。从这一点上说，耿定向恐怕不属于泰州学派。其思想主要观点有“求放心”、“洗心”、“内观”等，尤其注重“人伦之至”，是王阳明思想的延续。

耿定向多年任京官和各地长官，其讲学问津大约是其晚年之事，“（乙丑）十二月，奉旨‘卿耆德硕望，简任司徒，以疾固辞，情辞垦切，准回籍调理。痊可之日，抚臣等具奏起用。’先生归，……虽居黄山中，四方学士顺风而请者如鸟投林，如川归海，无不人人为叩两端，期于有寤”。耿定向以疾病为由多次上疏请辞，终于嘉靖四十四年乙丑（1565）十二月获准回归故里黄州，开始了问津书院的讲学活动。《示里中后生》向里中后学释懦家“一贯”思想；《示应试生》诠释“良知”、“致知”之意；《与涂黄冈》告诫黄冈涂生摒弃佛法，以阳明先生“良知”为旨归；《与康侯门下》以“不失赤子之心”教诲门下萧继忠诸弟子等。耿定向讲学具体情形难考，然他培养的萧继忠、焦竑等弟子，对问津书院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耿定力是定向之三弟，二人思想基本相同。在兄弟三人中，思想激进，让哥哥耿定向大伤脑筋的是二弟耿定理。耿定理交游极杂，除罗洪先、胡直外，尚师奉方湛一、邓豁渠和何心隐，受泰州学派何心隐“黑漆无入无门之旨”的思想影响甚巨。更为重要的是，耿定向与李贽长时间交往，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泰州学派的异端思想。对于这个弟弟，耿定向是非常担心的，“顷从鲁廷尉处睹唐君所上封事，掊击阳明先生，甚想”。看到唐君所上抨击王阳明的奏疏，耿定向想到那个异端弟弟，于是写书信一封，谆谆教诲，希望定理不要赴唐君之后尘，在思想上不要偏离太远。耿定理隐居讲学，思想以“不容己”为宗旨，影响了当时很多人，“儒者之高蹈盛世之逸民，理学正宗，其八先生乎”耿定理讲学问津书院之事，除有“与兄定向屡过问津，讲学不倦”的记载外，余不可考。

耿定向、耿定理和耿定力名闻当时，被称为“红安三耿”。之所以把他们三人归入问津书院讲学的第二阶段，其原因主要是他们都不是王阳明的弟子，而是王阳明的第一、二甚至三代弟子的门生。三人讲学问津书院的时间大约在明嘉靖末年至万历年间，其哲学思想仍属于阳明范畴，然略有差异。耿定向与耿定力思想上为阳明思想之正宗，耿定理则是理学之叛逆，由此可见问津书院讲学思想之自由。相比较而言，耿定向的影响较大，“耿定向是活跃在阳明后学时期讲学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他推动了当时讲学运动，并且注重纠偏救弊，有利于社会风俗的改善，其部分思想主张成为东林学派的先声。

明代问津书院讲学第三阶段的代表人物是萧继忠。萧继忠是第二阶段代表人物耿定向的弟子，他大规模地修缮问津书院，乐于奖掖后进，故在问津书院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萧继忠扩建问津书院，使得昔日狭小破旧的书院焕然一新。同时为了讲学的规范化与制度化，他规定了“修德问业，月会岁要”的制度，亦即每月一次的讲习和年末一次的总结。讲学的内容是“修德问业”，弘扬儒学和加强自身修养。同时要求“以每月十六日俱会于斯，上奉先师之灵，下资朋友之益，共出一月所学，互相咨证”,每月十六日聚会研讨。更为重要的是，萧继忠拟定了问津书院的学规。

萧继忠所拟定的问津书院学规包括德行、宗旨、经济、制举、识议和规劝六条。在这六条学规中，萧继忠用了“吾辈”、“同心”、“同盟”、“同志”等字眼,大约取《周易•系辞上》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之意，意在强调志同道合，要求大家共同遵守，若有违反，将受到惩罚，“以上各条，惟我同盟务各遵守，倘当会不至与至不遵规者，俱各有罚”。统观这六条学规，可归纳为“修德”与“问业”二个方面。宗旨、经济、制举三条学规昭示问津书院在“问业”上要求学生统一思想，融会贯通，而不要囿于古圣贤之说。德行、识议和规劝三条在“修德”上要求以古圣贤人为榜样，不断自省。对于有过失的同学，师友规劝，勉其改过，不断提高自身的修养。因此，问津书院的六条学规涵盖了教与学，要求学生在“修德”与“问业”上不断提升。

萧继忠的著作多散佚，无文集传世，仅存《答易一说》及与诸友论学之书札，从这些仅有的资料中可以窥见其当日讲学的思想。萧继忠是耿定向的弟子，故继承了其师“当下本体”论、“格致”论和《周易》论。耿定向有“良知现现成成”之论，萧继忠继承并发挥道：“人虽日用精密，各就从来劫习，渐渐消融，方是希贤希圣希天之功夫，与本体合。来教云凭空作想，固论于虚；若逐事体验，恐涉于迹。愚以为止波之水，应驽之机，所谓当下了义也”。萧继忠用“希贤希圣希天”来释“本体”，用“止波之水，应驽之机”来释“当下”，较之耿定向之“现现成成”更为具体，更有操作性。耿定向将“格物”诠释为“仁”，较前贤多有发明。萧继忠在老师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所示《格物说》大有发明，但归重在诚意，则不容不辨”。萧继忠将“格物”诠释为“诚意”，实本发挥《大学》之意，与其师略有不同。耿定向对《周易》也有研究，焦竑在《答耿师》中云：“南都寄至老师《学彖》一书，手之几日，未能暂释。复承惠教《易测》，不任叹服。”由此知，耿定向有《学彖》、《易测》二书，对《周易》有很好的研究。萧继忠对《周易》亦有独到的见解。萧继忠自称“固久于《易》”,可见其长时间钻研《周易》，故有较高的造诣。他在《答〈易〉一说》中阐述了自己对《周易》的理解：“忠读《易》，从有文字中想无文字，参来参去，只是一个一耳。”这个“一”就是太极。萧继忠对《周易》的诠释，得到他的老师邹元标的高度评价：“嗟乎！世无《康侯问答》。视康侯浪知康侯自困心衡虑中来，人不困衡则不刳心捐形。余盖困而不知《易》者也，深愧康侯引答言以归武黄间。”邹元标认为萧继忠在困顿之中深悟《易》之理，方有所成就。因此，可以说，萧继忠讲学，在弘扬其师耿定向的思想。

萧继忠谈及自己讲学问津书院时说：“十余年横逆频加，师友凋谢。午夜自竦，欲留此硕果以待河清，兢兢业业竟不敢提‘学问’二字” 十余年来，海内师友调谢，问津一脉在，仆几成孤注”。据笔者所考，与萧继忠同时主讲问津书院有姓名可考者有黄彦士、黄奇士、彭好古、彭遵古、孙大状、方一盛、王陞、萧继苽、王世德、许士奇、游士任、魏士茂、刘承烈、王家钦、冯从吾、王施大、熊兆姜、孙应鸿、王家录等19人，他们或亲登讲坛，或移书讨论，共同探讨学术，促进了问津书院儒学的传播。可以说，到萧继忠之时，问津书院的讲学方达极盛。那么，为什么萧继忠说“师友凋谢”，有“兢兢业业”、“儿成孤注”的感觉呢？个中原因，主要在于明代万历之后，“学者对王阳明学术虽依然尊重，但对这位先师本人则不再有那种全然相信、愿意奉献己生以传其道的个人情感，加上不同声音的思想论辩普遍激荡，阳明学被严格的反省与修正”。萧继忠继承了耿定向的思想，是阳明思想一脉的直接延续，当时有许多学者与此思想稍有不同者。今存《问津书院志》中与萧继忠往来问答的书函有三十余札,有相当一部分是与萧继忠思想相左者。像高攀龙《寄康侯》云：“得教千里共席矣。问津之业，惟门下力肩之，全在修身”萧继忠叔父萧文宪及堂弟萧继元为高维垣所陷害，继忠险被牵连致死。萧继忠履行“修身”，节哀守孝。高攀龙对萧继忠这种行为表示理解，并以此阐述自己的“止修”主张：“不谓康侯罹此大慼。丧礼久废，能勉而行之，即性体也。心境易开，性分难尽，此悟修之说，非心性之辩……不悟之修，止是妆饰；不修之悟，止是见解。二者皆圣人所谓文而已，岂躬行之谓哉？”为了宣扬“止修”的理念，高攀龙竟然指责萧继忠躬行守孝。“修身”与“止修”之争，实质上涉及到儒学能否真正维系人心的问题，“止修”说是儒学流于空泛的渊薮。

萧继忠时期是问津书院讲学之风最为兴盛之时，“于时师友渊源，南皋、少墟、匡湖、景逸、弱侯、宏甫皆宿望巨儒，四方从游问津者，景附云集，盖二十余年”。在这二十年间，黄州地区成为儒学传播的中心，“澹祠、问律，彼此相望，大张正学，俾江楚俨然邹鲁”。将问津书院与邹鲁相提并论，可见其儒学传播之盛。

三

讲学衰微：清代

自萧继忠讲学之后，问津书院虽有儒士继续先贤之事业，然很难达到此前之盛。特别是以张献忠为首的义军征战楚黄，问津书院在战乱中再次遭受兵燹。据史书记载，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问津书院仅存正殿三间以及东西两庑部分建筑。清初顺治年间发布的书院禁令，禁止书院集会，这对问津书院的发展极为不利。清康熙六年（1667）县人士邹互初、操之盛先后修建祠垣讲堂，规制宏敞。经过清代有志于学的儒士不断修葺完善，问津书院焕然一新，讲学之事得以延续。“又十余年，有王海伯振旧院于兵燹瓦砾之余。而时当我朝定鼎，人文肇起于是。邹公邃右恒，王梁思、郑淳思、王汝载诸人同力修饬,而书院又盛。”王海伯、王梁思、郑淳思、王汝载修葺书院之事难以稽考，然清代问津书院再次中兴乃是不争之事实。较之于明代，清代问津书院又有新的活动，“至有明隆、万、启、祯及我朝初，此邦缙绅大懦之讲学其中者，踵相接也。其春秋祭期以三、九月之十五，其主祀或郡伯，或邑令，或郡县学博，而远近从事骏奔之弟子员以千计”。与明代相比，问津书院祭祀更盛，而讲学稍逊一筹。今见讲学问津书院的儒师仅王成、邹互初、操之盛、钦士佃和邹江遐五人。

王成、邹互初、操之盛、钦士佃和邹江遐五人均为黄州本地人，他们对问津书院的贡献首先是修建院宇，保证书院讲学之事的延续。钦士佃“尝谓问津书院以文昌配祀圣殿非典，欲于院右山隅建阁移祀。乾隆癸亥李事等改造入如式，近又移建院西庑斋宿馆南”将文昌阁从圣殿移至院右山隅，再迁至院西庑斋宿馆南，看似简单的改建问题，实则显现出钦士佃很高的儒学造诣。邹江遐“修葺讲堂殿陛与有力焉”，同时辅助王抡士修撰《问津书院志》。操之盛与邹互初“修葺问津，清还祀产”。邹互初“率同人请诸当道计亩清还，修建庙宇”邹互初与操之盛除修葺问津书院外，最重要的是请当地长官主持公道，清还了被豪强籍没的书院祀田，保证书院有足够的运行经费。

钦士佃是康熙三十九年庚辰（1700）科进士，做过编修之类的小官，王成、邹互初、操之盛和邹江遐四人或为康熙年间举人，或为博士弟子生员，终生未仕,均将毕生精力奉献给问津书院的讲学事业。邹互初讲学“一以德行为先”,操之盛“课士科条,首德行，次文艺”,邹江遐“会业以讲德兴艺，育才训俗为己任”，可见，清代问津书院在讲学之时首重德行培养，其次是文艺，符合儒家以“德”为先的思想。这说明在清代，问津书院仍然继承了弘扬儒学的宗旨，以此来教化士子。王成、邹互初、操之盛、钦士佃和邹江遐五人具体讲学事迹已不可考，今《问津书院志》中唯存邹互初《记萧康侯逸事》一文，作者自述写此文的宗旨是“大雅云亡，嗣丁劫火，灵光犹在。茂草兴悲。互初少亲几席，与聆绪言，追昔悼今，泣嗟何及。偶忆旧文，谨录数条于左，以俟后之君子焉”。邹互初称自己写《记萧康侯逸事》的初衷是通过记述萧继忠几则旧闻，抒发自己的追昔悼今之情。从这篇文章所记三则逸事来看，其意恐非如此，而是藉此来弘扬先贤讲学之精神。萧继忠给屠夫讲道，认为“心安”即是道；耿定向以人伦之情打消二兄弟争夺哥哥遗产之争；萧继忠讲学有“赤子之心”之论，这三则逸事看似简单，却道出了书院历来讲学之精髓，那就是在平常之事中弘扬儒学。

自龙仁夫创建问津书院，一直到清康熙年间王成、邹互初、操之盛、钦士佃、邹江遐等人的讲学，问津书院的讲学活动延续了500多年。在这半个多世纪里，才人代出，儒士纷呈，有争议，有趋同，无论政局如何变化,传播正统懦学是其一贯坚持的宗旨，而且从未改变。问津书院的讲学活动，促进了黄州地区儒学的传播。据《光绪黄州府志》所载黄州地区的儒学著作，《易》类有76部,《书》类24部,《诗》类22部，《礼》类25部，《春秋》类35部，《孝经》类10部，《四书》类104部，《乐》类4部，《小学》类23部，其他经类41部，合计364部。如此辉煌的儒学著作，在古代区域性的范围内是不多见的，这要归功干问津书院的讲学及其对黄州地区儒学之驱动。此外，问津书院的讲学也为楚地黄州培养了大批有用之才。据不完全统计，自宋至清，书院共产生进士387名，举人、进士、名儒、要吏不计其数。问津书院的讲学活动不仅培养了大批儒士，而且为全国输送了许多人才，为黄州本地社会风气的转变以及当地教育，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作者|柏俊才

来源丨《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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