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来说，法国出版的图书必须寄送国家图书馆，而该馆的整理、保存和利用皆属上乘，但其馆藏并不能涵盖全部法国人撰写的法文图书。比如在海外殖民地印行的图书，则有可能成为遗珠。好在法国人文学术传统颇为悠久，设有多个不同专长的公立研究机构，故我们可在相关图书馆中找到国家图书馆所未收录的图书。

截至目前，笔者去过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简称INALCO）和法国远东学院（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简称EFEO）的图书馆，都有若干广州湾文献的新发现。本文将介绍20世纪初出版的两种图书，分别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和东方语言与文明图书馆Klincksieck（位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内，简称BULAC）。两相对照，或有更佳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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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的《东京及南清法事志》

1900年初，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府在广州湾设立行政机构，派驻总公使管理各项事务，并宣布开辟自由贸易港。正如本系列第四篇（链接）所言，一批法国商人当即闻讯而来寻找商机，甚至试图通过舆论引导法当局的决策。简而言之，他们期待广州湾与香港建立更紧密商贸联系，而非盲从官方意志勉强为之。尽管如此，法当局仍是着力发展广州湾与越南的航线，并远离租借地内的商业中心赤坎，集中力量开发海湾以东的麻斜新城区。

1902年春，住在香港的英国皇家亚洲文会中国支会会员阿尔弗雷德·坎宁安（Alfred Cunningham, 1870-1918）带着相机游历法国势力范围内的华南沿海港埠，用英文撰写《东京及南清法事志》（The French in Tonkin and South China，以下简称《法事略》）一书，同年8月就交给《孖剌報》（Hongkong Daily Press）印刷。

《法事志》英文版封面

坎宁安在导论表示，《法事志》不是探讨越南北圻（即东京）的古史，而是旨在呈现该殖民地的“准确轮廓”及其现状，并对比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政策和殖民活动。故此书虽在香港发行，却凭着作者一手见闻的纪实性，很快引起了法国人的注意。巴黎的Klincksieck书店从伦敦引入此书，继而被收入法国国家图书馆。次年，法国人Armand Le Maire翻译的法文版（Les Français au Tonkin et Chine Merdionale）就在河内的crébessac出版社出版，说明此书颇受关注。

《法事志》共分为九章，前面四章大致以坎宁安的行程为顺序，依次介绍了法国人在广州湾、海口、北海、澳门、香港，以及越南海防和河内等地的发展情况。后面五章则涉及1902年开幕的河内博览会、滇越铁路、法国管治情况、作者旅行散记及其对法当局政策的评论等。总的来说，此书图文并茂，引用了不少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府的数据，富有史料价值。虽然作者为英国利益奔走，笔下却也平实公允，为我们留下了法国人殖民扩张、商业发展和军事策略等多方面的珍贵纪录。

坎宁安第一站便来到广州湾，第一章先介绍法国人占领该地的原因、过程Klincksieck和条约内容等，作者认为海军军官对行政机构（工务局）影响深远，后者以前者的勘察为本修筑码头，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府连续三年投入大量资金以进行工程。在广州湾停留期间，作者着重考察法当局在麻斜的建设，树木成荫的大道和洁净整齐的街区展现欣欣向荣的前景，邮电局和警署等公共建筑也相继建成。

关于广州湾的行政情况，坎宁安对公局、警卫军等略有记述。在笔者看来，坎宁安的思考更具价值。比如他指出法当局不像英国人那样花功夫测量新界土地而是直接划分地块进行拍卖，恰恰反映了两种殖民管治的差异——法国人的政府干预无处不在，对地方社会的尊重相对较少；而英国人则是放任民间逐利，给予更多空间。该章后半部分则是作者在西营的见闻，他拜访军官，对当地的军事布防和教堂的修建情况多有着墨。坎宁安一针见血地指出，广州湾是否繁荣取决于军港建设。即使总督杜美对自由港寄予厚望，但从广州湾进口、输往腹地的商品未必更便宜，因此对香港来说不是“严重的威胁”。

第二章篇首是坎宁安对海南时局的评论：“法国人的商业兴趣较少，却不阻止他们花钱用于政治性强于商业性的目标。可是我们不能假定法国人是纯粹出于善心，因为法国人并非如此热爱中国人；况且大多数国家将文明教化交给传教士，他们有时间、金钱和慈善（动机）去为此奉献。”不得不说，这既是精辟之言，也是对法国殖民管治的一种讽刺。坎宁安还认为，法国人占据雷州半岛上的广州湾，等于将整个广东南部纳入势力范围，触动了英国人和德国人的商业利益。其后部分，作者列举多个案例分析法国人在华南的商业活动，本文暂不赘述。

某种程度上，《法事志》可视为1900年《新中国报》广州湾专号的“跟踪报道”。广州湾法当局在两年间确实投入不少资源进行建设，但其发展方向依旧违背地方社会民意和商业规律。坎宁安理应认识路易·斯居勒弗尔等法国商人，却未在书中提及，这种缺失似乎间接说明后者失望而去。

1902年保罗·杜美离开印度支那，广州湾的发展也随之陷入困境，其中一个深层次原因，就是法当局将政治算计（面子）放在优先位置，而非真正发展经济。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若说坎宁安对广州湾的未来持审慎乐观态度，那么译者认为广州湾将实现法国人的商业利益，则显得过于想当然。

《法事志》所附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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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的《广州湾租借地》

1906年，法国殖民地博览会在马赛举行，印度支那总督府以专门展馆的形式推广广州湾。与之配套，广州湾法当局组织人员编写多达77页的《广州湾租借地》（Territoire de Kouang-Tchéou），从方方面面介绍广州湾的资源和建设成绩。其实此时广州湾的发展情况颇为惨淡，我们不易分辨法国官员真的是充满信心，还是虚应故事。

《广州湾租借地》封面

《广州湾租借地》中译版已收入王钦峰教授选编的《法国在广州湾：广州湾综合文献选（第二卷）》（暨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团队成员郭康强已有详细评述。王教授告诉笔者，该书系由费成康教授提供复印件，藏处不详。笔者曾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搜寻此书，却无结果。直至在东方语言与文明图书馆找到此书，笔者才一睹真容。从封面藏书章可知，该书是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前身Écol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的旧藏。该书由设于河内和海防的Gallois出版社出版，可能印量较少，未广泛流向市面，因此没有收入国家图书馆。

笔者认为，尽管《广州湾租借地》属于“宣传资料”，缺少个人观察，但其内容来源应有所本，亦有一定史料价值。故该书可与《法事志》前后对照，勾勒1902-1906年间广州湾的发展情况。

撰文：吴子祺

编辑：大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