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十月，赴台湾。如果不是事先已经答应去开会，我差点就放弃了，各种复杂的手续两个多月才办下来。虽然是第一次，但并无多大的好奇，在传媒如此发达的现代社会，空间的意义其实并不大。那些被神化的景观和胜迹，不过是另外一种资本的运作。我对漫游世界完全不感兴趣，唯一所愿的是，遇到不同的人，知道人心的博大和丰富。两个小时后飞机落地，台湾师大的黄文倩来接机，然后驱车过桃源、台中而至会议地点彰化。一路上处处插满青天白日旗，各种“中华民国，精彩100”的标语旗帜，政治在任何地方都是强大而牛皮癣一样的存在。只是回想历史，未免觉得可笑，中国民国100年的历史就是巨大的失败史，如果这种失败也可以被美化为“精彩”，也未免过于自欺欺人。

好在岛内的人是清醒的。在“2011中文知识生产和亚洲社会转型”的大会论坛上，我听到不少精彩的发言，其中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台湾政治学教授的自省，他说90年代以后台湾的政治学研究已经完全是自娱自乐，因为得不到任何关注，原因很简单，台湾太小了，在整个国际秩序中无足轻重，相对而言的是中国大陆成了一个巨大的存在，其一言一行都受到西方的高度关注。其时我正坐在主席台上，于是特意观察了一下台下众多台湾学者的表情，发现他们呆若木鸡，毫不动容，估计在他们这里，这已经是共识。只是想到国内的那些公知精英们却完全无视这些基本的事实，让人未免概叹。

大会云集来来自亚洲各国的批判性知识分子，印象深刻的有来自马来西亚的魏月萍，她发言的内容是关于“马共”的文学叙述，这对于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领域；来自韩国的安佑卿教授，她的中文说的不错，研究的是朝鲜战争；来自日本的几位学者记不清楚名字了，其中一位年龄颇老，背双肩包喝软饮料，不修边幅中透着点仙风道骨；另一位来自日本的学者胡冬竹，她翻译的竹内好的《作为方法的亚洲》对我影响甚大，她发言的内容是关于冲绳（琉球）问题的，因为这几年中国南海局势非常紧张，冲绳（琉球）对于中国的南海规划实际上至关重要，所以我对此问题很感兴趣，可惜她的发言感性，而且态度暧昧；另外在大会中引起我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在一些台湾学者和日本学者关于中国满洲的研究中，居然都是一口一个“满洲国”，这让我颇感不快，后来旅日中国学者李伟演讲时候非常及时地使用了“伪满洲国”一词，很是安慰；这让我意识到学术背后的政治是非常现实的存在，尤其在这种跨国会议上，各种话语的较量背后都隐藏着不同的世界景观。我徒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在文化叙述上丧失发言权，经济的强权并不一定能带来帝国的复兴。也就是说，需要重新审视中国现代以来的历史和遭遇，需要重新讲述中国故事——这个故事不仅仅关于帝国在鸦片战争后的失败，更重要的是要意识到这种失败仅仅是短暂的一瞬，故事的主体内容应该是失败中的自觉和在现代意义上帝国的自我更新以及这种更新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所提供的至关重要的经验。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克服那种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殖民心态，同时又要克服浅薄的大国崛起背后的沙文主义。在与这些知识分子的交流中，我感觉到了一个普遍的焦虑：中国将在亚洲甚至全球扮演什么角色？马来西亚籍的作家黄锦树的发言是这种焦虑的典型代表，他说，如果不对中国作家关于南洋叙述中的异国情调抱有警惕和批判，马来西亚的文学就会有“被殖民”的危险。

台湾的会议与大陆大不同之处在于会议安排紧凑，早上8点开会，中午吃便当，下午六点才结束，连续两天，很是辛苦，但也因为辛劳，解决了异地失眠之苦。下榻处号称台湾大酒店，名字很大很气派，实际上就是一个不大的酒店，但干净素雅，倒也让人觉得舒适。晚上没有特别的活动，一个人沿着酒店门口的大街走了一程，左边是彰化火车站，看起来和大陆一个县城的火车站差不多大小，陈旧破落，门口停了一溜的出租车，据台湾老师介绍，这里的出租车不打表，直接讲价，果然如此，仿佛到了北京的某处郊县。向右一直前行，街道狭窄，还没到十点钟已经是灯火阑珊，偶尔有一群摩托少年集驶而过，发动机的声音在空旷的街道上显得尤其刺耳，街道上并没有区分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这让我觉得极不安全。

会议期间正好是台湾导演魏德圣的新片《赛德克·巴莱》在岛内热映的之期。此人以前拍的《海角七号》曾轰动一时，这次的新片据说也是引起议论纷纷。该电影以1930年代台湾的雾社事件为原型，讲述的是台湾原住民在雾社反抗日本殖民的故事。所以会议的一项安排是看电影，并参观游览与电影内容相关之地：雾社。大多数老师选择了先看电影，然后参观雾社。而我却颠倒了过来，先去参观了雾社。导游据说是岛内对雾社事件研究最深入的一位民间学者，可惜名字我已经记不住了，他操一口闽南口音，听来很是费劲，好在旁边有台湾老师随时翻译，总是陆续听懂了一些内容，雾社位于台中南部，因山高险峻，远望终年烟雾缭绕，故得名。这一带原是台湾原住民赛德克族聚居之地，这些原住民长期生活在自己的文化和仪式之中，在清政府时期，与汉人以“人止观”为界，基本上相安无事。但是台湾割让给日本以后，日本人觊觎雾社的森林资源，先以武力威慑，后以文化侵蚀，强行对原住民推行现代管理秩序，已达剥削奴化之实。1930年10月27日凌晨，酝酿很久的反抗终于爆发。赛德克族大头目那鲁率雾社六部起义，袭击雾社一切日籍人士。可能是仇怨太多，赛德克族一反不杀妇女儿童的旧例，对所有日籍人士施以“出草”（赛德克族专用语，即割人头）。据史料，当日即斩杀134名日本人，包括官员、警察、教师以及他们的家属。因现场混乱，亦有著和服而被误杀者，但数量极少。随后赛德克人分发缴获的枪支弹药，切断交通和通讯，并把雾社里的100多名汉人护送下山，准备与日本人决一死战。失败的结局是预定的，在日本人的飞机、毒气、炸弹的猛烈反攻之下，起义很快失败。参与起义的各部落人数不过1230多人，其中的“巴莱”（即英勇善战的青壮年战士）不过300多人，且弹药粮食均匮乏，所可峙者，不过一腔热血和地势天险。11月下旬，战争结束，赛德克族战死者约340多名、自缢身亡者296名、被俘虏者265名，另外有约500名原住民投降。自缢身亡者多为妇孺，因不忍占用战士的粮食而致。大头目莫那令妻子自缢，枪杀两名孙子，然后赴高崖自尽。在起义的时候，他说：“我去过日本，日本人比山上的石头，比水里的鱼还要多。我们肯定会失败。但我们起义，不是为了求生，而是为了求死。唯有如此，我们死后才能够通过彩虹桥，回到祖灵居住之地。” 参观雾社回来，我和李伟老师连夜去看电影，偌大的彰化大影院就坐了5、6个人，冷静却让我欢喜，我喜欢人少且安静的住所，能思考者在这个世界上永远都是少数。电影极好，比起《海角七号》的殖民情节和奴婢心态，《赛德克巴莱》的血性让我感动，魏德圣没有执著于他旧有的观念和风格，他用一部电影反对了另外一部电影，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艺术家。

《赛德克·巴莱》剧照

会议结束后，我和李伟老师返台北，顺便一日游。从台中上高铁抵台湾，不过二十余分钟，对习惯于北京长途突袭的我而言，岛内的距离感变得异常具有戏剧性，我上地铁从台北至淡水，刚打了个盹，就被李老师催促下车，原来已经到了。台北一无足道，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等等都因其体量之小而显出一派“山寨”风格。在中正纪念堂前碰到一群人正在游行示威，原来此日正好是蒋介石之诞辰日，这些人过来抗议政府的两岸政策，一群老头老太太举着“台湾国”的牌子，满面慈祥地骂马英九“认贼做父”，我举相机拍照，一满头银发老太摆各种姿势，要求我给她多来几张特写。我心中窃笑，“台独”垂垂老矣！

日暮时分抵淡水码头，大美。任何人造的景观都无法和自然媲美。台北一日，唯一庆幸的就是看到了黄昏中的大海和海上飞过的大鸟，这种美不关乎任何民族、国界和政治，这是唯一的、普遍的美。稍晚些，又有细雨和微风，在细雨和微风中，我在淡水老街走了一个来回，然后坐上公交车，穿过一些不熟悉的地点，回到始发地。是夜宿桃源，与黄文倩老师彻夜长谈，第二日下午黄老师驱车送我到机场，告别台北。傍晚时分抵达北京，虽然离开仅一周，却有长途跋涉而终返故乡的亲切，我爱北京，它的大而空旷，它的尘土和冽风，它不经意中流露出的一丝柔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