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北宋末年，宋廷派使节自山东登、莱乘舟北上，与刚刚自白山黑水中崛起的女真签订了共同灭辽复燕的盟约，史称海上之盟。海上之盟的签订时常为人所诟病，的确，北宋的灭亡与其联金灭辽的政策不无关系，北宋对金辽两国国力的误判也导致了一系列战略失误。
甚至就连当时的北宋朝堂上，也有反对联金灭辽战略的声音存在，太宰郑居中就曾坚决反对，称“檀渊之盟至今百余年，兵不识刃，农不加役，虽汉唐的和亲之策，也不如我朝的安边之策......以太宗之神勇，收复燕云，两战皆败，今日何可轻开战端”。而枢密院执政邓洵武更是直言，辽国国力已然衰弱，一旦金人吞辽做大，那么北宋边防岂不是更加危急。
可即使反对不断，北宋最终还是与已经弭兵修好百年的辽国开战，这一方面自然是与当时的宋辽金的国力有关。而另一方面，“收复燕云十六州”这一故愿同样是诱因之一。那么，燕云十六州究竟有多重要呢？
燕云十六州所在，大致包括北京、天津海河以北地区以及河北北部、山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所谓十六州，主要是指幽州、瀛州、檀州、蓟州、涿州、莫州、妫州、蔚州、朔州、顺州、云州、应州、儒州、新州、寰州、武州。
按照地理位置划分，“幽、蓟、瀛、莫、涿、檀、顺七州位于太行山以东，称为山前七州，以幽州（今北京）为核心；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九州位于太行山以西，称为山后（代北）九州，以云州（今大同）为核心，统称燕（幽云）云十六州，又称“山前代北十六州”。
十六州中，最靠北面的是武州，最西面为朔州，最南面为瀛洲，最东面为蓟州，其余各州在此四州之间沿长城两侧展开。
以古代的交通运输条件而言，横亘燕云北部的燕山、太行山脉几乎是一条无法跨越的天堑，早在秦汉时期，中原王朝就已经开始依靠此处天险及修筑的长城防御游牧民族的入侵。隋唐时期，十六州的行政区划基本形成。
此时，幽州设立大都督府，瀛洲、莫州、檀州、蓟州等区划也已建成，其中蔚州、朔州、云州归河东道，其余地区划入河北道。燕云又称幽云，其得名显然与幽州、云州有关。这两处，也是燕云最为重要的战略节点。
先来说说幽州。幽州全称幽州大都督府，隋代称为涿郡，唐高祖武德元年更名幽州总管府，开元十三年，升格为大都督府。作为军事重镇，幽州有着天然的优势。其北面为燕山山脉，骑兵难以逾越，南方则是拒马河。周边还有榆关（山海关）、松亭关、古北口、金坡关（紫荆关）、居庸关等五关。其中，古北口为唐朝时防御契丹南下的重要关隘，最窄处仅容一车通过。
云州的情况和幽州类似，作为陕西最北端的重镇，由于地处晋北黄土高原边缘地带，地势复杂多变，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北方门户所在。若云州丢失，则北方骑兵可以取道妫州直抵幽州。
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称:“（云州）东连上谷,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居边隅之要塞,为京师之藩屏”。自石敬瑭割燕云后，辽国开始对幽、云二州的经营，将幽州设为南京，云州设为西京。彼此互为犄角，以震慑北宋、西夏。
事实上，燕云之地的战略意义不仅仅在于其防御效果。《辽史·地理志》称幽州“其利鱼、盐,其畜马、牛、豕,其谷黍、稷、稻”，隋代大运河北端永济渠联通至此。因为拥有极为发达的农业和便利的交通，隋炀帝三征高句丽时，以此地为枢纽，集结天下兵马、军器、粮储。
自先秦至隋唐，由于地处暖温带季风性森林草原气候区，燕云十六州一直都是中原王朝农业最为发达、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带。当契丹获得燕云之地后，当地汉人的农业经济并未遭到大规模破坏。相反，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因俗而治，“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
这一举动缓和了当地辽汉对立的局面，另外，客观来说，辽国早期的几位君主并非昏庸之辈，在治理燕云时，也会采取怀柔手段。“五稼不登，开努藏而代民税螟蝗为灾，罢摇役以恤饥贫”。经过辽国几代皇帝的治理，燕云之地成了辽国最为富庶的经济中心。
不仅如此，当地稠密的人口也成为了辽国最重要的士兵来源。契丹自神策元年收编后唐“山北八军”后，以此为模板建立了诸多汉军编制，如五京乡丁就多为汉人。
《辽史·兵卫志下》中记载“三京丁籍可纪者二十二万六千一百，番汉转户为多。析津、大同，故汉地，籍丁八十万六千七百。”辽国实行五京制，即上京临潢府（今赤峰市林东镇）、东京辽阳府（辽宁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中京大定府（内蒙古宁城县）、西京大同府。上京、东京、中京三地可用兵丁只有南京、西京两地的四分之一强。
根据《辽史》记载，（南京析津府）“城中汉兵凡八营，有南北两衙兵、两羽林兵、控鹤、神武兵、雄捷兵、晓武兵，皆黔面给粮如汉制”。和寻常汉军以步兵为主不同，这些由精锐汉军中选拔出来的部队，均为骑兵，总编制在一万八千骑左右。再加上分布在西京、南京各地的布防军队，燕云一带的战争潜力不可小觑。也难怪在辽代会有“燕京兵戎冠天下之雄，与赋当域中之半”的说法。
燕云之地对于辽国的意义无可置疑，相对应的，燕云在北宋君臣心中的重要性同样不可小觑。拥有燕云之地的契丹，获得了远超传统游牧民族的战争潜力，也获得了可以随意入寇北宋腹心之地的交通要冲。
由于燕云的丢失，北宋失去了长城防线这一农耕文明保护自己的藩篱，反倒是和辽国共有华北平原。契丹原为游牧部落，牛马牲畜满坑满谷，尤以轻骑兵见长。在这些来去如风的骑兵部队威胁下，以农耕区为主的中原王朝始终不得安宁。
自后晋失燕云以来，后汉、后周、北宋均有收复之心，然而，真正取得进展的只有后周世宗柴荣。这位天不假年的皇帝在短短六年间扭转了后周的国势，并利用先南后北的战略壮大自身实力，终于于显德六年的北伐中，得宁、莫、瀛三洲及益津、瓦桥、淤口三关。
和后汉时完全无险可守相比，夺下三州、三关后，后周终于可以建立新的防御阵地，保卫身后的平原地带。由于地理禀赋的影响，这样的防线显然无法与燕云北线长城相媲美。然而，“土山平陵，漫衍相属，平原广野，此车骑之地也，步兵十不当一”，面对纵掠驰途的游牧骑兵，以步兵为主的北宋军队，只能利用各类工事挽回攻守逆差。
为防止契丹骑兵南下，北宋甚至于沿白沟河一线，自太行山东麓的保州向东建立数百里的陂泽、沟渠，配合太行山西线的榆塞，作为人工防御工事。“自保州西北沉远泺，东尽沧州泥枯海口，几八百里，悉为潴潦，阔者有及六十里者”。
这也是如今在互联网上被称为水长城的防御工事。以当时的工程技术水平而建，依靠人力建立水长城，其耗费可想而知。可即便如此，这类由人工开凿建设的防御设施，在防御骑兵的能力上依旧无法与真正的长城险塞相比。
而更加天马行空、骇人听闻的方案则与黄河改道有关。北宋初期黄河并未改道，而是沿东汉时期的故道入海，此道从东汉至唐末，共维持八百余年未曾变化。但到了宋代，随着气候的变化，黄河流域常常因为雨量变化而决溢，天禧年间黄河改道北流，朝廷派谙熟水文的官员李垂治理河患。
然而，这位治水专家在考察当地情况后，竟要求宋庭不要对此次改道进行干预。原来，早在大中祥符五年，李垂就曾经上《导河形胜书》，建议人为对黄河进行改道，原因是他认为黄河北流则“契丹不能南侵”，乃“中国御边之利”。
而此次黄河因决溢改道，正好符合了他当时的建议。然而对于北宋而言，黄河改道不治是极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也会让百姓质疑政权的合法性。因此，李垂的建议再一次被驳回，黄河北岸的决堤口也被修复，然而，元祐四年，黄河再次北决，“遂不复闭，盖幸其北去，无南决逼近都邑之患”。
这次的黄河改道事件，当然是天灾而非人祸，但诡谲的是，北宋的善后工作并不得力，以至于河北路大半地域，共十五州遭河水肆虐。最后，还是南宋人沈作喆一语道破天机：“古来黄河由滑入郓，以都汴故，欲大名等处在河之内，故穿新河，河失故道，为害尤大。”
对于辽宋两国而言，燕云十六州的意义或许并不完全相同，然而重要性却在伯仲之间。无论是否愿意承认，对于辽人而言，燕云之地是其逐渐汉化过程中最关键的核心区域，在数位国主的苦心经营下，这里也是辽国最为精华的地区。
而对于北宋而言，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失去燕云之后，不仅意味着失去了十六州的农耕地区，更意味着广阔的华北平原成为任人驰突的草场。为了弥补这样的战略弱势，北宋就必须牺牲大量资源和精力放在种种工事的修筑上，而这无疑也是北宋“不能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