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观察
乡村调研手记106
作为传统木式建筑的代表之一，侗家的半干栏式吊脚楼民居似乎已经成为衡量侗族传统村落的标配。不仅是因为它保存了不费一钉一卯凿木相衔、以榫相接还可以不差毫厘的传统木构工艺，而且其依山就水的方位讲究，也成为了“道法自然”哲学观最具生活感的自然诠释。
地扪侗寨，也曾是拥有过一片纯粹吊脚楼民居建筑的聚落，被称作“时光边缘的村落”。但是随着当地村民物质条件的不断丰厚，交通的便利，市场化向乡村的极大延伸，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这里也零零星星地建起了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民居建筑。
之后的三十年，村民们对钢筋混凝土的热衷从未减缓，甚至呈现出了喷涌之势。至今为止，地扪近 600 栋民居里，有 2/3 都是砖混结构或部分砖混结构的民居建筑。也就是说，已经有400栋房子发生了更迭，这个数字还在持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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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的现实考量
对于地扪这样的传统村落而言，如此大规模地更新民居风貌，很多人无论是基于审美的角度，还是传统文化保护的角度，都不太理解村民的选择。然而，对于村民来讲，他们则只是从切身需求出发来进行自己在实际生活中的考量与选择。
对于他们来说，首要考虑的就是房屋的安全性问题。在木构民居建筑群生活的村民，最担心的就是火灾的突袭，因为木构民居聚落常常平均每三十年就会发生一次火灾。如十六年前的2006年4月，地扪的维寨与模寨就曾因村民用火不甚造成大规模失火，几十栋房屋因此成为灰烬，给两个寨子的村民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与精神损失。混凝土的房子则大大减少了这个风险，村民当然会愿意选择建砖混的房子，毕竟可以少一份担惊受怕与遭受损失的潜在风险。
另外，还有经济方面的考量。目前，随着社会的发展，交通、运输以及材料采购等外在条件都已不成问题，成本算下来，普通木构房屋与砖混民居的建造成本基本持平。但是，如果木房子要达到防火隔音的效果，造价则会高出砖混民居很多。传统木构民居的维护成本也要高于砖混民居。如潮湿气候下，木构房屋的腐蚀与倾斜等问题，都需要不定期维护。同时，木构民居房顶使用的都是青瓦，瓦片会因自然天气的缘故有所损坏，也需要每年定期修补。相比而言，砖混民居则会使村民省下许多维护成本。
再者，有人说，村寨的美在很大的程度上就体现在卯榫相接，与自然融合的传统木构建筑上面，砖混民居则破坏了这种美，似乎是审美的败笔。但是，这可能正是大部分村民的审美趋向，青山绿水已是日常，他们更加青睐城市里的水泥森林。审美是多元的，并没有什么对错，只是因所生发的条件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审美。正如，当下的城里人总想攀越城市与乡村的那道围墙只为看几眼星辰与山水，村里人则也羡慕着围城那一头的钢筋霓虹。
况且，就村民的心态来说，常年来不断被边缘化的他们，很渴望与城市人一起分享现代化所带来的成果，趋向于城市风貌的混凝土民居建筑，则更能使村民感到建构地位与身份的外在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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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的冲突
村民选择砖混民居是做了从实际到审美等多重因素的慎重考量，而非一时之间的心血来潮。因此，他们的态度与行为也都十分坚定。如，2020年曾有高校的建筑学院想在地扪找两户计划建新房的村民合作传统民居再造的课题项目，并会对有意向合作的村民给予每户5万元的建房补贴。顾名思义，地扪的传统民居一般指原来两层的木构吊脚楼，而传统民居再造则是结合当下的条件与村民的需求，对传统吊脚楼进行改造，即底层砖混结构，二层木构结构。
在这种有建房补贴的情况下，还是有很多村民不愿意进行合作。一方面，是因为设计方案并不能完全满足他们当下所需；另一方面，很重要的一点是村民更想建完整的砖混结构的房子。村民如此选择，虽然是从自身的切身实际出发但还是遭遇了很多外部社会不同群体的审视与不解。
从文广部门、文保专家的角度出发，把这种现象判定为是传统村落在不断走向衰颓的表现， 意味着传统文化的逐渐消逝，这种发展趋势被认为是传统村落之“殇”，人类文明的遗憾。对于大部分到访者而言，则多是认为失去了一个传统观念上觉得必须要“打卡”的地标性民居建筑群，没了这个纯粹的打卡对象，他们顿时觉得村寨变得索然无味，没有了任何游访的价值。
外部社会的人群与村民在砖混结构民居建筑上所产生的观念上的冲突如此相悖，主要还是思维对象的不对称以及使用价值的逻辑冲突所导致的。村民，作为一个长期在民居建筑里生活的人，他们往往把民居这一思维对象与自己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长时期的居住主体常会对思维对象进行短时段的物质利益考量。
而外部社会的人群恰恰相反，即便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思考，观念也有所不同。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是把此时的民居建筑这一思维对象当成是自己长时期的居住场所来看的，更多的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感知，比如这一思维对象是文化的标志、延续等。这种无关切身利益的思考方式，往往就会进入长时段的精神层面的考量。
各自的逻辑都没有问题，但当两者混淆到一起时，由于思维对象的不对称，使用价值方面的冲突就产生了彼此逻辑上的矛盾。如《墨子·经说下》中的一句话：“南方有穷，则可尽；无穷，则不可尽。”即如果在有限中引进无限，就可能引起悖论。不同的人群在短时段的利益考量里掺杂了长时段的精神层面的考量，自然会引起悖论，同时也引发了传统村落如何保护的热议。
如何平衡这一问题进行解悖，本质上还是要解决逻辑的矛盾点：即短时段的物质利益考量与长时段的精神层面考量之间的冲突。从这一点来看，如果像往常一样，用经济上的微薄补贴试图改变村民的选择，希望用村民的切身利益换取外部人群抽象的精神追求，这种方式的可行性基本等于零。因为这种途径本身就是在激发矛盾点，而不是在进行平衡。
这不得不让我们慎重思考，这两者的利益结合点究竟在哪里？以传统民居建筑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物质形态的基因内核到底是什么？是不是这种物质形态消逝了，涌动的传统基因也会随之停止？人们的精神文化层面的追求，为何总是局限在不变的文化物质载体的永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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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新的场所精神
村民选择砖混民居建筑经过了从经济成本到审美趋向再到精神认同等多重因素的考量，近年来传统木构民居的更迭现象，就是其适应当代性的自然调节。也就是说，像地扪这样的传统木构民居建筑在当地已经逐渐失去了他自己的存续环境，原本的场所精神也在慢慢消逝。
基于此，再拘泥于对传统民居其物质载体的形式化、符号化的描摹，就很容易落入后现代形式主义的泥潭了。既然传统木构民居原本的场所精神已经伴随着乡村生产生活情境的转变而发生了质的改变，那么就应该通过其它形式为这个载体的基因寻找新的存续环境，并重构新的场所精神。
正如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在《论传统》中分析的那样：“传统的变迁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是因为形成传统的智慧不会照射到未来认识到的事物，这形成了需要理性看待和修正传统的可能性。……外部因素是因为环境改变，面对其中心扩张，传统通过其载体所作出反应而发生的变迁 。”
理性的看待与修正，理解自然变迁的正当性，则不应拘泥于形式化的保存与维系，而是需要从根本上面对和解决问题。于建筑本体之外其所承载的“物体化”、“空间化”、“认同感”以及“归属感”等四个要素出发，对传统民居建筑进行再造、载体输出，并为其另觅其它可以重新焕发生命力、继续延续下去的环境。如：
其一，进行传统民居改良，在地吸引其他适用人群。满足人们现代化的需求以及完善传统民居原本功用上的某些不足与劣势，如对防火隔音等传统功能不足进行系统化的完善，并在建造时引入更多的现代化设施与现代化理念，对传统民居建筑进行科学合理的再造。此时，再造的传统民居的成本或许并不在村民的承受能力之内，那么它的使用群体就应该有所改变。比如，可以作为设计工作室、乡村创谷以及慢居社区等空间来使用，为其寻找新的适用人群，重构新的价值认同感与精神归属感，并由此重构出这些传统木构建筑聚落新的场所精神。
其二，进行传统民居再造，对外寻找新的适用环境。对传统民居建筑进行装配式的设计再造，以便可以对外输出。为其寻找新的需求与存续环境，如城市的某些公共空间与度假景区等。令对之心有向往的人们，有新的环境可以延续“记忆”。传统民居建筑这个载体，也可以在新的环境中寻找到别样形式存在的动力。
其三，记忆传递，延续传统木构的智慧基因。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将传统木构的卯榫智慧进行剖析记忆，进而找寻各种合适的新载体来传递以及延续这种基因记忆。此外，将乡村木构建筑群落依山傍水，与自然融为一体的“风水学”以及哲学观念进行梳理，以应用于解决当下过度消耗自然资源等现实性的社会问题。通过内核基因的记忆传递与延续，知识体系、哲学观念的剖析梳理，来为传统木构民居找寻当代化的新场所精神。
总之，民居建筑其实没有“种类”之分，也没有“形式好坏”之分，只是在不同环境会存在是否合适的立足点。大部分民居建筑都是人类智慧投射到不同生产生活环境下的不同载体反应。它的本质不在于形式，而是是否具有满足人类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立足点，由此才会产生承载认同感与归属感的场所精神。
作者：张媚，民智国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编务：李曾玉
责编：井惠子
图片来源：地扪生态博物馆资料库